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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匯】
編者按
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讓我們看到教育對外開放已成為“進行偉大斗爭”的前沿陣地，需要同西方意識形態、逆全球化、人為的各種限制和偏見做斗爭。本文認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新的歷史方位、新的時代背景、新的社會矛盾、新的戰略部署使教育對外開放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對教育對外開放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教育對外開放需要拓展合作縱深，從而提高“抗震”“抗壓”能力，有效引領全球教育治理變革，確保教育交流“不斷流”。這些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1.教育對外開放面臨挑戰
教育對外開放作為我國對外開放事業和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性人才培養和輸送的基本渠道，是實現教育現代化，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保障，是塑造全球教育治理格局進而推進全球治理體制變革的深層力量。
然而，面對國際力量對比出現革命性變化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動教育對外開放轉型面臨諸多挑戰。在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進程中，隨著一些西方國家主流意識形態中種族優越論、文明優越論不斷被超越，長期以來的傲慢不斷被中國發展的成就所消解，西方社會內心不安全感、焦慮感和挫敗感在增加，加之民粹主義在西方泛濫，排外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盛行，在一些敵對勢力的蠱惑下，西方社會對我國的偏見不時被放大，一些偏見還會上升到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在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政府發布了《中國的經濟侵略威脅美國及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報告，報告誣稱中國利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充當非傳統情報收集者，在全美各地竊取技術和知識產權。而伴隨這些“中國威脅論”的是對教育交流合作的各種限制，包括縮短我國公民簽証有效期，以“國家安全審查”為由拖延中國留學生簽証申請，實行留學、訪學學科專業限制，關閉孔子學院等。
近年來，教育部多次發布留學預警，充分說明教育對外開放從來就不是一馬平川，而是“進行偉大斗爭”的前沿陣地，需要跨越不同文明的溝壑，同西方意識形態、逆全球化、人為的各種限制和偏見做斗爭。而在斗爭中要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就要增強打破僵局、識破騙局、化解危局、破解攪局的能力，就必須實現教育對外開放轉型，打造教育對外開放在空間布局、人才培養等方面的合作縱深。
2.教育對外開放必須轉型
在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迫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對外開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撐，鞏固和擴大國際“朋友圈”，維護和延長國家發展戰略機遇期。教育對外開放必須做出一系列重要轉變來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新部署，才能站在時代的前沿，催生新作為，開辟事業新格局。
一是使命擔當的轉變。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教育對外開放是建設教育強國的必由之路。“一帶一路”建設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我國改革開放最鮮明的特征。建設好“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是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互聯互通的基礎工程。以教育對外開放為最大亮點的中外人文交流已成為中國“民間外交”最重要的舞台和推進文明交流互鑒最深厚的力量，是凝聚全球治理共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在中國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中上行列后，面對改革開放所處的新的歷史方位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任務，教育對外開放的使命擔當由服務國家教育改革發展向服務教育強國建設、“一帶一路”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轉變。
二是角色定位的轉變。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在全球教育治理的某些領域正由“跟跑”轉為“並跑”甚至“領跑”。近年來，我國主動在全球教育發展議題上不斷提出新主張、新倡議和新方案，如牽頭制定了《亞太經合組織教育戰略》《中國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我國正從國際教育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制定者和積極推動者，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角色從“學習適應”向“推進變革”轉變。
三是發展方式的轉變。長期以來“寬進寬出”、粗放式的規模擴張已制約教育對外開放中的生源、師資、投入等要素結構的優化，影響教育對外開放層次和水平的提升。教育對外開放迫切需要由注重規模的粗放式發展向注重質量的內涵式發展轉變。根據不同國家、地區的特點與需求，設計不同類型的開放交流路徑，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推動開放交流內容的精准化、交流方式的多樣化、交流過程的機制化、交流成果的品牌化。
