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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晉藩，生於1930年，遼寧沈陽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
品嘗著清香四溢的茗茶，記者在張晉藩教授家中，聽先生娓娓道來他的家國情懷與法史人生。
張晉藩回憶道，在他小的時候，最大的樂趣就是聽父親講歷史故事。上學以后，讀了不少歷史小說，積累了一定歷史知識。老人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偽滿洲國讀的小學，日本侵略者為了推行奴化教育，粗暴地篡改歷史，稱“滿洲國”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孫。“欲亡其國，先滅其史”，篡改歷史令人難以置信，卻又真實地發生在他的身邊。“那時候我就朦朧地意識到正確地理解歷史對於一個民族的自信、自強該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1950年，張晉藩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研究生，從那時起，便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與研究。彈指一揮間，已經60多年了。
鑒古明今問法制
上世紀80年代之后，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的中國社會，比以往更重視以史為鑒。
1986年，張晉藩應邀在中南海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講授法律課，題為《談談法制歷史經驗的借鑒問題》。講演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典故：唐太宗曾經下敕，如果官員偽造資歷者處死。不久就出現了一個偽造履歷的官員，但司法官大理寺少卿戴冑卻依據律法對其處以流放。太宗不悅，責問戴冑，戴冑對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
這段史料成了那節課的熱點。課間老同志問：戴冑是否處死？張先生答曰，沒有處死，唐太宗還表揚了戴冑，“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張晉藩向記者表示，中國法制史學研究的是過去，但面對的是現實，它的生命力就在於為當代中國的法制建設提供歷史的借鑒。中國法制的歷史經過4000多年的發展，歷代王朝迭有興衰，法制不僅是盛世的表現，而且還是盛世的動力。韓非子曾經說過“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1996年和1998年，他又兩次應邀為全國人大常委會講授法律課，題目分別是《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中華法制文明的世界地位與近代化的思考》，兩次講題雖然不同，但主線都是為當代法制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中國法制史學中心一定要建在中國
1979年6月，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在吉林長春召開。在這次會上，張晉藩提出集合全國的力量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的建議。張晉藩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設想，是因為他得知世界上曾經召開過3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但都沒有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
“不能讓我們的子孫到外國去學習中國法制史。”他深情地說，把中國法制史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國，是我們法史工作者的歷史使命。正是懷著這樣的歷史使命，張晉藩承擔了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的任務，篳路藍縷，艱苦備嘗，歷經19年，終於完成了這部書的出版。該書共10卷，500余萬字，被法制史界贊譽為世紀之作。2000年，有法制史學者訪問意大利時，將此書贈予意大利名校比薩大學。有媒體報道稱，該書從此聲播海外，被西方譽為中國版的《查士丁尼法典》。
不畏浮雲不怠思，不懼山高不止行。《中國法制通史》編成以后，張晉藩又用了22年的時間，主編了《中華大典·法律典》23卷，現已出版。他還用16年的時間，主編了即將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10卷。張晉藩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研已經64年，出版的專著論文不下數千萬字，其專著《中國法制史·古代卷》早在20年前便被譯成日文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國法律的傳統與近代轉型》於2014年譯成英文，由德國斯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目前，斯普林格出版社又已簽約出版張先生的另一代表作——《中華法制文明史》，目前譯者正緊張工作中。此外，他還有一些著作譯成韓文出版。
前幾年，中國政法大學進行考評。張晉藩本不在考評之列，但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朱勇教授提出，請人整理張晉藩的材料進行考評以樹立標杆。按照張晉藩終身教授的標准，700分達標，可考評結果竟高達4900多分，足見張晉藩的勤奮。
法史界都知道張晉藩的治學名言是“不自滿，不偷懶”。60余年來，他從沒有節假日的觀念，直到今天，每天還至少工作四到五個小時。當有人稱贊張晉藩在法史研究領域已經登堂入室時，他只是說“我只是看到了中國法制史學學術殿堂的門楣，載欣載奔而已。”以他耄耋之年，卻仍然如此勤奮，受到了法制史界的尊重。
法史鉤沉話智庫
2014年初，中央提出建立智庫的意見，中國政法大學各個學科都進行了建設智庫的活動，張晉藩以提供史鑒作為智庫建設的基本點，率領他的團隊又投入到國家智庫的建設中。
他向記者表示，在中華民族的思想資源中，法制史佔有重要的比重，它是建設法治中國取之不盡的資源。
為此，張晉藩專門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文章所傳達的核心理念就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法律傳統的價值。他說，中國法制的歷史是一座宏大的“智庫”，蘊藏著豐富的文化遺產。由於古今的國情仍有相似之點，中華民族的精神和心態也有一脈相承之處，因此其中的許多寶貴遺產都帶有跨越時空的合理的因子，需要我們深入地挖掘、探索，這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重要鏡鑒意義。
2015年，張晉藩出版了《依法治國與法史鏡鑒》一書。鑒於較大的影響力，《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警世觀點》《中華民族優秀的法律傳統與史鑒價值》等文章相繼被《新華文摘》所轉載。
在回答中央有關部門的立法咨詢時，張晉藩結合法史智庫的建設研究工作，從歷史的角度對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改革與法治、立法權分配與協調等問題作了深入簡明的建議，以供有關部門作為參考。
張晉藩說，諸如人本主義的立法原則、法致中平的價值取向、天人合一的和諧訴求、德禮為本的道德支撐、援法斷罪的司法責任、法為治具的治世方略等，這些都是具有寶貴價值的傳世遺產。
張晉藩拿出一沓厚厚的稿紙，說這是他新整理的《法史鉤沉話智庫》的一本書稿。該書涉及中華法系研究與重塑、古代國家治理方案的設計、治國理政的兩個抓手——法與吏的關系，以及立法與司法的歷史經驗等方面，全方面系統地總結和提煉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和法制建設的經驗。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第六屆張晉藩法律史學基金會獲獎征文頒獎典禮上，張晉藩演講說法史研究應該有這樣的使命感。
（來源：微信公眾號“法史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