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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奠中書法
2012年，章念翔（右）、湯序波（左）與姚奠中在其家中。
姚奠中畫作
【大家】
2012年7月14日，山西省政協、省委宣傳部、省委統戰部、三晉文化研究會聯合在太原舉行“慶祝姚奠中先生百歲華誕暨東亞經學高端論壇”，我們一家三口作為特邀嘉賓參會。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姚奠中先生，之前僅通過信與電話，先生還為拙作《湯炳正評傳》題簽（后增訂為《湯炳正傳》也是移用這個題簽）。
當天下午，姚先生在府上接見念翔師叔及我們一家。他握著我的手說：“我和你祖父關系最好。”先生欣然在小女呈上的本子題寫：“學習上比，生活下比，勤奮謙虛，身心兩美。姚奠中百歲。”
“這不單單是給我一個人的題詞，也是給所有后學寫的題詞。”后來，小女還發表了兩篇赴晉觀感。
姚先生華誕之前，《名作欣賞》雜志特辟《賀姚奠中先生百歲壽辰》專欄，編輯從眾多文章裡遴選了六篇，其中竟有我寫的《姚奠中先生在貴陽》。拙文蒙選，當然是緣於先生對貴陽懷有深厚的感情。
2011年12月21日，朱季海先生在蘇州家中辭世，享年96歲﹔而當時已99歲高齡的姚先生成為碩果僅存的章門親傳弟子。
2016年，北京大學李浴洋博士撰成《章門與現代中國教育》，分述章門弟子十五人，其中“太炎晚年弟子”有三人，按發表在《南方教育時報》（一人一版）的時間順序先后為《姚奠中：二十世紀風雲見証人》《湯炳正：“承繼絕學惟一有望之人”》《朱季海：軼事之外的學術人生》（“再傳弟子”寫了黃焯、陸宗達兩人）。
要而言之，姚先生不僅是章門中年壽最高者，也是章門后期最重要的三五弟子中最后一位去世者。因此，研究與關注他的人生與學術就特別具有現實意義。
從義為懷
為了能寫出點新意，我曾去信向姚先生之女姚力芸老師請教。她回信說：“與令祖湯先生潛心研究小學、研究聲韻學，終成太炎先生小學方面的杰出繼承人不同，家父更重視的是用國學智慧化民易俗、濟世救國的作用，即國學對現實社會的推動作用。除了繼承太炎先生的學術傳統，他還繼承了太炎先生九死一生為國為民情懷、興文興教的千秋功業。”
章門弟子群星燦爛。據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周敏秋考証，有名可稽不下166人。他們多卓然成家，有些甚至是某一學術領域的大師。竊謂在章門素有兩大傳統：一是民族責任（關注社會）﹔一是學術責任。前者的代表人物早期是魯迅，而后期的代表人物非姚奠中莫屬。他們在某一方面的學殖，或不是同期師門中最為深厚者，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家國情懷，即具有強烈的社會擔當，富有民族責任感。他們事不避難、奮勇向前，有“血性”，不肯冷眼旁觀時勢，國家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始終橫於胸中。
章門的這種精神，在姚先生身上得到了極大的傳承與發展。
盧溝橋事變后，姚先生決定攜筆從戎，他和同門在安徽泗縣組織抗日游擊隊（隸屬於第五戰區），聯合志士英雄征戰於蘇皖邊界。
姚先生在崇山峻嶺中，“國魂詩筆紀國殤”，寫下了五百多字長詩《一年紀事》：“齊心赴國難，誓辭相慷慨。一旅雖寡弱，男兒當自強。”親歷抗日戰爭，實乃他“在現場”的鮮活記錄，表達了詩人不畏強敵、奔赴國難的雄心壯志。此詩尤具“詩史”價值。
而姚先生在《泗縣感懷》中寫道：“儒生流落依戎馬，故國飄搖風雨間。一片丹心傷碧水，兩行紅淚哭青山。夢中沉痛詩和血，覺后淒涼月滿圜。志士英雄應即作，從頭重整舊江關。”這首詩感人肺腑，表現出他的悲壯之情和從軍決心。
一年后，姚先生在安徽創辦“菿漢國學講習班”，實踐自己教育救國的理念。“菿漢閣主”是章太炎先生的別號，菿漢，即“振大漢之天聲”之意。姚先生手擬教條十則：“以正己為本，以從義為懷，以博學為知，以勇決為行，以用世為歸。不苛於人，不阿於黨，不囿於陋，不餒於勢，不淫於華。”
不言而喻，這既是姚先生的教育思想，又是他對國學的態度和認識的高度概括，體現出的是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這充分地說明他年輕時就有了“正己”“用世”的理念。
