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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馬王堆帛書數術文獻整理與數據庫建設”負責人、復旦大學副研究員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丙篇、《陰陽五行》甲乙篇以及《出行佔》等五行類數術文獻，1973年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幾種帛書的整理進度遠遠落后於同墓所出其他文獻。歷經三代學者40年的接力整理，這批佚籍最終在2014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完整公布，它們是業已完整公布的出土文獻中，唯一一批出自科學考古發掘的高等級墓葬的五行類數術佚籍，有獨特的學術價值。
權貴墓葬數術高級而復雜
馬王堆漢墓的等級很高。二號墓的主人是曾任西漢長沙國丞相的轪侯利蒼。一號墓埋葬的是利蒼的夫人。而出土帛書的三號墓，墓主則是利蒼的兒子，一般認為是第二代轪侯利豨，也有學者認為是利豨的兄弟。總之，馬王堆漢墓是轪侯的家族墓。利蒼是漢惠帝年間受封的侯爵，位居西漢開國功臣之列。他的封戶達七百戶，在當時的侯爵裡排在一百多名，這在統治集團中位次已然很高。這種西漢開國功臣、地方大員的家族墓葬本不多見，能出土書籍的則更少。數術是應用性的技能學問，因使用者身份的不同，其用途會有差異，具有較強的社會階層屬性。墓主人身居高位，他生前使用的數術書，自然與普通人不太一樣。
目前發現的先秦秦漢五行類數術文獻，絕大多數是“日書”。“日書”類似今天的“黃歷”，是老百姓在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等日常俗務中選擇時日方位的書籍，其內容一般反映百姓的生產生活狀態。而馬王堆帛書五行類佚籍作為供權貴使用的文獻，很多內容與“日書”存在較大差別。例如，《刑德》《陰陽五行》諸篇帛書中有很多軍事佔卜的內容，這屬於高級軍事將領關注的事務，絕少見於民用“日書”。再比如，帛書中的土工與祭祀選擇術，比“日書”更多也更復雜，土工選擇關乎營造宮室，祭祀選擇關乎祠禱神靈，權貴階層當然對這些事情更加關注。除此之外，這些帛書的數術內涵也比一般“日書”更為豐富。例如，帛書中有一類專門的佔卜“刑德佔”，系根據刑、德、太陰等神煞的運行進行軍事佔測。這些神煞是精心編排的，按照專門設計的歷法有規律地移動。這種成體系的佔卜，較之“日書”，無論是基本理論還是操作方式都更為復雜。如果把“日書”看作大眾熟知的科技常識，那麼馬王堆五行類佚籍就關乎國防技術，代表當時的科技前沿，無疑具有更加重要的學術價值。
全然面世 文本周詳而系統
同時代的墓葬中，在等級方面能與馬王堆漢墓比肩，且又出土數術書的，隻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汝陰侯夏侯灶墓、湖南沅陵虎溪山沅陵侯吳陽墓以及最近發現的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雖然這三座墓所出五行類佚籍的價值或許並不亞於馬王堆，但由於種種原因，或保存狀況不佳，或釋讀難度較大，或整理時間尚短，它們均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完成整理並全部發表。馬王堆帛書也許可以在較長一段時間裡，獨享“全然面世”的殊榮。
“全然面世”，對於出土文獻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出土文獻的很多內容，隻有在看到全部材料的情況下，才能得到客觀准確的分析和判斷。此前帛書沒有完整發表時，僅根據零星公布的殘章斷片，是無法探究《刑德》《陰陽五行》諸篇關系的。如今看到帛書全貌，這些佚籍之間復雜而系統的聯系方能得以揭示。《刑德》甲篇的部分內容是據《刑德》丙篇增訂修改而成。《陰陽五行》乙篇則是選取《陰陽五行》甲篇、《刑德》甲丙篇的內容整合而成。《刑德》乙篇又是據《陰陽五行》乙篇內容，按《刑德》甲篇的格局重新抄寫的。這幾種五行類佚籍基於同一套數術理論編制，於秦末漢初數十年間陸續抄寫，是處於修訂改編過程中的幾部“樣稿”，是一組不斷發展變化的專門技術知識的“切片標本”。通過這些“標本”，可以窺見古人編纂這類技術性文獻的動態過程，復原他們的撰寫方法，體察他們的思維模式。
另外，“全然面世”對於殘損帛書的復原也十分重要，因為發表越是完整，越能根據數術理論的系統規律確定殘缺部分的內容，復原的可能性就越大。《刑德》《陰陽五行》諸篇有不少與文字配合的數術圖像，雖然有些圖像殘損十分嚴重，但因為屬於同一套理論體系，所以依然可以根據數術規律將它們復原。通過帛書提供的豐富的圖表文字信息，還可以進一步發現，同一種數術可以有圖像、表格、文字三種表現形式。古人在文本傳抄的過程中，會根據客觀情況，選擇不同的表現形式。這也是對古代數術文獻傳抄過程的新認識。
科學發掘 信息完整而可信
馬王堆五行類佚籍之獨特，還緣於這是一批經過科學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獻。馬王堆漢墓歷史上並沒有被盜掘過，保存相當完整。科學的考古發掘，使得一系列重要信息得以全部保留。這些可信的考古証據又可與帛書文字相互印証，大大提高了這批佚籍的學術價值。
馬王堆二號墓出土了“利蒼”“轪侯之印”和“長沙丞相”三枚印章，三號墓還出土了“利豨”封泥。通過這些資料，可以確定墓主人，也就是帛書使用者的身份以及他們生前的活動區域。三號墓所出遣冊木牘寫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可以推算出該墓下葬時間為漢文帝十二年。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有“廿五年”“廿六年”等，為秦始皇紀年。《刑德》甲篇有“今皇帝十一年”，為漢高祖紀年。《陰陽五行》乙篇則有“甲寅今元年”，為呂后元年。利用這些年代信息，不但可以建立帛書傳抄的完整年代序列，而且可以確定它們被使用的關鍵時間點。
時間、地點、人物均十分清楚，這批佚籍的歷史背景就不難探求。《陰陽五行》甲篇的秦始皇紀年，是帛書使用者特地標注在相關佔辭之下，用以檢驗這些佔卜是否與秦統一戰爭的實際情況相符。《刑德》甲篇漢高祖的紀年，則與那一年漢軍討伐代相陳豨的戰事有關。由此線索進一步探尋，可以知道《刑德》甲篇的部分佔辭就是根據討伐陳豨之戰的實際戰例編寫的。若非經由考古發掘，揭示這些文本背后的歷史恐怕不會是件輕鬆的事情。
科學考古發掘的馬王堆五行類佚籍，還可以成為出土文獻辨偽的標尺。我們知道，北京大學藏漢簡，從形制、內容等方面來看，很可能也出自高等級墓葬。可惜這批竹簡並非科學考古發掘品，因此有些學者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有一章，是久已散佚的《堪輿》。北京大學藏漢簡中恰好也有《堪輿》。兩相比勘，兩者不但核心內容大體一致，就連部分小章節的編排順序也是一樣的。漢簡入藏北京大學時，帛書本《堪輿》尚未完成拼綴整理工作。先入藏的非科學發掘品與后發表的科學發掘品能相互印証，足可以証明北京大學藏漢簡絕非偽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