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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史家、美術批評家郎紹君先生是我的授業恩師。時常回憶起當年那個暮春時節，先生欣然接納了我這樣一個既非名校出身又無嘉賢薦舉的考博學生。在困頓而迷茫的人生路口，他為我敞開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門，讓我在長久的驚喜和感恩中再次領受學術的惠賜。
郎先生待人親和，論學徐徐道來，在慈愛的神情與朴素的話語中，挺拔著關乎做人與為學的求實精神和恭嚴立場。做先生的弟子無比幸福，因為在讀書和思考中遇到問題和困惑，幾乎隨時都能登門請益，有時暢談良久，親炙鴻篇妙論﹔有時僅三言五語，卻閃爍著無限啟迪。
記得當年，大到博士論文，從開題到成稿的數番討論和修訂，小到一張表格，上面的簡短評語和簽字，郎先生都審慎為之。我明白，筆下的每一個字對先生而言，都意味著責任。我自知譾陋，不敢妄談先生的學術，隻能說，自入先生門下，最讓我嘆服的就是這種浸透於研究事業方方面面的巨細無遺的嚴謹態度，也正是他常說的對學術必須懷有的敬畏心。這種信仰般的敬畏，又與化於質朴的嚴謹合二為一，構成了我跟隨先生漸漸步入美術史堂奧的第一課。
個案的精研
郎先生早年一度對古代美術抱有興趣，曾在蘇軾的文藝理論、敦煌壁畫、歷代畫論等課題上用力，也為研究生開過美術批評史課程，發表了相關文章。1984年，因工作需要和領導安排，他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卷（近現代分支）》副主編，還做多卷本《中國美術通史》的編委兼“現代卷”主編。
正是這兩項重要的科研任務，成為偶然機緣，讓郎先生在搜集材料和撰寫課題的過程中，將關注點轉向了近現代美術領域。1988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專論《論現代中國美術》，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這部著作以宏觀的眼光反思了20世紀中國美術若干富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之后，在不斷地思索和研討中，他又將研究范圍進一步集中於20世紀中國畫史。
郎先生治這段畫史，頗受業內推重的是他專注於藝術家個案研究。這也是他從宏觀課題進入精微探究的一個方面。這些藝術家包括齊白石、林風眠、黃賓虹、李可染、陶冷月、方人定、陸儼少、蕭俊賢、吳琴木、柳子谷、梁樹年、石魯、趙春翔等，先生或著專書，或撰長文，在史學思想、研究方法、體察立場等方面皆一以貫之。
獨立的個案內部是藝術家個體生命史與其所處時代之藝術社會史的重疊與交融，不同的藝術家個案又在20世紀中國這一共存的文化時空中彼此映照，有廣度又有深度地支撐起縱橫連綴、血脈相通的20世紀中國畫史。郎先生的這一努力具有學科開荒的意義，為我們能夠更趨理性、清晰地理解這一百年的中國畫史奠定了知識根底。
無論做宏觀題目，還是做畫家個案，郎先生最先遵循的原則都是提出並追究“問題”，處處滲透著“問題意識”。他在《我與美術研究》一文中說：“做個案便於深入，有益於克服‘大而空’，但個案不是羅列瑣碎的材料，它必須提出並貫穿於材料血肉相連的問題，而且是實實在在的真問題而非假問題。”
在郎先生的個案研究中，“齊白石研究”頗具代表性。《齊白石》一書從搜羅材料、運思撰寫到出版發行，累計13年。隨后，先生又主編了《齊白石全集》，為台灣的齊白石大展寫了《齊白石的世界》一書，以及一系列齊白石主題文章。這些成果澤惠學林，更是齊白石藝術的愛好者、收藏家的必備讀物。
其中，《齊白石》一書中將齊白石其人、其藝分開論述，以齊白石與社會大潮的關系、對官的態度、對宗教的態度、倫理觀念和處事方式、農民氣質與生活習慣、家庭與愛情、藝術發展歷程、承傳與獨造、藝術的精神特質等一系列具體而實在的問題為綱目，史與論、解釋與考述相得益彰。個案中的“問題”骨架，使個案增益了篤厚的史學價值和深廣的闡釋空間。與之相關，郎先生在指導學生做研究和寫文章的過程中，對“問題意識”的倡導和強調也處處可見。