當然，這十則教條的用意十分明確，彼時日寇入侵，國難之時，延續華夏文化學脈尤為重要。恐怕在今天的年輕學子看來，隻有聖人才能做到這一切，但他真是做到了，並且在風風雨雨、多災多難的半個多世紀裡始終如此。
姚力芸老師說：“家父生平無論是清心寡欲的生活，還是安貧樂道，不與權貴同流合污，自覺的踐行。直到八十多歲還寫詩自儆：‘識廣胸懷闊，靜觀氣自平，紛繁元歷歷，化育贊生生。’九十五歲時，還寫詩勉勵我們：‘行年九十五，至今懷衛武。以此樹家風，可大亦可久。’他一向抱著寬人嚴己、推己及人的態度，都是自覺踐行‘以正己為本’這一初心。也才能在101歲時，還創作了冊頁《千字文》長卷。”
振臂一呼
“以從義為懷”的姚先生也表現出性格的另一面：他不會通達權變，更不會諂媚阿諛。他常說：“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個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1940年，姚先生在立煌師院任教時，曾經把時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的方治從自己教室裡轟走。1943年，他在安徽師專任教，為抗議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侮辱教師的行徑，遂發起集體辭職風潮，罷教罷課，“身為教師，義不受辱”。
李宗仁來了，准備對群眾做些安撫工作，於是召開座談會，想聽取大家的意見。作為教師代表，姚先生當著李宗仁的面揭露李品仙在日寇進犯大別山時，拋下百姓不顧，帶著部隊潰逃、不敢抵抗的事實。“你五路軍唱的歌很好：‘五路軍不動人民一根線，五路軍不失國家一寸土地。’但是這一回打仗沒有抵抗。”
聽聞此言，李宗仁臉色十分難堪。事后有同事責備姚先生：“就怕是你有膽量，李長官沒有氣量。”
姚先生身上有師尊的遺風，關心時世，疾惡如仇。對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他總是旗幟鮮明地斗爭、反對。
1947年前后，貴陽師范學院曾先后發生了兩起驅逐新任院長的風潮。姚先生其時是學院五人教授會的負責人，對當局用特務做院長的行徑非常憤慨，積極支持學生“不要政客，要學者”的護校行動，根本不顧自己是否因此遭到解聘。
即使到了晚年，姚先生身上這種血性依然未減。如關於職稱的評定，他曾為山西大學中文系一位中年教師提升副教授的問題給山西省教育廳廳長寫信，說他“教學，科研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比較突出”，是經系、校兩級學術委員會多次評比，通過上報的，但頭一次批的名單中卻沒有他﹔而“由於人數多了，暫緩一部分，是可以的。但把學委會正式通過的有的緩了，而把沒有通過的有的卻批了，這就不符合中央文件原則”。
三年后（即1987年），姚先生又給山西省委領導寫信，說職稱評定“指導思想不是‘改革’當頭，而是照顧為首”，如“論資排輩代替了堅持標准”，“根本問題是重人事、不重人才”，“我們的中青年上的佔的比例卻很少，這就是存在的一個嚴重情況。我認為當前可以採取的措施”“首先應該讓各校中青年中超標准的，真正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等等（並附上《對教育改革的意見》）。
同年7月10日，姚先生又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破除專業職務評審中的論資排輩》的文章。這一方面反映了他對年輕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愛，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的社會責任感。他曾說：“沒有人呼吁沒有人抗爭，又會成為什麼樣子。”正如他所作詩雲：“清明才見草生芽，北國難開二月花。寄語東風須著力，但期新綠接天涯。”
“寄語東風須著力”，一語雙關，不僅是希望東風早綠江北岸，祖國大地春滿園，更主要的是希望政策發揮更大作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期新綠接天涯”，體現了一種博大的胸懷，不僅希望北國早開二月花，而且但願萬紫千紅遍布神州的每一寸土地，直至天涯海角。
講習之道
姚先生一生很重視“講習”，把學問變成人生修為的一門課程。他的學術代表作即名為《姚奠中講習文集》（共五冊，170萬字）。
