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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自2015年中辦、國辦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后，各省市區先后出台貫徹落實《意見》的相關文件和實施方案，地方社會科學院迎來了發展的“政策紅利期”，紛紛提出建設新型智庫的目標。
智庫意識是地方社科院建設新型智庫的起點。山東社會科學院通過建立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分析結構模型，利用中國智庫索引（CTTI）和CTTI-ASS數據庫等廣泛採集數據，並採用主客觀評價相結合的方法，對31個省級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進行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給出深度分析、對策建議。本版特擷取報告精華，為各地社科院進一步深化自身改革、加快智庫建設提供參考。
智庫意識在地方社會科學院新型智庫建設中具有重要作用。地方社科院隻有在具有清晰自覺的智庫意識、明確自身所肩負的智庫職責基礎上，才能更好地確定價值定位、專業定位，進而解決發展目標、預期和路徑選擇等諸多問題。
本報告所指的“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是將“自我意識”延伸到社會學領域，描述地方社科院對自身作為“智庫”身份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認同，既包括地方社科院對自身智庫屬性的概念性描述，也包括地方社科院為適應新的身份所做出的改變，包括內部結構的重組、人員崗位的配置、思想產品的生產、評價標准的改變以及外部社會關系的變革等。
自我認同的演變與智庫意識的覺醒
20世紀70年代末，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大批地方社科院紛紛誕生。中國科學院設在部分省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紛紛獨立為各地省級社科院，一些省委、省政府設立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也改組為當地省級社科院。這一時期，地方社科院在恢復我國基礎理論研究、推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
20世紀90年代，我國基礎理論研究體系基本建立，學科逐漸健全。與之相比，地方性的社科研究仍然相對薄弱。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地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點。地方社科院也適時轉向對當地的研究，涌現出一批具有標識性的地域研究成果，由此奠定了在區域內的特殊地位。
進入21世紀，以高校改革為標志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改革風生水起，科研資源大量向高校集中。與此同時，地方黨委政府的研究機構相繼確立，在決策層逐漸佔有第一建議權。而地方社科院由於找不到自我認同、缺乏明確定位，人才開始流失，發展陷入停滯和迷茫。
2004年，中共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明確“要使哲學社會科學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中央文件為地方社科院明確定位、向智庫轉型提供了指引與遵循。長期以來，各省區市地方社科院是當地決策咨詢體系的主體，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的覺醒，也是其作為當地決策咨詢體系“主力軍”的主體意識的覺醒。
早在20世紀90年代，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就率先開始了從以學術理論研究為主轉向以決策咨詢研究為主的探索。2002年—2005年，安徽省社會科學院調整辦院思路，強化應用對策研究，創辦大型送閱件《咨政》，成為地方社科院應用對策研究的新亮點。北京和上海社科院位處高校林立的直轄市，黨政系統政策研究力量強大，較早遇到了“合法性”困擾。解決合法性問題的出路是強化自我認同，明確自我的新身份、新角色和新功能定位。200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在自我定位中明確“智庫”方向后，北京、重慶、山東、天津、浙江等地方社科院相繼明確建設“思想庫”“智囊團”的發展新目標。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指出，“到2020年，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並對地方社科院提出明確要求：“地方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要著力為地方黨委和政府決策服務，有條件的要為中央有關部門提供決策咨詢服務”。對此，考察評估地方社科院是否具備較強的智庫意識，基於智庫意識在理念、結構、運行方面作出哪些變革以及這些變革是否契合了地方社科院建設新型智庫的目標及預期，很有必要。