四是工作重點的轉變。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教育舞台的中心，中國的教育發展經驗正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關注和借鑒。如“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葡萄牙等10多個國家向我國發出境外辦學邀請﹔近年來英國引進上海數學教材，購買上海數學教師教學服務﹔俄羅斯用中國專家、中國標准對本國大學專業進行評估等。教育對外開放在工作重點上正由助推國內教育治理向統籌國內與全球教育治理轉變，由單向學習借鑒向交流互鑒和民心相通轉變。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提供中國的教育發展標准和方案，深度參與國際教育規制制定，促進中外民心相通將成為教育對外開放的重點內容。
3.拓展交流合作縱深
教育是強國之基。40年前率先從教育領域起步的改革開放，實現了中國由“站起來”到“富起來”，由人口大國到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當前的教育對外開放能否成功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未來幾十年中國能否實現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由人力資源大國到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面對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唯有拓展合作縱深，增強應變能力，才能完成好轉型。
一是教育對外開放要在全球和區域布局上向縱深發展。完善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內的教育布局。加強與中俄、中美、中歐、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度等現有九大高級別機制國家和地區地方政府交流合作，帶動教育交流合作的重心下移，提高民心相通的覆蓋面和深入度。完善教育、科研組織機構全球布局。隨著世界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新興、前沿和交叉學科的生長和發展更加依賴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的知識生產。大力支持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與海外相關機構合作設立海外科教基地、海外創新基地，形成挖掘全球創新潛力，遍布全球的科研和人才培養網絡。完善教育援助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半遭受過舊殖民統治體系的剝削和壓制，很多國家至今無法擺脫貧困、飢餓、動亂的困擾。隨著教育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受援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在繼續推進“南南合作”教育援助的同時，應配合“一帶一路”建設加大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教育援助力度。
在區域布局上重點圍繞雄安新區、海南國際教育島、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的教育對外開放，打造區域教育對外開放新高地，推動區域開放型經濟的發展。以“一帶一路”節點城市為支點，加快推進“一帶一路”教育共同體建設，以點帶面提升中西部和沿邊地區的教育對外開放水平，拓展區域教育開放合作縱深，打破“東強西弱、海強邊弱”的區域教育對外開放格局。
二是在國際人才培養和輸送上向縱深發展。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需要大批既熟悉教育的基本情況，又了解對外開放的國際形勢、通曉國際規則的人才。人才的短缺尤其是我國在聯合國系統任職的國際職員代表比例不足，中高級職員缺乏，已成為我國擴大對外開放，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軟肋”，制約了我國軟實力的發揮。要扭轉這種局面，教育對外開放必須著眼於人、著力於人，加快培養“尖端人才”“國際組織人才”“非通用語種人才”“來華青年杰出人才”“國別和區域研究人才”等五類國際戰略急需人才，加大輸送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的力度，建立與國際組織銜接的人才培養、輸送機制，為提升我國在主要國際組織中職員代表比例以及建設新型國際組織，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對國際組織的主導權的壟斷提供人才支撐。
三是在對象國民眾對華心理建設上向縱深發展。將對象國民眾心理建設整合入國家形象建設、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中去，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針對青年、學者等關鍵人群，智庫、主流媒體等關鍵機構和團體的社會心理有的放矢地開展交流工作。加大民間交流的力度、深度和廣度，讓教育和人文交流更加走心、入心、安心，積極培育民間教育外交力量，夯實教育對外開放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民心基礎。在交流對象國政府出現重大政策調整甚至雙方政府因重大摩擦無法正常對話時，發揮民間教育外交“為政府所不能為、不便為”的功能，確保教育交流不“斷流”。
四是在教育對外開放與政治互信和經貿合作的關系上向縱深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單位是國家關系。教育深刻影響民眾對國家關系的基本認知，塑造著國家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以教育對外開放為最大亮點的中外人文交流是構建新型國家關系的基石，與政治互信、經貿合作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同構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三大支柱。教育對外開放需要加強教育、外交、商務等多部門協同，積極推進國際理解教育，拓展教育公共外交的空間，充分發揮教育交流在增進外國公眾對我國政治體制、發展道路、價值觀念基本理解中的“正能量”﹔充分發揮教育交流在搭建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培育國際教育產業、助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軟力量”。對那些與我國在政治上存在分歧，經貿關系緊張或薄弱的國家或地區，需要發揮好教育人文交流緩沖帶和突破口的作用，通過與政治互信和經貿合作的深度融合，維護和擴大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涂端午，系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比較與對外交流部副主任、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