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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道藏通考》的翻譯與研究”負責人、四川大學教授
由施舟人和傅飛嵐主編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出版發行堪稱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之一，也是漢學研究史上的一座裡程碑。《道藏通考》同孔麗維主編的《道教手冊》、玄英主編的《道教百科全書》一起，被公認為西方關於道教的重要工具書。與后兩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過程對文獻版本的選擇更為嚴格，對道經的解析也依據最可靠的研究，被譽為歐洲漢學界集大成之作。
施舟人主持的歐洲“道藏工程”肇始於1976年。在巴黎舉行的歐洲漢學大會上，施舟人提議啟動一項《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關於明《道藏》的第一份詳盡系統、研究性的文獻學考述，考証所有經文的時代、作者、價值，概述其內容，得到參會者的支持。1978年，這一計劃獲得歐洲科學基金會為期四年的資助。為了更好地開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協作的工作模式：將歐洲“道藏工程”總部設在巴黎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專家指導委員會由鮑吾剛、龍彼德、康德謨、施泰寧格、許理和、施舟人6人組成，下設法國巴黎小組、德國沃爾茲堡小組和意大利羅馬小組。每個小組通過協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決了對《道藏》中每一部經典進行系統性、協作性研究的問題，保証了研究的質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這一時期日本和中國的研究成果，可謂擷百家之英，熔鑄一爐。《道藏通考》還是道藏研究中跨國合作歷時最長、參與人員最多的范例。從1976年開始的歐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終完成，其中有24位歐洲學者、3位在歐洲的中國學者和2位美國學者。書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語、德語、英語及意大利語四種文字寫成，最后統一成英文出版。
道教，被西方學者視為對人類文明貢獻極大的文化基因庫，保存了豐富的文化傳統。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經典幾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統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個例外，作為道教經籍總集的《道藏》長期以來飽受冷落，無人問津。1910年，劉師培旅居北京白雲觀，他拋開成見，通覽明《道藏》，后來發表《讀道藏記》，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國神父戴遂良發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錄。這份目錄是轉譯自明代道士白雲霽的《道藏目錄詳注》。戴遂良最大的問題是未校勘道藏原書，由於他依據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白雲霽失錄的道藏文本，他也失錄，因此有不少的錯漏。翁獨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錄為基礎並修正了他的錯誤。此外，馬伯樂對道藏研究貢獻巨大，他對道藏文獻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創造了被稱為“內部文本批評法”的具體文獻斷代法。當年他在全無道教知識的情況下，憑著對文獻內在理路的判斷，解析出上清和靈寶兩大類文獻。
陳國符的道藏研究飲譽海內外，他於1963年修訂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國內外學者奉為“經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讀書。《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從陸修靜的三洞道經到《玄都寶藏》的發展過程。由於陳國符認為《正統道藏》的編撰混亂以及編者的無能，他並未對明《道藏》進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於1983年發表的《道藏源流續考》，則主要致力於外丹的研究。日本學者福井康順的《道教的基礎研究》，開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領域。此后，吉岡義豐的《道教經典史論》則深受陳國符研究的影響，被認為是繼陳國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著陳國符的足跡繼續向前探索，補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來自佛教的資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獻。大淵忍爾在道教文獻及道教儀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別是在早期靈寶經、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問題上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編著的《敦煌道經目錄編》被認為是著錄敦煌吐魯番所出道教文獻的最好成果。在中國台灣地區的8年，施舟人意識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門的經歷加深了對道經傳承重要性的理解，而這也為他在歐洲發起跨國“道藏工程”的宏偉計劃奠定了堅實基礎。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繼愈和鐘肇鵬主編的《道藏提要》。該書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內容的大型工具書，吸收了中國和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道藏提要》仿照《四庫全書提要》的體例考訂介紹了道藏中道經的時代、作者、內容，不足之處是沒能充分吸收西方學者特別是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編撰的《道藏分類題解》，參照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對《道藏》重新分類，以方便現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吸收了大淵忍爾目錄的優點，乃是敦煌道經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書目提要》對道藏中286部道經撰寫了提要，對所選道經的內容、思想和版本線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續推進：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錄》出版，該書從各種文獻中收羅出6000種道書書名，對多數道書進行了大體的考証﹔2011年《正統道藏總目提要》出版，作者蕭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寫了全部《正統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該書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難能可貴。
《道藏》的歷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卻姍姍來遲。《道藏》缺乏系統研究的現狀，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現才得以改變。而《道藏通考》對明道藏的研究，無論是從系統性、學術性、嚴謹性和周詳性，還是從該書作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書的實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參考文獻的翔實性，以及對西方學術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來說，都大大超過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個東方學研究機構和中國宗教研究者都無法回避的重量級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學術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