評估指標體系設計
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可從其內部結構的變化，以及產品結構、精品成果結構、評價標准結構、傳播結構等的變化，推導出其功能的增強與減弱，從而反映智庫意識的強弱。
對此，本報告從智庫定位意識（Definition）、智庫產品意識（Product）、評價導向意識（Accessment）、智庫傳播意識（Communication）四個維度考察智庫意識，簡稱“DPAC”指標模型。通過對指標的賦權，結合專家經驗和數據採集與計算，實現對智庫意識的評價。
智庫定位意識包括自我描述、機構設置和人才配置3個二級指標。在自我描述中，明晰定位為智庫，有明確的智庫研究機構，有明確的建設規劃、方案等，記最高分。
智庫產品意識主要包括咨政報告、決策轉化、論文產品、課題產品、調研報告、論壇會議、咨詢政策會等7個二級指標。
智庫導向意識主要包括政策制定和評價標准2個二級指標。前者主要考察的是在評價導向上是否有針對應用對策類成果的相關規定﹔后者主要是看領導批示或被相關部門採納的應用對策類成果在評價、職稱評定、科研考核、人事考核中的相應體現。
智庫傳播意識主要包括是否有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常態化機構，是否有直報成果的國家級、省級渠道，是否有網站、微信、微博平台，是否注重國際合作、媒體對接，特別是注重對中央媒體產生影響等方面。
報告以31家省級社科院為評估樣本。主要數據來源於中國智庫索引（CTTI）和CTTI-ASS數據庫以及面向31個省級社科院的調查問卷。補充數據採自中國知網（CNKI）數據資源總庫，百度搜索、百度學術、Alex網站排名系統、新浪微博和全國30余家中央媒體、40余家省級報紙、電視台，少量數據採自31家地方社科院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和微博。
本報告不作綜合排名，隻提供4個二級指標的分項評估結果。
地方社科院智庫意識評估結果
（一）智庫定位意識
在智庫自我描述方面，24家地方社科院明確表示自己是“新型智庫”，4家描述中有“思想庫、智囊團”字樣，1家認為自己具有“對策研究”功能。河南社會科學院的官方網站直接命名為“中原智庫”，雲南社會科學院網站同時挂“雲南智庫”字樣，山東社會科學院同時運行“山東智庫聯盟”等，這些做法都顯示出鮮明的智庫屬性。
在智庫機構設置方面，多數地方社科院仍延續文、史、哲、經、法等傳統分類的研究所架構，但近年來各地社科院在現有機構基礎上，跨學科整合研究資源，突出應用對策研究屬性，新建了一批交叉性很強的新型智庫研究機構。四川、山東、黑龍江、福建、江西、內蒙古、廣東、河南、湖南、安徽等社科院表現較為突出。（見表1）
在智庫人才配置方面，上海社科院以總人數760人、專業技術人員630人，四川社科院以總人數459名、科研人員312名的較大優勢居地方社科院人才數量前列。在科研輔助人員指標上，河北省社會科學院以41.77%，重慶社會科學院以41.32%的比例居前列，這兩家社科院分別與本省社科聯和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合署辦公。其余地方社科院科輔人員比例多在20%∼35%之間。
適度的科輔人員比例，能夠保証科研人員得到較為便捷和周到的科研服務和后勤保障。西方智庫科輔人員比例一般佔60%以上，承擔大量融資及用戶開發工作。我國地方社科院智庫科輔人員基本沒有融資任務，30%左右的比例基本可以滿足地方社科院智庫發展的需要。當前，多數地方社科院的科輔人員結構需要調整，除財務、后勤、行政、人事等外，應增加公共關系部門、國際交流部門、成果推廣部門的人員數量，構建更加科學合理的人才結構，充分發揮科輔人員作用，形成“你科研、我服務、齊進步”的良好局面。
（二）智庫產品意識
智庫產品即智庫的產出，是智庫向黨委政府以及社會提供的成果和服務。90%以上的地方社科院高度重視智庫產品質量，體現了較強的智庫產品意識。
咨政報告方面，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以374篇的呈報量遙遙領先（含省政府研究室合並前數據）﹔河北、福建、湖北社科院分別以188、165、160篇的呈報量居地方社科院智庫前列。而有的地方社科院咨政報告尚不足10篇，服務決策能力需要提升。
決策轉化方面，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2017年共獲得省部級領導批示125項（含省政府研究室獲批量）﹔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獲得86項批示﹔河北、浙江、山東、江西、湖南、湖北、廣東、重慶、遼寧、吉林、貴州11家社科院獲得批示量在20篇以上。該指標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社科院對當地決策的影響力水平。
論文產品方面，上海社會科學院以1244篇論文量遙遙領先，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緊隨其后，顯示出兩家社科院科研人員數量較多的優勢﹔天津、北京、山東分列第3、4、5位。CSSCI論文數量方面，上海社會科學院以444篇領先，北京、山東社科院超過100篇。