在20世紀畫家個案研究中，郎先生的致力方向是“去蔽”，即追求真實、去除“遮蔽”，力求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真貌。在《齊白石》一書的引言中，他開門見山地指出這項研究的本意是“敞開”和“去蔽”，“以引出齊白石研究的新開端”，並不無自省地強調：“我們努力投下一束光，起到一點去蔽的作用。這出於需要，也是可能的。看到了齊白石的被遮蔽，就有了去蔽的前提，盡管求取光明的人，有時也造成無意的黑暗。”
“去蔽”的意義似乎不僅限於藝術家個案本體，它還是以獨立的精神和公允的目光回眸這段歷史的必要門徑。郎先生清醒地看到，即使再努力“去蔽”，也不免有新的“遮蔽”，但這也正是藝術史研究所捕獲的樂趣之一。
做個案研究，郎先生還主張個體微觀體察與宏觀史學敘述的深度結合，既有別於單一的粗線條的宏大敘事，又將中國畫自身價值、精神性、形式語言等具體問題與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的相關課題內在融合。
郎先生說：“對歷史和現實的符號把握、對思想和意義的追尋，離不開宏觀敘述。當然，宏觀敘述須和微觀把握結合，論要以史為根底，作為文化研究課題的中國畫與作為藝術研究課題的中國畫要融為一體。”（《我與美術研究》）這種立足於文脈發展上的宏觀敘述，使扎實有據的個案研究超越了史料開掘的層面，而深入到思想史的言說和藝術史的流變中來，微觀和宏觀達到了默契的交匯。
郎先生做個案研究自成一體，並且在我們這些門生的論文選題和研究興趣中得以傳承，如華天雪做徐悲鴻，杭春曉做溥心畬，徐翎做周肇祥，雲雪梅做金城，張雁做黃冑，我做傅抱石等。
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欲求穿越歷史的煙雲和層累的注疏，去真正靠近一個蘊藉著豐富人格和精神的生命個體，並與之從容對語，實非易事。在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項個案研究無非是完成一場以主體人物為核心的自圓其說的敘事，並在這一過程中尋覓和檢視研究者自我生命的棲息之所。隻要聞獲了這一聲自我本心與研究對象遙遙相應的情懷合鳴，遒勁馳驟的壯歌也好，繾綣低回的婉曲也罷，似已足夠。個案研究的材料較容易集中，相對來說，便於做到“竭澤而漁”式的搜求和清檢，這就為下一步的系統研究奠定堅實而全面的文獻基礎。藝術家個案也並非是孤立而封閉的個體，他與時代、社會和文化的諸多領域都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涉，從一個點能拓延為一個時空的橫截面，恰是個案所處那一特定時期藝術史的切入口。這是個案研究得以綿延的學術生長點，也是郎先生鼓勵我們以個案為起點堅持深入做下去的重要理由。
作品的深讀
在畫史研究中，郎先生高度重視對作品的細讀和深讀。他曾回顧：“我重視看作品，始於反復觀看20世紀60年代前期故宮博物院、天津藝術博物館的陳列。在天津的時候，我曾受教於古書畫鑒定專家李智超先生，他對鑒定中‘熟看’（作品）和‘詳查’（文獻）的強調，給我很深的啟示。四十多年來，我養成了認真看陳列、展覽、畫集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作著錄的習慣。”（《我與美術研究》）
反復觀看藝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品味其語言特質和精神韻味，最好能佐助於一些傳統畫論的滋養，漸漸深入到作品中去。郎先生認為，鑒定家解決的是藝術品的真偽，而美術史家還應該重視判別、鑒賞與品評作品的優劣。作品深讀，是以對作品的熟知為前提，既有理性認知，也包括敏感的藝術品鑒能力。先生曾說“鑒賞能力的提高是一輩子的事情”，這既是美術史學者的職業關懷，也是以無數鮮活的作品串聯成的藝術史的魅力所在。
郎先生的美術史論寫作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在天津美術學院留校任教之初發表在報刊上的一些文章，其中不乏經典作品的賞讀和當代美術新作的評介。美術作品的鑒賞文章一直貫穿於先生的寫作中，他還主編了《中國書畫鑒賞辭典》等書。
郎先生曾對我講，描述好一件具體作品很不容易。我想，這應該也是美術史研究者的最基礎入門工作。在實踐中，我愈發覺察到，運用整體上准確、簡潔而不失辭採的文字，客觀、全面、情理兼備地描述一件作品，絕非人皆可行。而先生的著作中遍布著這樣的作品描述，為我們磨礪這一基本功提供了學習典范。
