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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理心和會——韓國大儒李退溪的道德世界”負責人、遼寧大學副教授
在東亞，朱子學作為儒學的核心精神，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產生過深遠的文化影響。朱子學自13世紀初開始東傳朝鮮，在15世紀趨於鼎盛，日本則以朝鮮為中介接受朱子學，在17世紀初呈現繁榮態勢。值得注意的是，日韓朱子學學者與中國學者之間並非是師徒傳授的方式，這些觀念傳播的物質載體是文本。在朱子學東傳過程中，哪些文本、以何種方式被日韓吸取，對這一問題的澄清，有利於更完整地呈現朱子學的學術內涵與發展演變。
《性理大全》的傳入決定了朝鮮儒學的學術規模，影響了朝鮮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朝鮮官方正式從中國引進性理學著作的最早記錄是在永樂年間。《性理大全》和《四書五經大全》157卷分別在1414年和1415年編撰完成。1419年，朝鮮使臣團訪問中國，明成祖特賜御制新修《性理大全》和《四書五經大全》。朝鮮王朝將之印刷，流傳於境內。朝鮮把理學稱作性理學沿用至今也大概源於此。性理學是理解朝鮮朱子學的鑰匙，也是儒學在朝鮮的最大理論特色。朝鮮把性理、四書、五經大全稱作永樂三大全。
《性理大全》是對宋代理學家著作與言論的匯編，其匯編門類的設置和內容的採擇充分體現了明代朱子學的立場。在朝鮮，《性理大全》不僅講學於經筵，還作為性理學研究百科全書式的文獻，典藏於中央官府、地方官府及書院，被當時的儒者廣泛研讀和討論。朝鮮儒者的學術規模和理論傾向由此而定，朝鮮朱子學的解讀深受《性理大全》結構與問題意識的影響。永樂三大全的官方引進確立了性理學作為官學的正式地位。性理學確立為朝鮮的統治理念后，誰的解讀更符合朱子思想的原意，是朝鮮儒者爭論的主要話題。除此之外，朝鮮儒學家李退溪著述的《啟蒙傳疑》是對《性理大全》中文獻的注釋書，《宋季元明理學通錄》是《性理大全》“諸儒”篇的補充。接受《性理大全》后五百余年間，朱子學對朝鮮社會生活各方面影響相當深遠，成為社會制度和規范的原理。
明儒羅欽順的《困知記》在朝鮮的哲學論爭中有著無可估量的影響
距朱熹300年后，《困知記》等性理學著作潮水般涌入，影響了朝鮮朱子學研究論域的形成。從哲學史的角度看，羅欽順為明代哲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既為“朱學后勁”，又為明代氣學開風氣，其對陳獻章的批判、與王守仁的往復論難，及其對氣學的思想重構，皆為明代哲學史的重要環節。從中國哲學的東亞傳播與接受角度看，羅欽順的理氣思想深刻影響了理氣“四七之辯”的形成。羅欽順的理氣論是否符合朱熹本意，理氣二者之間的關系究竟為何，引起朝鮮儒者廣泛的論爭。《困知記》中“理氣為一物”之論曾在朝鮮引起了持久討論，並引發了主理還是主氣的問題，由此形成了嶺南與畿湖兩大學派。何者與朱子本人的思想更接近是論爭的核心。退溪認為羅欽順在理氣觀上完全站在朱子的反面，對羅欽順的批判不惜筆墨，寫了《非理氣為一物辯証》。而朝鮮儒學的雙璧之一栗谷，著眼於羅欽順的觀點提出“理氣妙合”論。羅欽順試圖以人性與物性皆受氣而生的觀點來修正朱熹在理氣問題上未得以一貫說明的部分，但如此言論顯然超脫性善說的氛圍，人性與物性之異同需要合理的新解，這在朝鮮延展為“人物性同異論”。
同樣，日本諸流派理解朱子的橋梁之一便是羅欽順的《困知記》，其理論啟發也值得研究。日本朱子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重“氣”。在江戶時代，《困知記》為日本儒者廣泛傳閱，諸儒在朱子學內部思考氣的問題。如果說中國哲學把朱子的氣作為自明概念使用，日本則對廓清朱子的氣概念抱有極大的熱情。對氣的研究也是基於日本對“作為方法的中國”的理論自覺。《困知記》具有持久而全面、跨國的影響力，羅欽順哲學思想在朝鮮王朝、江戶日本之接受史的研究，均體現出羅欽順哲學思想之於東亞思想世界的意義，是認識中國哲學在東亞傳播與接受的重要一環。
《延平答問》與《心經附注》間接構筑了退溪對朱子“心論”部分的重視
《延平答問》《心經附注》分別是朱子前后兩位儒者的重要文本，在朝鮮成為借以闡釋“心學”的重要載體。宋代儒學，二程發其宗旨，延平承閩啟洛，朱子集其大成。延平是朱熹年輕時代的重要老師，朱熹前后相從延平不過數月，書札往來問答為多，朱熹將其記錄為《延平答問》。李侗（延平）與《延平答問》因承洛閩之序，啟發了朱熹。朱熹從學延平后棄佛入儒的事件在東亞極具象征意義，延平被當作儒學正統學源之代表。值得深味的是，《延平答問》在朝鮮和江戶日本均受重視，退溪為其寫跋語，出版了朝鮮刊本。延平對“未發之中”的體認之心學功夫，更為退溪所看中，構成了“退溪心學”之主要理論來源。
基於東亞的空間結構，日本接受朱子學以朝鮮半島為重要媒介。《延平答問》受到退溪的重視，繼而被日本早期朱子學家藤原惺窩、林羅山接受。退溪對延平心學的推崇和朱子見延平后棄佛入儒，在日本思想家棄佛入儒這一歷史事件中起到了契機性的作用。日本對朱子學的興趣主要是需要借助一套精深的理論體系來為日本神道進行理論表達。延平認為儒學兼明分殊，而禪家僅知道理一。這不僅幫助他們抵制佛教，還能從“神儒習合”的角度接受，以儒學解釋神道。
退溪文本中還存在著被他自己稱為“心學”的重要部分。退溪這一“心學”的稱呼不僅與儒學“十六字心傳”的道統說密切相關，還與《心經附注》對其影響有著深刻的關聯。《心經》由南宋真德秀集先賢論心格言及諸家注而成，明代程敏政為其增補宋元之注解，是為《心經附注》。二書被看作是新儒學思想從朱子理學向陽明心學轉變的過渡期產物，甚至認為陽明心學的成立宣告《心經附注》的歷史使命已結束。退溪的《心經后論》記錄在《心經附注》之后，被朝鮮、日本多次刊印，退溪一生十分推崇《心經》，“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曾謂：“吾得《心經》，而后始知心學之淵源”。退溪認為《心經》囊括了濂、洛、關、閩四大學派之精華，將其看作孔孟程朱儒家經典的精粹讀本和朱子學的入門書，他不僅把《心經》帶到國王的經筵上，還把《心經》講授給后學，並設為社會教化的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