課題產品方面，2017年，上海、山東社科院獲立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數量並列第一，四川、江蘇、雲南、安徽、北京立項數超過5項。但地方社科院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和重點項目數量較少，入選國家社科基金文庫的相關課題成果也很少。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指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社科院的基礎理論研究水平，深厚的基礎理論研究實力是做好應用對策研究的基礎。省級課題方面，貴州、湖南、四川、浙江社科院獲省級課題超過50項。橫向課題數據顯示，大多數地方社科院承擔了省、市級政府部門或企業的橫向課題，有的地方社科院橫向課題數量超過省級課題數量。
智庫報告方面，各地方社科院都出版關於本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方面的皮書系列報告或其他連續性智庫研究報告。
智庫活動方面，2017年地方社科院都曾主辦或承辦大型論壇、會議。在總量上，海南省社會科學院居首位。國際性學術會議方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全年舉辦10次，居第一位，其他地方社科院次數較少﹔全國性學術會議方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全年舉辦22次，同樣居第一位。各地方社科院舉辦論壇、會議數量差別較大，海南、北京、江蘇、山東、福建、四川、湖南、陝西、河南、江西位列前十，多數地方社科院全年學術會議大於等於10次。部分地方社科院還傾力打造本省、全國甚至面向國際的“拳頭產品”。其中，福建社會科學院的海峽論壇、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長江經濟帶發展論壇、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的中印論壇、山東社會科學院的中韓儒學交流大會等，在區域和國際的影響力正在逐步擴大。
參與決策咨詢會方面，河南、北京、江蘇、山東、福建、四川、湖南、陝西、江西等較為突出，其中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表現優異，全年參與決策咨詢會接近100次，遙遙領先。在國家級決策咨詢會方面，福建社會科學院全年7次，位居第一﹔在省部級決策咨詢會方面，福建社會科學院全年73次，位居第一。在參與決策咨詢會方面，地方社科院之間的差別依然很大，反映出地方社科院在參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地方治理等方面存在差別。
（三）智庫評價導向意識
評價導向意識是智庫在人事考核、科研考核、職稱評定中，將具有明顯智庫產品屬性的應用對策類成果作為重要考量依據的意識。85%的地方社科院對領導批示、部門採納等應用對策類成果賦分。重慶、甘肅、廣東、貴州、河北、湖北、黑龍江、江蘇、江西、遼寧、內蒙古、青海、山東、四川、天津、雲南等16家社科院在職稱評定中改革力度較大，各類考核對應用對策研究成果與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同等重視，具有高度的智庫評價導向意識﹔安徽、福建、湖南、四川、浙江社科院在職稱評定、科研考核和人事考核時對應用對策類成果賦值，但智庫成果分值仍不同程度地低於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其他地方社科院在職稱評定和人事考核中，智庫成果的認定上仍存在一定的標准壁壘。由此可見，地方社科院的智庫評價導向意識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四）智庫傳播意識
智庫傳播意識涵蓋智庫渠道建設意識、自我信息化意識、國際化意識和媒體影響力意識等維度。
在渠道建設意識方面，四川、雲南、內蒙古等社科院在與地方政府合作的專門研究機構方面排名靠前，其中雲南省社會科學院與地方合作建立了麗江東巴文化研究院、曲靖市文化研究所等18個特色機構﹔福建、湖北、貴州等地方社科院在報送渠道建設方面表現突出，福建社會科學院建立了8個省級直報成果渠道，更有4個中央直報成果渠道。
在自我信息化意識方面，各地方社科院紛紛打造了集網站、微信、微博於一體的融媒體平台，但是擁有外文網站的地方社科院數量較少，凸顯了地方社科院國際傳播意識的不足。有的社科院不僅運營自己的網站、微信、微博，同時還運營著本省智庫聯盟或分行業的省級媒體平台，如山東、湖南、四川等地方社科院，均在自我信息化和平台運營方面走在前列。
在國際化意識方面，黑龍江、山東、雲南、廣東、四川、天津、河北、江西、西藏、新疆社科院位列前十。與國（境）外智庫合作的項目方面，地方社科院均存在實際合作不足的問題，“二軌外交”作用尚未得到很好發揮。
在媒體影響力意識方面，各地方社科院均設有專門的媒體對接部門，說明地方社科院普遍高度重視與媒體的關系。從地方社科院在中央重要報刊刊發文章數量來看，湖南、山東、重慶、北京、安徽等地方社科院表現突出，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地方社科院在中央重要媒體的影響力水平。