所謂“講習”，語出《〈周易·兌卦〉象》辭：“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習當然是有講有習，講是主導，習是主體。講者指明方向，教給方法，加以引導，作出示范和榜樣﹔習者則要薪火傳承、舉一反三、有所前進、有所創新、有所發展。講與習是人才培養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善於講，是說要講得精，講出新意和創見，並且要講到恰到好處而后止。“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以講啟習，以習促講，互動共進，螺旋式上升。這就是國學所弘揚的講習之道，體現了人才培養最本質的教育規律。
章太炎先生每次講學都是冠以“講習”之名。我想姚先生所以要將文集命名為“講習”，就是對這一傳統的繼承與弘揚。
《姚奠中講習文集》貫通於中國文化的上下五千年，旁通於國學研究各領域，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從先秦諸子、《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金元戲曲、明清小說，真正做到了融會貫通。周汝昌先生稱姚先生為當代“通儒”“鴻儒”，“於學具識，於道能悟，於藝亦精亦通”。
如講諸子散文，姚先生從魯國的儒家說到齊國的陰陽家，從三晉的法家說到河洛的縱橫家，策士、謀士和學士紛紛登場，文學、歷史和哲學融為一片，精彩絕倫。誠如有人說的凡是接觸過他的人，無不為其學問之博、思路之廣、見解之精所嘆服。
《山西大學學報》原主編傅如一曾感慨：“由於工作的關系，我每天要閱讀到大量的論文，深感當今的學術規范、學術風氣，問題嚴重。許多論文可以說不是用心寫的，而是用現代化的手段從網上裁剪拼湊的，缺少自己的東西，更不用說原創性。由此，我愈加感到出版《姚奠中講習文集》的現實意義很大，因為，這部講習文集的出版，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更大范圍的‘講’，對‘習’者的啟發和教育一定是全方位的。”又說：“姚先生最重視通才教育，認為沒有淵博的知識，扎實的基礎，就不能成大器。古今中外的大學者無一不是通才。”
姚先生畢生以弘揚章太炎先生的講習精神為己任，在教育事業各方面作出了杰出貢獻。他一生共培養的19名研究生，現皆成著名學者（還有一位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真是風流文採各異姿，八方弟子著“春秋”。
2016年1月16日，中國書法家協會在商務印書館舉辦的“姚奠中先生系列書法作品出版首發式暨學術研討會”，與會者稱“姚奠中先生是中國學術正脈的守護者”。此為中的之言也。
識力犀利
近日，我找到姚先生《三十年來國學界的概況和今后應由之路》（載貴陽師范學院《教育學術》1949年第四、五合刊號）、《我對文藝學教學的檢查》（載《文藝報》1952年第4期）兩篇早期文章，這對我們認識作者前期的學術思想殊有價值。
《三十年來國學界的概況和今后應由之路》共5300余字，姚先生對當時國學界何以“缺少蓬勃的氣象”，“國學的前途都日見暗淡無光”的現象進行了自己的分析。他還逐一評價了“從事國學者”的各自特點，其中包括康有為、章太炎、黃季剛、胡適之、顧頡剛、馮芝生（馮友蘭）等人的國學研究及其影響——尤其是章、胡及顧的。這篇文章真知灼見競相迸發，每中肯綮而大啟人思。一言以概之，此文對我們了解中國近現代國學研究情況甚為重要。
姚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大概因為凡一學派到了高潮后，隨波逐流之士日見增多，如沒有杰出的人才，繼續擴張領域，則自然走入衰蔽之途。同時，時代是前進的，時移世易，需要不同，過去所認為新者，早已又成為落伍”。先生的這些言說均可謂見樹見林而得其大者。
