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子騫孝行的文學流傳

　　在傳統孝文化中，始見於敦煌遺書，由元代郭居敬編定的“二十四孝”，是極為流行的孝道典型。今天看來，其中涌泉、臥冰、哭竹、嘗糞、恣蚊的迷信或自虐，局限都頗明顯，郭巨埋兒的愚孝更遭到宋代林同與明人方孝孺、林俊、戴君恩、何塘、李默、李世雄、刁包，清人李光地、袁枚、洪亮吉直至“五四”時期魯迅等人的質疑抨擊。而民間影響最大的閔子騫“蘆衣順母”卻受到稱許，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展示的寬容仁愛，即使以當代價值審視，也不失為充滿正能量的傳統孝文化精華。

　　閔子之孝首見於《論語·先進》，“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並無具體事跡。《孟子》《庄子》《荀子》《尸子》《晏子春秋》《孔叢子》《孔子家語》及《亢倉子》等雖論及閔子之孝，亦皆不言蘆衣之事。

　　漢代始有閔孝蘆衣之說，見於《韓詩外傳》《說苑》和桓帝建和元年山東嘉祥武梁祠石刻文字。王充《論衡·知實》與蔡邕《琴操·崔子渡河操》側面涉及。但最早敘述閔孝蘆衣故事的《韓詩外傳》，今本無此條，僅見於朱熹《四書或問》與曾慥《類說》所引《韓詩外傳》今本佚文：“子騫早喪母，父娶后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逐后母。子騫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悔改之，后至均平，遂成慈母。”

　　此事又見向宗魯《說苑校証·佚文輯補》輯唐《藝文類聚》句段，唯隻言“衣單”，不及“蘆花”，也無后母悔改情節，“一子寒，三子單”作“一子單，四子寒”。宋《太平御覽》三次摘引今佚劉宋師覺授《孝子傳》中閔孝故事，內容略同，唯將《外傳》的“蘆花”作“藁枲”，“三子、四子”，作“二子、三子”。今存武梁祠石刻則是漢代原文：“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

　　此閔孝蘆衣故事唯一現存的漢代文本雖簡短，但已述明“單衣順母”的情節主體，現代各劇種《鞕打蘆花》仍基本如此。

　　閔孝“蘆花”自《韓詩外傳》流傳兩千多年，影響遠非“二十四孝”其他事例可比，但主流文化卻鮮少提及。從《毛詩·素冠傳》引“閔子守喪三年”而不引“蘆衣順母”之孝，到論語“孝哉閔子騫”的歷代注家如鄭玄、何晏、孔穎達、邢昺、朱熹等，均不言“蘆衣”。至清代《花部農譚》作者焦循，才引入其《論語補注》。司馬遷《史記》述及《韓詩外傳》，而《仲尼弟子列傳》不收《外傳》的“蘆衣順母”，歷代正史也不採用。清《四庫簡目》說《韓詩外傳》《說苑》“姓名時代或有抵牾，多與先秦諸子相出入”（顧炎武《日知錄》已言《外傳》卷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章時代有誤）。朴學家則明確質疑。呂留良《四書講義》雲：“俗傳閔子故事，不知其有無。其情事語句俱鄙俚，必非春秋時所記！”崔述《洙泗考信余錄》更以為是好事者以己意附會：“孔子稱閔子之孝，吾知閔子之孝而已﹔閔子之所以為孝，吾不得而知也！”

　　歷代回避質疑，原因有三：先秦無此記載、情事語句鄙俚、漢文獻眾說紛紜，如閔子兄弟數量、閔子衣服質地、閔子所駕馬車（武梁祠石像）或牛車（樂山漢墓石刻）、閔子因寒失手的棰與靷、閔父覺察過程、后母有無悔改下文等均有齟齬，但也正說明“蘆衣”本屬《漢志》所雲“道聽途說之所造”的虛構性傳聞。這恰是現代文學中小說的概念。因此《韓詩外傳》“蘆衣”故事實為閔子之孝文學流傳的發端。