在作品描述的基礎上，積累必要的感性經驗和理性判斷，就可以對作品進行更為內化的釋讀。關於此，郎先生講道：“理解者本人的條件、能力至關重要：唯有充分的主體條件，理解與釋讀才能既近於對象（作品），又富於創造性。”（《齊白石·引言》）這句話與陳寅恪先生的名言——“了解之同情”高度契合，強調了研究藝術家要以釋讀他創造的作品為依托，而“同情的理解”藝術家的所遇所感，正是深刻釋讀作品的前奏。
例如，前人對齊白石寫作的大量詩歌關注很少，而郎先生對這部分材料的重視和探究遠超前人，表達出對飽含人世飄零苦楚的白石詩和清新、朴茂的白石畫，這兩種作品文本互映關系的深刻認知。
再如，郎先生從林風眠的若干畫作和文獻中讀解出，畫家早年的失母、喪妻、喪子等苦痛記憶在其藝術創作中或隱或現地顯露，並將這些作品的特征概括為“詩意的孤寂”，孤獨中充滿了美與力量。這樣的作品釋讀既關照了歷史和個體的真實，又將藝術的美感特質及其背后一份關乎人的血肉溫情敘述了出來。
深讀作品，既是藝術家個案研究的深入路徑，也使美術史的細致而具有質感的書寫成為可能。如《齊白石的世界》“食葉蠶肥絲自足——齊白石繪畫藝術的淵源”一章，郎先生進行了翔實的作品分析，並以此呈現出齊白石向徐渭、八大、石濤、金農等畫家的學習過程，通過細膩的作品比較，推導出令人信服的結論，而不是草草宏議或沿襲舊說。
談到學習“八大”，郎先生先將今天能看到的齊白石摹仿或形似“八大”的作品廣泛搜羅，結合齊白石40歲左右從民間畫師向文人畫家轉型的特點，總結出齊白石當時是學習“八大”的冷逸畫風、減筆畫法和魚、蝦、鶴造型等幾方面。
齊白石曾在1951年為自己的舊作《秋梨與細腰蜂》寫過一段題跋，其中有“白石與雪個同心肝，不學而似”等語句。郎先生依此而提出了自己的辨析，他認為，齊白石以臨摹“八大”向文人藝術演化，最終由於出身、性格、氣質等原因，告別了“八大”的高冷而鑄就了個人特有的藝術面貌，形成了民間趣味和文人格調的整合。這樣的結論擲地有聲。
郎先生認為：“研究中國美術史，不重視對作品的感受、對真偽的鑒定、對風格的辨識、對形式語言的透析，是無法入其門徑，領悟其真諦的。”（《我與美術研究》）這說明傳統美術史研究要以熟知和深讀經典作品為根本。但先生並不是意圖復古到張彥遠或瓦薩裡式的以藝術家、藝術品為絕對主體的敘述范式中去，而是在彌漫著各種宏大的文化研究、時髦的哲學觀念等藝術研究方法的當下，呼喚美術史學者向最質朴的藝術作品的回歸，重新培育對待作品的立場和能力。
基於對作品的重視，郎先生要求並經常帶領研究生去博物館、美術館和拍賣預展上近距離細看作品實物，熟悉作品並提高鑒賞力。他會在每一件佳作前駐足良久，臉上跳蕩著不可言表的興奮和快樂。他大多時候都是邊看邊講，一個展覽走下來，已不知不覺自發集結了一群“好事者”緊隨其后。
郎先生在作品前常談及畫史與筆墨，雖言語無多，卻境界開闊，聽其講者，皆如沐春風。近時，先生因年事漸高，帶學生一齊去看展覽的次數減少了，但一直督促我們要大量看作品，積蓄讀畫經驗。遇有好展，隻要身體情況允許，他依然會與我們同往。先生這種帶學生去展場一起看作品、講作品的傳授法度，深深影響了我輩弟子，也成為如今我們指導學生用心觀畫的最重要方式。
求真的批評
郎先生的美術批評與他的美術史研究是二元共生、互為滋養的。一是因為20世紀的中國畫史本身就是一個前后貫通的渾然整體，當代美術發展的諸多問題都可以導源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以，他對這段畫史的深入查考自然會延伸到對當代畫壇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是文藝理論爭鳴的熱潮期，郎先生身逢其時，審視彼時文化界和美術界的現狀，撰寫了若干頗具影響力的美術批評文章。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20世紀）80年代，關注現狀，介入美術批評，幾乎是一種責任。”
郎先生的批評文章大致可分兩類：一類談當代語境下中國畫的生存、發展及其衍生出的各種問題，如中國畫面對的情境和主題、中國畫的類型、中國畫的筆墨、中國畫的現代革新、中國畫的教育以及精英藝術與大眾藝術的關系、新潮美術、現代藝術、民間美術、農民畫等。另一類是畫家的專題批評，如周思聰、李伯安、李老十、田黎明、李孝萱、唐勇力、尉曉榕等，他都寫過重要的畫評文章。
將30年間郎先生的這些批評文章一一讀下來，可以看到時代的真實顯影，他以親歷者的身份記錄了歷史的煙雲變幻和畫壇的悲喜過往。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本身也成為歷史。