姚先生還說，“今文家繼起的康有為，因為別有用心，遂舉古文家所據之典籍，悉目之為偽，肆意攻擊。雖多荒謬，而民國以來的新派學者，卻大受其影響。古文家后期大師章太炎先師，一面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正康派之失﹔一面以新知濟舊聞，而獨辟蹊徑。雖為激進者所不滿，而他的成績之卓越，則仍為他人所不及”﹔“胡適繼章師而談整理國故，他的方案是：擴大研究的范圍﹔注意系統的整理﹔博採參考比較的資料……大體說來，這方案是不錯的……胡氏的功績，便在別人作了沒有提出，而他提出了﹔許多人各別所作沒有合攏，而他把它合起來了”﹔“他們（胡適、顧頡剛等）對國學的看法，大體上也是不錯的。但是他們研究方法的應用和工作的成績，則尚不能令人滿意。這也許是識見有余而功夫不足”﹔“顧氏的方法本是出於胡氏的……所謂‘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証’……這方法，本來很好，但應用起來，卻很容易錯。因為‘懷疑’可能變為‘否定’，‘假設’可能變為‘成見’。‘疑’本介於‘信’與‘不信’之間。‘疑’不能等於‘不信’。‘假設’只是以比較可能為據，並不是先立了標准，然后找材料來維護它。至於‘大膽假設’尤其危險，‘不迷信’是應該的，‘大膽假設’則很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結論……所以他每一題目研究的結論，很多不能成立”﹔“胡適之、馮芝生拿西洋的格式，加於中國諸子上，作成他們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中國哲學史》二部名著，本是一種偉大的成就。但……我們認為西洋哲學，隻可用為自省的一種比較，並不能取別人的帽子，戴在自己頭上……我們應因他們的學說，而省察我們的精神在哪裡？比人家如何？這也是進一步的研究了”﹔“現在要期望新的成就，可能有兩條路：一是由新派的觀點，加以深入的鑽研，在不知不覺中，自然地採取了舊派的‘讀書精細，考証謹慎’的方法﹔二是由舊派‘實事求是’的精神，而后加以體察現實，自然地承認了新派的歷史觀點”等等。
這些觀點和文字無不顯姚先生的識力犀利、目光如炬，一語中的，所示得法。過去一個甲子的時光，足以証明這一切。
姚先生崇尚簡朴生活。2010年12月26日，他慷慨解囊捐款百萬元，發起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旨在弘揚國學，支持扶助國學研究和教育的重大項目，獎掖為國學研究和教育做出貢獻的人。
姚先生走后，為傳播他國學教育思想，山西省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創辦“奠中書院”，即繼承先生興文興教的宏願，承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己成物，化民易俗。書院開設的公益講座、國學研習、行業培訓等活動，借鑒古代書院講學模式，講習經典，昌明文化，塑造時代育人新模式，開啟國學傳播新風尚，以實際行動紀念先生。
湯序波，湯炳正先生之孫，1960年2月生於貴陽，字海晏，號不夜，祖籍山東榮成，2014年9月起在兩所高校為研究生開《史記》《左傳》《楚辭》課。著有《湯炳正傳》《湯炳正先生編年事輯》等，編有《楚辭講座》《書法講座》等。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學人小傳
姚奠中（1913—2013），名豫泰，字奠中，別署丁中，號樗廬，以字行。山西省稷山縣南陽村人。山西教育學院、無錫國學專修學校肄業，1935年9月轉入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師事太炎先生，系章門后期的重要弟子。1937年3月受聘擔任講習會“預備班”文學史的教席（講義由《制言》雜志社油印發行）。抗戰軍興，輾轉蘇皖川黔滇等地高校任副教授、教授，國文系主任。1951年返晉擔任山西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古典文學研究所所長。改革開放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九三學社山西省委主委﹔中國書法家協會理事，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著有《姚奠中講習文集》《姚奠中書藝》等書。2010年捐資100萬元成立“山西省姚奠中國學教育基金會”。其詩書畫印，被譽為“四絕”，楷行隸篆諸體皆精，榮獲第三屆蘭亭獎終身成就獎、第十一屆造型表演藝術成就獎。2013年12月27日，在亦曲園家中逝世，享年10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