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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有情有義的文學】
多位文學同道撰文闡述文學與“情義”的關系，我贊同他們的觀點。寬泛的意義上可以說，文學主要涉及以情感為中心的精神世界。這不僅指文學的內容，而且指文學審美效應制造的劇烈情感波動。古人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種狀況指的是前者﹔古人又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種狀況指的是后者。當然，“事父”“事君”或者辨識“鳥獸草木之名”必須組織於“興”“觀”“群”“怨”的審美效應之中，成為情感波動帶動的認識和考察。現代知識體系的分工之中，文學的特征更為明顯。經濟學關注社會理性的經濟活動，法學研究法律以及法理，哲學思考宇宙之中各種基本的元知識或者普遍問題，文學往往聚焦於情感范疇。眾多知識體系相互交織，彼此呼應，同時又相對獨立，分別擁有自己的波段。工商管理學研究的一個重要主題是企業的管理與盈利，然而文學常常表示對金錢的不屑——一句著名的文學格言是，“少女可以為失去的愛情而歌唱，守財奴卻不能為失去的金錢而歌唱”。不言而喻，作家無法游離於經濟生活，不食人間煙火，這種格言僅僅表示文學注視的是情感領域。《紅樓夢》時常被譽為“百科全書”，但是從建筑、服飾、燈謎、食譜到詩詞歌賦、民間習俗、宮廷秘聞、社會制度，形形色色的歷史生活場景無不環繞於寶、釵、黛三個人物的愛情糾葛周圍。
文學時常充當了情感的符號。從概念、范疇、命題到自然科學的分子式或者數學、物理公式，理性或者思想的展開都擁有嚴密的符號系統。理性或者思想的每一步進展無不訴諸上述符號。相對來說，情感領域的活動纖細、靈敏同時又飄忽、模糊。人們常常委托文學描述情感的波紋，並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形式體系。如何再現情感的微妙軌跡？中國古代詩人遺留下許多甘苦之言，諸如“欲說還休”“握手已違”“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如此等等。很大程度上，敘事作品的故事情節可以視為情感的容器。曲折驚險，悲歡離合，扣人心弦的每一個轉捩點無不帶動了情感的波瀾起伏。當然，如同文學研究曾經揭示的那樣，敘事作品的故事情節包含了內在的因果關系，例如《水滸傳》之中林沖跌宕起伏的命運——由於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陷害，忍無可忍的林沖終於放棄八十萬禁軍教頭的身份，踏上梁山落草為寇。從高衙內調戲娘子到林沖誤入白虎堂、野豬林險遭不測、風雪山神廟，故事情節環環相扣，顯示了嚴密的前因與后果。然而，人們可以發現，故事情節的因果關系同時裹挾於強大的情感波瀾之中，驚心動魄。換言之，單純的因果關系——譬如，超額的重量壓垮了桌子，熾熱的溫度導致了燃燒——無法作為故事情節承擔情感符號的重任。
如同理性做出的判斷或者思想觀念形成的結論，情感領域的喜怒哀樂不僅產生了另一種性質的內心傾向，而且隱含了強烈的行動性。很大程度上，這即是文學所具有的激動人心以及號召、動員的能量。古往今來，許多政治家、文學批評家均把文學在情感領域的能量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倡導“文以載道”或者“文以明道”。《毛詩序》談到了《詩經》——尤其是“國風”——的教化作用：“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近代的梁啟超闡述了“小說與群治”的關系，並且概括了小說形成的“熏”“浸”“刺”“提”四種情感特征。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寄望於新文學開啟民智、改造國民的思想和情感，從而造就現代的文化性格。世界范圍內，許多革命領袖對文學委以重任。對於文學來說，“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功能並非僅僅復述某種抽象的理論語言，而是很大一部分訴諸情感領域。
文學史可以証明，《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平凡的世界》這些作品的主角曾經成為讀者心目中的偶像，甚至引起各種程度的模仿。相對來說，另一些作品是以整體構造形成的情感經驗潛移默化地影響讀者。例如，人們無法從《紅樓夢》之中認定某種單一的主題。無論是賈寶玉、林黛玉式的叛逆，還是賈母、王熙鳳式的世事人情，這一部作品毋寧說讓人在百感交集之中經歷一次情感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可以與理性的成熟相提並論，這個命題構成了現代主體的內涵之一。很大程度上，情感的成熟是現代文學承擔的一個隱蔽使命。無論是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子夜》還是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現代文學作品為讀者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心靈沖擊。從歷史的感悟、個人內心的反省、深刻的同情、見賢思齊的崇敬到抗爭的激情、搏斗的勇氣、獨立的人格、新的倫理，現代文學負責從情感方面塑造現代人的心靈。