郎先生的美術批評，最典型的品格就是“求真”二字。他曾說：“評論即研究，研究則應把事實（史實）擺在第一位……認真弄清一個簡單的事實比盲目下一個偉大結論更有價值。”（《藝術評論的規范性與文風》）
郎先生寫過一部關於當代畫家李孝萱的批評專著《從寫實到荒誕——李孝萱的現代水墨》，序言裡開宗明義地講道：“這本書集中表達了我對中國畫革新探索的支持，但這支持不是沒有限定、分析、選擇、批評的贊美和追捧。熱情肯定探索精神是一回事，冷靜判斷探索結果是另一回事。”這其實道出了先生從事批評工作的總立場——肯於說“好”，也敢於說“不好”。這在“表揚稿”式的文藝批評流行的今天，多麼可貴。太多時候，都是說“好”容易，說“不好”難，尤其是讓藝術家們平和地接受“不好”的指摘和評點，似乎更難。
很多藝術家們都說，郎先生的批評文章非常耐讀，而且讀完心服口服。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點是先生確為知畫、懂畫之人，所以不論臧否，皆能說到肯綮之處。一味褒揚的批評，或善或美﹔坦言優長又指明不足的批評，才可稱真。
郎先生在藝術批評中的“求真”，來自一份對待藝術的不可撼動的原則性，敢於挑戰權威，不隨波逐流，從真實出發，從藝術本身出發。先生平素藹然、寧和，但在原則問題上從來都是嚴肅以對。作為一位尊重歷史真貌的學者、崇尚真誠的批評家，這一品質最難得，也最珍貴。
魯迅先生曾評價陶淵明，不僅有“悠然見南山”的沖淡，也有“金剛怒目”的血性，此語恰與郎先生的性格存有某些相似處。一旦談及不公不平事，先生溫顏易色，每當此時，他清瘦的身影驟然高峻，一身坦蕩凜然的文人風骨不容侵犯。
郎先生的批評文字中時常流露出對富有崇正、健朗之美的經典藝術的敬慕與懷念，對時下某些粗制濫造的藝術作品頗有微詞，這也是他依循藝術史發展規律做出的“求真”的判斷和預見。正如他在《重建中國精英藝術》一文講道：“首先是對藝術精神性的追求，其次是對革新語言符號的探索，三是對藝術自律性的追求。這三個方面賦予它們以生命力，在歷經蛻變、反省和種種磨難之后，就會走向成熟……也許這還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但它總歸是要出現的，因為這是當代中國文化和歷史的需要。”雖此文已刊發近30年，但在重估優秀傳統文化與高倡民族文化自信的今天，也依然不過時。
這就是真誠的藝術批評蘊涵的恆久力量。
學人小傳
郎紹君，1939年生，河北定州人。1961年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史論專業並留校任教，教授中國美術史等課程。1978年考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美術系，攻讀碩士學位。1981年畢業並留院美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曾任近現代美術研究室主任。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專著、文集有《論現代中國美術》《現代中國畫論集》《重建中國精英藝術》《守護與拓進》《齊白石》《齊白石的世界》《林風眠》《陶冷月》《自然的再發現》《從寫實到荒誕》《郎紹君美術時評》等，主編有《齊白石全集》《陸儼少全集》《中國現代美術全集·山水卷》《中國名畫家全集（近現代部分）》等。《齊白石》獲文化部首屆藝術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重要學術活動包括：主持中國首屆批評家提名展（水墨部分）及學術研討會（1993）﹔擔任香港虛白齋藏畫國際研討會執行主席（1995）﹔參加台灣“齊白石大展”並做主題演講（2002）﹔應邀到捷克國家美術館，對館藏中國畫做鑒定（2002）﹔策劃、參加中國藝術研究院舉辦的“黃賓虹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作者：張鵬，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史博士，現為首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繪畫史、中國傳統畫論、藝術產業等，清華大學中國藝術學理論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著有藝術評論文集《清談與玄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