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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關鍵詞視野下《文心雕龍》與中國文論成熟期的話語建構研究”負責人、贛南師范大學教授
高原高峰的話題是個古老的理論話題，至少在公元6世紀前后，以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為代表的中國文論成熟期的文論家們，就已經關注或思考過這些話題。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學出現過春秋戰國時期、兩漢時期、建安時期、太康時期等文學興盛期，可謂“文學高原”，又有屈原、司馬相如、曹植、謝靈運等文學大家的涌現，可謂“文學高峰”。劉勰、鐘嶸等人的相關思考，對於今天的文學創作，仍有啟示意義。
文學高原高峰的基本特征
劉勰認為：“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採，可略而詳也。”“觀夫后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劉勰提到的可稱得上“文學興盛期”的，有春秋戰國時期、兩漢時期、建安時期等，西晉年間雖有建樹，但整體稍次。這幾個時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學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獨特文體。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群雄並起，諸子游說，各呈道術。重在說理的諸子散文和重在敘事的史傳散文並駕齊驅，開啟中國散文敘事說理的兩大傳統。兩漢時期，辭賦獨霸，勸百諷一，鋪張揚厲，成一時風尚。建安時期，五言隆興，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並起，涌現一大批作家。春秋戰國，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領風騷。兩漢時期的辭賦大家有賈誼、枚乘、司馬相如、班固、張衡等，一撥接一撥地出現，連成兩漢一道文學景觀。建安時期，三曹七子並驅文壇，誠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騁驥■於千裡，仰齊足而並馳”。之后幾個文學興盛期，群體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間有“竹林七賢”，西晉群才，因為相似的審美情趣而成為一個文學群體，尤其是“陸海潘江”。三是不僅出現文學高原，還出現文學的高峰。其中可稱得上文學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
文學高原的時代成因
劉勰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學高原的形成，要從整個時代尋找原因。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時代運勢，必然影響這個時代的文學風貌。具體來說，無非是指當時的人文風尚、政治時局等。春秋戰國，諸侯各國想方設法招攬人才，齊國在交通要道開設學館，楚國擴建蘭台宮。孟子和荀子都以貴賓身份受聘於齊國和楚國。稷下學風、蘭陵良俗影響久遠。縱橫游說的詭異風俗促成了鄒衍、騶奭、屈原、宋玉等辯說文才。漢初，文儒不受重視。到了漢武帝時期，需要文士們來潤色宏業，才筑柏梁台廣延人才，開舉賢良文學之士。漢宣帝時，承武帝功德，諸文士待詔金馬門，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許多才人文士，他們的創作熱情空前，兩漢辭賦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陳子昂稱：“漢魏風骨，晉宋莫傳。”李白詩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都視“建安文學”為文學高原。劉勰認為，建安時期文學高原的形成，也與“世情”和“時序”有關。曹魏時期，雖戰亂頻繁，但曹操唯才是舉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學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視文學事業，稱文學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貞曾說：“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無過於漢武帝、魏文帝者。”謝靈運所處劉宋時期也如此，宋文帝劉義隆很欣賞謝靈運的詩書才華。
文學高峰的個人成因
文學高峰的形成，與特定時代的文學氛圍有關，更主要的，是與作家的天資才情、天才創造和特殊人生經歷密切相關，與讀者的知音推賞、評論家的慧眼識珠也有一定關系。劉勰說：“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緩”，有的“思之速”，文思無論快慢，都是建立在廣泛學習的基礎之上。“難易雖殊，並資博練。”這一時期文學高峰話語的主要建構方式，是讀者推賞和品評。明代許學夷說：“（鐘嶸）其言：‘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乃當時眾論所同，非一人私見也。”可知，稱曹植、陸機、謝靈運為文學高峰，是當時文壇的共同話語。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條路徑。
一是神筆與文學高峰的神化。通過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學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顯例。《世說新語》裡有一則故事講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晉文王為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讓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喻。司空鄭沖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為神筆。”通過近乎戲劇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華，《晉書•阮籍傳》就採信了這個故事。
二是美談與文學高峰的大眾化。通過一些佳話美談來使文學高峰形象大眾化，使廣大民眾喜聞樂見。如洛陽紙貴的故事。據史載，左思《三都賦》寫成后“時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現“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賦》確實寫得好，另外也與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薦密切相關。史載，“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權又為思作《略解》”，這些注序，多嘉勉之詞。正是眾多名人褒獎推薦，才使得《三都賦》出現洛陽紙貴的轟動效應。這個故事，反映出整個社會欣賞水平和審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歡文學、追捧名作的社會氛圍，也加速了文學高峰形象的推廣，促進了文學高峰的生成。
三是品選與文學高峰的層級化。通過品評和選擇，把文學分成三六九等，經過一流評論家的專業評點、比較和擇取，真正確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鐘嶸的《詩品》和蕭統的《文選》。《詩品》共評論122位五言詩人，其中曹植、謝靈運等都位列上品。鐘嶸對曹植給予高度評價：“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說鐘嶸是通過品詩體現自己的藝術觀點，蕭統則通過選文表達自己的文學觀念。《文選序》說：“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這裡，蕭統有自己的選文標准，以“文為本”，“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根據這一標准，入選數目較多的作家當然就是蕭統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謝靈運等人的作品就入選較多。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論的成熟期，以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為代表的中國文論以“世情”“時序”建構文學高原話語，又通過神筆、美談、品選等路徑建構文學高峰話語。這是中國文論史上較早的文學高原高峰的話語建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