亮點與短板
（一）地方社科院樹立智庫意識亮點
黨的十八大以來，部分地方社科院智庫樹立了鮮明的智庫意識，順應智庫發展規律，刀刃向內，對自身體制機制、治理結構、外部關系做出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上海社會科學院、山東社會科學院、貴州省社會科學院等相繼實施創新工程，以優化科研資源分配為基礎，大力推進學術理論創新、方法和手段創新、體制機制創新、傳播平台創新，較好提升了地方社科院創新能力。隨著智庫意識的覺醒，為滿足智庫建設實際需要，上海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湖南社會科學院、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山東社會科學院、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等設立智庫中心、智庫處或智庫辦。上海社會科學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山東社會科學院等發布智庫報告，並發起、加入智庫聯盟。
（二）地方社科院智庫發展需解決的問題
存在路徑依賴和存量牽制。地方社科院最初是按照學術機構建設的，長期以來整個組織文化也是學術型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地方社科院向智庫轉型發展。如何利用好地方社科院長期以來在學術研究上形成的優勢和資源，助推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庫轉型，是地方社科院智庫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一些社科院對存量優質資產進行“智庫化”轉化，如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將邊疆史的基礎研究轉化成為外交研究資源﹔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關於民族關系的基礎研究支撐了草原文化發展等智庫成果﹔山東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與當地文化產業的發展互相促進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政策環境不配套。自《意見》印發以來，各省區市的科研政策環境都在改善。然而，部分省市對社科院的干部和專家仍參照公務員管理，在報酬激勵、出國管理、人員流動等方面仍受到政策制約，在編制、職稱、職務等職數管理和運行機制管理上仍類似於行政機關，不利於地方社科院自主性發揮，影響其向新型智庫轉型。
與黨政聯系缺乏“雙向”渠道。各地方社科院向地方黨委政府報送的咨政報告已有相對成熟的渠道，然而，省委省政府與地方社科院的聯系尚未形成機制，有的省份未建立決策咨詢的制度化路徑，地方社科院承擔省委省政府的任務仍具有隨機性、臨時性、應急性等特點。地方社科院與省級部門的聯系也未實現制度化、常態化，多數地方社科院在基礎數據獲得方面仍存在困難。同時，地方社科院與省級以下黨委政府的聯系渠道仍有待加強。
“雙輪驅動”協調性不強。在具有長期“學術立院”傳統的地方社科院系統內，如何實現應用對策研究與基礎理論研究的“雙輪驅動”仍值得探索。“雙輪”關系如何平衡、如何量化，各地方社科院存在較大差異。理論之“輪”如何有效支撐應用之“輪”，應用之“輪”怎樣更好帶動理論之“輪”，從而實現協同運轉，仍是需要進一步破解的難題。
地方特色不夠鮮明。《意見》明確提出，地方社科院要著力為地方黨委和政府決策服務，有條件的要為中央有關部門提供決策咨詢服務。當前，各地方社科院要明確自身作為新型智庫的核心競爭優勢與發力方向，擦亮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金字招牌，與其他類型智庫實現錯位發展。
本領恐慌一定程度存在。當前，地方社科院智庫仍存在應用對策類成果質量不高，學術研究成果思想引領力不強的問題。本領恐慌就是人才恐慌。地方社科院普遍缺乏掌握前沿科技的人才，既有較扎實的自然科學知識又擅長社會科學研究的人才尤其稀缺。盡管很多地方社科院在內部形成了“多勞多得”“能者上庸者下”的機制，但從大環境看，作為事業單位，地方社科院在招聘方面的自主權仍較小，人才“指揮棒”影響力有限，一定時間內仍面臨編制縮減、人員老化、管理僵化、結構失調、人才流失等壓力。
綜上可見，當前地方社科院已具備較強的智庫意識。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庫轉型，是一場系統性變革。現代智庫研究涉及多學科多領域，需要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行為科學、地理科學、思維科學等多學科交叉研究。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是地方社科院自我變革、自我調整的良好契機。地方社科院應樹立特色鮮明的智庫意識，在不斷深化自身改革中找到服務地方的最佳路徑，提升智庫運營效率和服務水平。
（執筆：黃晉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