　　孔子“點贊”閔子，其孝行當不止“蘆衣諫父”一事。見於秦漢古籍的尚有《公羊傳·宣公元年》的“要绖而服事”、《毛詩·素冠傳》及劉向《說苑》的“三年喪畢操琴”、《亢倉子》的“問孔子孝與道”等，但影響甚微，唯“蘆衣順母”以多種文體踵事增華流傳至今。其原因除了儒孝傳統與王朝倡導，更應在於“蘆衣”故事的文學性。如同唱空城計的諸葛亮比《三國志》的本人更為世所知那樣，閔孝通過“鞭打蘆花”普遍流傳，實得力於文學這一“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容易被人理解、接受的一種形態”（張岱年語）。

　　魏晉至隋近四百年間，“蘆衣”故事在文字上一直以歷代書目所載的各種《孝子傳》流傳。是以閔子之孝在先秦僅以抽象道德流傳於諸子，漢魏六朝才以具體事件流傳於士林。

　　唐代“有容乃大”的文化氣派在各方面都呈輝煌。宋代主流是精微細膩的士大夫文化，但市民文化勃興也使局面一新，閔子孝行的傳播由此出現一系列新變。首先是語言趨俗。胡適曾說初唐白話詩源於佛經翻譯，詩僧王梵志見於敦煌遺書的俗語詩達三百余首。如“欲得兒孫孝，無過教及身”等，已開勸孝俗詩先河。中唐《女孝經》《女論語》文字亦趨淺俗，敦煌抄本《二十四孝押座文》與《孝子傳·閔子騫》的語言則近於宋元戲劇的曲詞與賓白。其次是語體趨整。先秦漢魏六朝述及閔子，率用散文。至唐宋不僅有元稹“昔公孝父母，行與曾閔儔”、宋歐陽澈“閔子家風惟啜水”等韻句，且有源乾曜奉命作《閔子騫贊》、蘇轍《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林同《閔子騫》、金朋說《閔子騫》等閔子專題詩作。七言長詩《故圓鑒大師二十四孝押座文》雖未現閔子之名，但“柔和諫要慈親會”等句顯然是對閔子諫父的闡釋。在各類蒙書、家訓中亦多見三、四、五、六、七言成段或整篇韻文。雖詩味不多，但以朗朗上口的韻句傳播閔孝事跡，效果自非散文可比。再次是空間擴展。以前閔子之孝主要流傳於宮廷官署和文士學林，唐宋則隨宗教宣傳和蒙書普及而流行於道場、學堂、書會、勾欄乃至西域邊陲敦煌。唐李瀚《蒙求》的“王裒柏慘、閔子衣單”和朱熹《小學》、呂祖謙《少儀外傳》等蒙書，更使“蘆衣順母”流傳於城鄉書塾及千家萬戶。

　　閔子之孝在隋唐前的受眾基本是宮廷君臣士林學者，唐宋則遽然拓展至宗教信徒、市井細民、蒙童及家庭成員，勾欄瓦舍的宣講更潛蘊著元明清戲劇的受眾。

　　元明清戲曲小說繁盛，詩歌誦讀和戲劇演出使閔孝故事在社會底層更為普及。郭居敬、王克孝的《二十四孝圖詩》以啟蒙讀物流傳於城鄉書塾，也廣為社會所知。這固然因其適應專制時代教育需要而為統治者倡行，而此書編寫形式的文學性與民眾傳統倫理心理的契合，似乎尤為關鍵。如閔孝事跡先以五十余字講述故事，再以五言絕句“閔氏有賢郎”檃栝情節，語言俚俗，朗朗上口，再輔以諫父留母插圖，直觀可感。如此方便受眾，故能廣受兒童與成人喜愛。唐宋閔孝詩寥寥可數，入明數量激增，僅萬歷張雲漢《閔子世譜·藝文》就收錄詩詞近百首，當與“圖詩”流行相關。傳為閔子故鄉的江西臨川、撫州，山東歷城、曲阜、魚台、沂水、費縣，安徽宿縣、蕭縣、靈璧等地的明清志書中，均有數量可觀的閔孝詩作。雖多敷衍綱常，藝術性不高，但和蒙書韻文一樣，對閔子孝行的流傳，均有推波助瀾之功。

