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內搜索
站內搜索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1世紀初年女性鄉土敘事潮流的崛起及其意義”負責人、廈門大學教授
進入二十一世紀，女性寫作不再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局限於女性的、性別的議題，而是面向更廣闊的社會生活。換句話說，女性寫作發生了轉型，但轉型並不等於放棄性別立場。女性鄉土敘事潮流的崛起就是最好的証明——女作家們將性別立場帶向一向由男作家主導的鄉土敘事領域，在性別與鄉土的互動中構筑起鄉土敘事和女性敘事的嶄新空間。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除了遲子建、鐵凝等少數幾個女作家外，鄉村幾乎是女性寫作的盲點。這一狀況的改變始於世紀之交——女作家們日益介入鄉土敘事，作品漸漸漫衍成潮，迄今為止，作品總數不下百部，許多作品頗具影響，如王安憶《富萍》、鐵凝《笨花》、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方方《奔跑的火光》、孫惠芬《民工》、葛水平《喊山》、林白《萬物花開》、范小青《赤腳醫生萬泉和》、喬葉《最慢的是活著》、嚴歌苓《第九個寡婦》、邵麗《明惠的聖誕》、魏微《大老鄭的女人》、北北《尋找妻子古菜花》、馬秋芬《朱大琴，請與本台聯系》、葉廣岑的生態系列、梁鴻的梁庄系列……顯然，女性鄉土敘事不僅是新世紀女性文學的重鎮，也是新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成為一股具有嶄新特質的創作潮流。其表現形態、文化意蘊，與以往的女性文學或以男作家為主體的鄉土文學，都有很大差異。這樣的差異隻有在性別和鄉土雙重視角的互動中才能把握和理解。
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同質性的鄉土經驗，經驗會因為經驗主體、表述主體種種身份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色彩，性別身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身份變量。“五四”以來主流鄉土敘事所傳達的鄉土經驗看似中性，其實是男性的鄉土經驗﹔同樣，男性農民形象被理所當然看作農民形象的全部，從而忽略了“鄉村女性”這個特殊的農民群體之鄉土經驗、身份內涵的獨特性。而新世紀女性鄉土敘事潮流的貢獻恰恰在於傳達出一脈女性的鄉土經驗，建構起一片女性的鄉土。盡管這樣的女性鄉土經驗在“五四”以來的鄉土敘事傳統中其實並不缺乏，但總是被有意無意地忽略和改寫。從這個角度而言，新世紀女性鄉土敘事以整體性的陣容“浮出鄉土地表”，其文學史、文化史意義不容忽視。
進入21世紀以后，鄉土文學的概念、邊界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工的形象成為最重要的農民形象，與此相對應，“打工妹”形象也成為最重要的鄉村女性形象。因此，對“打工妹”這個群體生存境遇的表述即所謂“打工妹敘事”，就成了女性鄉土敘事介入當下鄉土中國的一個重要支點。“打工妹敘事”為我們呈現轉型期階層、性別、城鄉之間復雜權力糾葛、從鄉村到都市的空間變遷，給鄉村女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境遇、豐富多樣的經驗和主體位置，而不僅僅是簡單的發跡傳奇或淪落故事，也遠非解放/禁錮、進步/落后、文明/愚昧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二元對立范疇所能覆蓋得了的。因此，女作家筆下的很多“打工妹”形象都大大僭越了人們關於鄉村女性的種種刻板印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本土文化傳統日益成為鄉土敘事的重要訴求。建構女性與本土/鄉土/地方文化傳統間的關聯性，也是這股女性鄉土敘事潮流的重要議題。王安憶《天香》在這方面頗具代表性。《天香》寫的是明代上海顧繡的歷史，《天香》中的上海是現代上海的鄉土前身，而刺繡又是農耕文明的典型產物。“刺繡”原本是集中表達儒家性別制度對女性全面規訓的“婦職之技”，卻被王安憶賦予了全新的意義。作為顧繡精粹的“繡畫”和“繡字”，集中體現女性對中華文化傳統的獨特傳承。它超越了以男性精英為主體的士大夫筆墨書畫傳統，不是對后者的仿制或補充，而是提升和再造。它用蠶絲甚至頭發等生命的衍化之物，用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針黹，賦予空疏高蹈的書畫以堅實的肉身，“繡畫”和“繡字”，已然是女性與民族文化傳統關系最形象的隱喻。
正如前文所言，從來就不存在一個同質性的鄉土經驗，鄉土經驗會因為經驗主體、表述主體性別身份的介入而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同樣，也不存在一個同質性的女性經驗，女性經驗也會因為民族、地域、階層等其他差異而呈現出不同色彩。新世紀女性鄉土敘事一方面將性別意識帶入一向由男性主導的鄉土敘事領域，呈現被遮蔽、被修改的女性鄉土經驗，提示鄉土經驗的復數形態﹔另一方面，它又將鄉土經驗帶入女性文學中，提示女性經驗的復數形態，從而構成與20世紀鄉土文學傳統和女性文學傳統的雙向對話。如果說，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轉型關鍵在於鄉土中國的文化自覺與重建，鄉土文學不僅是百年新文學最重要、最成熟的文學類型，也是百年新文學最具本土性的文學形態，而且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還依然可能是中國文學重鎮的話，那麼，女性主義、性別立場向鄉土敘事領域的滲透，其意義不容小視。它意味著女性主義本土化終於落到了實處，標識著新世紀女性敘事和鄉土敘事的雙重新地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