由於情感的能量甚至比理性更具策動、號召和教化作用，許多作家更願意利用文學匯聚積極樂觀的情感。從《三國演義》之中的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到《水滸傳》之中一百零八將構成的英雄譜，人們可以強烈地體驗到俠肝義膽和英豪之氣﹔從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到王之渙的“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激昂豪邁之氣躍然紙上。許多時候，文學在情感領域的昂揚之氣遠遠超過了嚴謹的理性分析。古代社會等級森嚴，官官相護，盡管民眾怨聲載道，但是，理性分析並未提供希望的曙光。這時，文學不僅塑造了一個半人半神的包公拯救蒼生於水火，甚至召喚出一個超現實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攪得各路神仙寢食不寧。即使是令人絕望的悲劇，文學仍然可能賦予某種特殊的情感撫慰，例如《竇娥冤》。弱小而善良的竇娥屈打成招，被判斬首，盡管如此，臨刑之際她悲憤許下的三個誓願逐一兌現：血濺白練，六月飛雪，大旱三年。雖然這種結局僅僅是毫無根據的虛擬，但是，觀眾的情感突破了悲憤的壓抑從而獲得了釋放和滿足。
如果說，古代文學之中的積極樂觀時常轉向了超現實的神話傳奇，那麼，現代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即是從神轉向了人。“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歷史是普通人自己創造出來的。凡夫俗子，貌不驚人，無拳無勇，哪怕是一個干癟的老漁夫也可能在精神層面站到了英雄的位置上，例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那個叫作聖地亞哥的老漁夫終於打到了一條長十八尺的大馬林魚，但是，兩天兩夜的海上搏斗之后，他僅僅拖回一副偌大的魚骨頭。然而，可以被消滅，不會被打敗，一個老漁夫突然與這種信條融為一體。那一副魚骨頭在理性的衡量之中毫無價值，隱藏於普通人內心的不屈和堅韌才是這個故事令人怦然心動的真正原因。
古代小說之中常見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及“大團圓”結局顯現了古代作家的期待和願望。世道茫茫，命運多舛，人們隻能在文學之中祈禱“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對於許多現實主義作家說來，文學提供的情節及其故事結局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歷史依據。否則，各種令人快慰的文學虛構毋寧是無法落地的幻影。如果說，眾多平庸的芸芸眾生成為現實主義文學注視的對象，那麼，隻有踏上了歷史的節奏，那些螻蟻般的小人物才可能掀起驚濤駭浪。
流行的通俗文學與真正現實主義文學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即是，前者所提供的奇幻情節往往與歷史依據脫鉤。從武林高手鏟盡天下不平事、灰姑娘巧遇白馬王子、窮小子咸魚翻身成為英俊瀟洒的霸道總裁到大難不死協同外星人掌管宇宙，諸如此類的情節與四處流行的“心靈雞湯”遙相呼應，風生水起，千回百轉，許多讀者如痴如醉，血脈僨張。然而，合上書本或者離開網絡之后可以發現，這些情節與當代的日常生活無法銜接——不僅故事的內容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情感體驗的急速衰竭。顯然，多數通俗文學從未將歷史依據納入考慮范圍。作家的文學想象遇到歷史設置的瓶頸時，他們寧可選擇回避：“穿越”到另一個時空持續眼花繚亂的玄幻演出，這是通俗文學的“華麗轉身”。相對於質朴的現實主義文學，通俗文學的閱讀時常標出一條起伏巨大的情感曲線。然而，拋開了歷史依據，拋開歷史依據內含的理性和常識體系，那些快意恩仇或者花好月圓的內心體驗僅僅是一陣短暫的情感泡沫。
然而，所謂的“歷史依據”並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標准，而是依賴作家的持續探索。城市、鄉村、企業、學院，玻璃幕牆背后的白領，腳手架上的建筑工，陋巷裡的老人，酒桌上的老板，善惡忠奸，恩怨情仇……文學可以輕易地再現這一切。然而，哪些作家不再止步於完成一個情節，設計一個閉合的戲劇性沖突，而是破除陳陳相因的想象橋段和主題，從無數斑斕的表象背后察覺深刻的歷史動向？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於無聲處聽驚雷”遠非僅僅來自理論概念的推演，而是帶有強烈的情感體驗。魯迅在小說《藥》的結尾為革命者的墳墓增添一個花環。他在《吶喊》自序之中調侃說這種象征是“聽將令”，事實上，《藥》的結尾毋寧說隱含了魯迅對於歷史與未來的深刻判斷：斯人已逝，火種不滅。
新的時期，中國文學力圖以情感的形式全面建構這個時代的精神肖像。然而，正如許多作家意識到的那樣，這個時代的變化速度遠遠超過了認識。經濟、科技、文化正在從各個方面重鑄這個世界，善、正義、美與丑、開放與保守、進步與落后、創新與傳統等一系列觀念發生了劇烈的調整。作家常常發出的感嘆是，生活本身遠比文學更富傳奇。如何敘述歷史的巨大轉型為這個時代的“情義”注入新的內容？文學任重而道遠。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