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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專著《中國古代圖書史——以圖書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化史》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
雕版印刷術是中國對世界最偉大的貢獻之一，學界討論最多、爭議最大的是它的發明時間。許多學者曾試圖從古代文獻中尋找關於印刷術最早的記載，或拘泥於考証《后漢書》中“刊章討捕”之“刊”是否為刊刻印刷之意，或拘泥於考証唐太宗是否“梓行”過《女則》，或拘泥於尋找古代文獻中相關的隻言片語，結果卻是各說各話，難為學界認同，或是因為新材料（包括實物）的出現而不斷修正先前的結論。檢討起來，問題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即把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當作一個純粹孤立的事件，用乾嘉式的考証方法去尋找最早的史料記載。當然，原因還是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關注和認識不夠。其實，學界對我國古代其他重大發現和發明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的問題。因此，對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特別是它被社會廣泛接受、普遍應用過程的檢討以及原因的分析，具有普遍參考意義。
雕版印刷並不專指印刷圖書
任何一種對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技術發明，都需要滿足一些基本的條件：一是技術本身，包括原理和方法﹔二是功能，即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需求﹔三是能讓這種技術得以應用和推廣的社會環境。歷史上起關鍵作用的，往往是后兩項。一項技術發明，如果不為人們所需要，就談不上應用，也沒有繼續存在的價值﹔如果沒有適合的社會經濟環境，便得不到進一步的發展。
“雕版印刷”本義是一種凸版印刷技術，並不專指印刷圖書。雕版印刷的技術原理與方法，至遲在秦漢時代就已被我們的祖先掌握了，只是早期印刷的內容不是圖書，承印物不是后來常見的紙張。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絲織品的圖案中，便有用凸版印制而成的，精美、精細程度絲毫不亞於后世用雕版印刷的圖書、圖畫。廣州南越王墓也出土過銅質印花凸版。至於印刷材料，制墨技術早在先秦時代就有了，造紙術至遲東漢時也已成熟，更何況絲織品本身也曾作過書寫材料，作為圖書的承印物也是可以的。問題的關鍵是：同樣的技術原理，同樣的工藝流程，相關制作材料也基本具備，為什麼漢代沒有用雕版印刷技術印制圖書？最根本的原因，是社會需求與社會環境。
雕版印刷成為強烈社會需求
從社會需求的角度看，我國古代圖書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直至隋唐以前，圖書主要是手工抄錄和單點式傳播。雖然東漢熹平時曾將儒家經典刻於石碑之上，立於太學之前，供人抄錄，但主要目的是為儒生學習提供官方定本。兩漢魏晉南北朝時，官、私學皆盛，一些經學大師座下門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計，雖然對文獻的需求量很大，但各家嚴守“家法”，老師教授、學生學習的內容常常局限於有限的幾部儒家經典，而抄寫這些經典又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內容與方式，除了像《倉頡》《凡將》《急就》這類識字書以外，通用性的圖書很少，因此對圖書批量復制的社會需求並不強烈，即使漢代出現了“書肆”，圖書還是主要以抄寫為主，並在小范圍內流通。
對文獻批量復制的社會性需求與宗教有關。魏晉以后，佛教、道教迅速發展，宗教圖書、圖畫既是僧眾學習誦念的內容，也是宗教活動的重要“法物”。宗教的傳播通常力求用最方便、最廣泛的方式去爭取信眾，而宗教信眾中又有很多是不識字的百姓，他們需要的僅僅是一種用來供奉、寄托信仰的“法物”，因此，一種能以批量且價廉的方法復制宗教文獻的方式——雕版印刷便成為一種強烈的社會需求。迄今為止，我們發現的早期印刷品絕大多數與宗教特別是佛教有關。唐初密宗盛行，像陀羅尼經咒這類連抄寫也不易的宗教文獻，更適合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批量復制。早在20世紀20年代，向達等中外學者就曾指出，這種做法可能是受古印度佛教用捺印或版印佛像置於小型佛塔供養習俗的影響。至於版印之法是從古印度傳來，還是中國本土原有，仍是一個難以弄清的問題，如果從純技術的角度看，如前所言，版印之法，早在西漢時代就已經非常成熟了。
對文獻批量復制的社會需求還與教育有關，並且這種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意義更為重大。對於“文獻之邦”的我國來說，以儒家經典為代表的所謂“正經正史”才是主流社會認可的“圖書”。即使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類文獻所承載的信息和知識也更為豐富和多樣。隋代產生、唐代基本成型的科舉制，是引發這種社會需求最重要的因素。
科舉制分科舉人，考試科目基本固定，學習內容也基本固定。換言之，由過去個性化的學習轉變成標准化、程式化的學習。除普通考試外，還有不少專科，如醫學、律學、書學、算學等，這對於經學一統的兩漢魏晉南北朝來說，是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大大促進了教育的發展，也促進了圖書事業的進步。在科舉考試制度之下，全國同一科考名目下學習的內容基本相同，教材也大同小異，於是，科舉考試用書的批量復制便有了強烈的社會需求。史載，五代后唐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鋟梓之法，其本於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北宋沈括也說過：“版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后典籍，皆為版本。”過去許多學者據此將馮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九經”作為雕版印刷術的起點，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並不是沒有雕版印刷的圖書，史籍中有不少相關記載，沈括所說的“唐人尚未盛為之”，也沒有否認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圖書。但是，對於儒家社會的讀書人來說，隻有“正經正史”這類圖書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典籍”。
雕版印刷圖書進入“黃金時代”
如果說，隋唐時已開始用雕版印刷圖書，到五代時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而用雕版印刷的圖書被全社會普遍接受並得到廣泛應用的“黃金時代”，則是在宋代。
推動雕版印刷圖書“爆發式”普及最深刻、最直接的原因，是宋代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以及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早有眾多學者指出，宋代尤其是江南的農業生產力水平達到了我國古代社會的高峰，並居於當時世界的前列。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使得很大一部分勞動力可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從事農業生產以外的職業。一方面，宋太祖曾宣布“本朝不抑兼並”，土地私有化迅速發展。由於土地兼並，農民增加了失去土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離開土地的可能性，當然也就增加了選擇從事土地耕種以外如手工、商貿等職業的可能性。地主對於土地的權利也變得簡單了，可以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坐食租稅”。這些變化，使得城市快速發展。龐大的市民階層既是文化產品的主要生產者，也是文化產品的主要消費者，城市成了名副其實的手工業中心、商貿中心和消費中心。另一方面，宋代力役制度的變化，也使得工匠在應役之外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從而促進了民間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出現了不少專門從事雕版印刷的工匠，朱熹狀告唐仲友一案中私刻會子被判刑的蔣輝就是這類專業的工匠。此外，宋代全國性的商貿體系也已十分完善。在宋代各行各業中，雕版刊印圖書是一個利潤頗豐、影響很大的行業，除了私人刻印書籍外，各級各類政府機構也刊印、售賣圖書，圖書印刷原料生產包括造紙、制墨和雕版、刷印、運銷等已經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這些變化，既促進了文化產品數量的增長，也提高了文化產品的質量，是雕版印刷術的應用在宋代進入“黃金時代”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因素。
雕版印刷術從發明到廣泛應用，與其說是一個事件，不如說是一個漫長且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經濟因素遠遠超過了雕版印刷技術與方法本身。研究這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需要以宏觀的視野，將其置於特定的社會發展階段，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進行綜合的觀察、分析。雕版印刷問題如此，其他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也無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