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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歡歡:翻梵譯經 傳承“絕學”

何歡歡2019年04月23日13:31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社科基金專刊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梵本《月喜疏》與早期勝論思想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研究員

古印度婆羅門教的學說一般稱為“印度哲學”或“六派哲學”,即在古印度社會佔據主流地位的勝論、數論、正理、瑜伽、彌曼差、吠檀多六大宗教哲學思想。早在6世紀,第一位由海路到達中國的印度法師真諦(499—569)就將所攜梵莢中的數論派經典《金七十論》譯為漢文。約一百年后(648),玄奘法師(600/602—664)在弘福寺翻經院譯出了勝論派的重要典籍《勝宗十句義論》。這兩部“外道”論著被收進了歷代漢文大藏經,以繁復晦澀著名,卻是佛學者的必讀之書。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承與發展,作為附帶而來的“同鄉”,印度哲學因其內嵌於佛典和義學的不可或缺性,一直保有著被研習的名義,卻鮮見注釋或論著流傳。直到近現代,在西方與日本之新式學術研究范式的影響下,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將“印度哲學”請上了講台,力邀梁漱溟於1917年始設課目,才開啟了實際研究這門古老學問的新風。

《月喜疏》是名為“月喜”之人為《勝論經》所作的注疏,乃勝論派現存最古老的文獻,不僅包含了較古形態的《勝論經》,對經文的解釋也屬於早期勝論。全疏共載《勝論經》經文384句,分為十章,前七章每章都分為兩“節”,后三章內部沒有小節區分。注疏者月喜幾乎對每一句經文都作了解釋,系統完整地闡述了以“句義”為核心的勝論思想。

“句義”是勝論派最重要的理論,梵文Padārtha一詞,由pada(句,語言、概念)和artha(義,對象、目的)兩字合成而來,意思是“與概念相對應的實在(物)”。“句義”是古譯,現代學術研究參照西方哲學術語常譯為更加通俗易懂的“范疇”“Categories”等。“句義”主要有六種,稱為“六句義”——實、德、業、同、異、合。玄奘法師譯《勝宗十句義論》在“六句義”的基礎上,增加了“有能”“無能”“俱分”“無說”四個句義,從而構成“十句義”,但這一發展並不是主流。勝論派用“句義”來系統闡釋人和世界的各種現象以及“積聚”為主的構成方式,如“實體”分成作為萬物之基礎的“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九種﹔而不能用各“句義”或其相互間關系來解釋的事物和現象都歸因於“不可見力”的作用,獲得“不可見力”的方法則是遵守並履行“沐浴、斷食、梵行、住師家、林棲、供養、布施、禮拜,以及(遵守)方位、星宿、曼陀羅、時間的規則”,即符合吠陀要求的婆羅門之行為規范。

勝論學說以試圖系統描述並解釋自然界為基本特征,被認為是古印度自然主義哲學的代表。其思想萌芽可以上溯至釋迦牟尼創立佛教的同時代,在此后幾乎相同的時空中,與佛教等其他各宗教哲學流派並行發展,始終是被佛教批判最多的婆羅門思想。筆者在翻譯、釋讀《月喜疏》的基礎上,通過與古印度、古希臘等思想文化的比較,提出了關於勝論思想之起源的新看法,即梵文母語所承載的思維特性與異域思想“入侵式”刺激的內外結合產生了這種“優勝”“別異”的哲學。換句話說,勝論哲學既有對古吠陀之“梵”“我”等神性信仰的承續,也有對外在世界的科學觀察和理性思考﹔既可能受到了古希臘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哲學的外來影響,也不排除對語言文法學(派)、耆那教、前彌曼差派等本土文化的吸收與融合。

勝論思想發展到5、6世紀時,逐漸形成了精致而成熟的哲學體系,除了“句義”理論外,還有極微、因中無果、聲等學說,並且開始強調從“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轉化,逐漸彰顯“大自在天”的神性意志。《月喜疏》集中展示了勝論哲學的獨特之處——以自成邏輯的體系化理論求証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法則,是一種“離苦得樂”的法門。

另外,有關《月喜疏》成書年代的判定一直是勝論哲學(史)研究中的首要難點。此前諸多國際學者根據梵文文獻的互引互証,推定月喜的生卒年代最早可與6、7世紀的正理派學者烏底耶塔卡羅相近,最晚則與1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詩人黑拉羅阇同時期。從6世紀到10世紀的年代跨度雖然共通於古印度不重視歷史斷代的一般認識,卻不利於深入研討。筆者在校勘、翻譯梵本《月喜疏》的基礎上,通過與《中觀心論》《思擇焰》等梵、藏、漢佛教文獻相比較,以生卒年代較確定的印度佛教學者陳那(約480—540)和清辯(約490—570)為坐標,首次將月喜的活躍年限框定在了6世紀上半葉,鼎盛年估算為500—530年,並且依次把古印度著名哲學家烏底耶塔卡羅、月喜、法稱的鼎盛年都納入6世紀前后各約50年的跨度之中,由此奠定了《月喜疏》與勝論思想研究的重要歷史基准。

1874年,印度學者在位於印巴邊境的賈沙梅爾發現了《月喜疏》的梵文寫本,但沒有傳布開來。直到1961年著名梵文學家、耆那教徒降布維杰亞出版精校本之前,學界可以利用的《勝論經》隻有保存於商羯羅•彌施洛(15—16世紀)撰《補注》中的經文。近現代學者早就注意到商羯羅•彌施洛所傳經文存在很多問題,但苦於沒有其他抄本可以比照而難解疑惑。梵本《月喜疏》的發現與出版極大地改變了《勝論經》及勝論哲學的研究狀況,對考察同時期佛教等其他學派的思想發展也有著特殊意義,是近200年國際印度學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雖然各國學者都非常重視《月喜疏》這一被“埋沒”了一千多年的重要文獻,但由於解讀哲學文本的難度很大,故作為思想研究之必要先行條件的現代語全譯本,多年來隻有宮元啟一於2009年出版的日譯版本。筆者耗時十年完成的漢譯是對《月喜疏》的第二次全譯,也是繼玄奘法師之后首次譯釋梵文勝論經典為漢文,旨在為通達原語者考察第一手材料提供方便與參考,又能滿足不諳梵文者以漢譯為媒介了解一部全新的論著,使研究成為可能。

梵典漢譯是有著千年傳承的博大精深的“獨絕”之學。翻梵譯經的工作充滿艱辛與挑戰,作為青年學者應當勇擔使命,為確保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有人做、有傳承”而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頭”,努力達到“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手、用得上”的效果。

(責編:孫爽、程宏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