　　《二十四孝圖詩》將閔孝事跡從蒙學推廣到社會，以高明《閔子騫單衣記》為首的元明清閔孝劇作，則以聲容並茂的情境摹擬，把觀眾帶入諫父留母現場，親身感受孝親摯情，故而備受青睞。讀詩文須識字，看演出則不論文士白丁，隻要不聵不盲，都可觀劇入心，更利於閔子孝行的流傳。徐渭所言宋元舊篇《單衣記》已佚，但從作者在其《琵琶記》中宣稱的“不關風化體，縱好亦枉然”，可知《單衣記》當為《琵琶記》姊妹篇，如周貽白先生說：“僅觀名目，可知其亦為‘教忠教孝’而作。”此后明嘉靖萬歷間有張鳳翼《蘆衣記》傳奇、汪湛溪《孝義記》、沈璟《十孝記·蘆衣御車》，清鄭光祖《一斑錄》所述《蘆花記》、唐英《蘆花絮》雜劇、小說《歧路燈》所言《蘆花記》、存於《雙紅堂文庫》的《匯劇堂鈔本·蘆花記全串貫》等。雖然除唐英《蘆花絮》《蘆花記全串貫》今存，沈璟《蘆衣御車》存數曲，其余均佚，但從相關記述可知，始見於《韓詩外傳》的“閔子蘆衣”短章，經戲劇家博採雜收，已敷衍出篇幅冗長、角色繁雜、情節曲折的社會生活畫卷。如《曲海總目提要》所述，《蘆花記》在“父察單衣逐母為閔諫而留”主線之外，人物增添閔子妻、弟與弟媳、外公外婆、佣工趙彪、盜賊劉展雄、顏路等角色，情節更增加后母加害子騫、子騫兄弟義感盜賊、劉展雄率眾降魯、顏路閔父結為兄弟之類悠謬荒唐情節，已與閔孝本題漸行漸遠，但仍可見俗文學的關注用心，客觀推進了閔子孝行的傳播。

　　乾隆間出現花部說，蘆花題材被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民間小戲、曲藝說唱搬演，並以聖諭宣講背景下出現的說唱小說《宣講集要》《孝逆報》等流行於民間，使市井與鄉村文學進一步融匯。《鞕打蘆花》成為京劇旦角黃（桂秋）派代表劇目。豫劇、蒲劇、晉劇、紹劇、梆子戲、花鼓戲、道情戲、泗州戲、山東茂腔、木偶與皮影戲等都有此劇目，曲藝如皖北大鼓、豫東清音、青海越弦、東北二人轉、南方木魚、單弦瞽唱、河州調、五更調等都有同名唱段，也是北京琴書泰斗關學曾的保留節目。傳為閔子故鄉的宿州，至今仍在上演國家非遺劇種墜子戲的2016年新編劇本《少年閔子騫》。

　　文學流傳的閔孝，比經典和官方流傳更入人心，甚至有人因文學而關注經典。如《一斑錄·優伶激勸》記《蘆花記》演出雲：“觀劇者亦發天良，多引‘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共相贊嘆！”連質疑蘆衣真實性的呂留良也認可其教化功能，認為“足發人倫情理之變。世間后母之不慈者固多，然極惡不可感化者亦無幾，只是為子者未必能盡其道耳！”可見蘆衣順母雖系文學演繹，嚴謹學者確乎不可以此論閔子之孝，但對千千萬萬普通家庭而言，閔子騫的孝悌、寬厚、屈己利人、顧全大局品性，實與現代“誠信、友善”價值觀相通。閔子孝行的內涵與文學傳播功能，對當今的家庭家風建設，仍有現實意義。閔子孝行的文學流傳對當今文學創作與研究，也不失為有益的資源。

　　（作者：陳國龍、鄢化志，均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宿州學院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