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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近代小說史論”負責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供案頭閱讀的通俗小說的歷史始於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裡，行世的都是長篇小說。馮夢龍“三言”的問世打破了這一格局，他還在《古今小說》封面上作“識語”為短篇小說宣傳：“其有一人一事足資談笑者，猶雜劇之於傳奇，不可偏廢也。”短篇小說創作就此步入繁盛，從明天啟年間到清雍正朝，作品總數已達六百余篇，較優秀者也不在少數。然在隨后百余年裡，短篇小說卻消失得無影無蹤，等到光緒末年才重新現身。
光緒二十八年（1902）冬，倡導“小說界革命”的《新小說》創刊。在梁啟超主辦的前七期裡，隻刊載過《俄皇宮中之人鬼》《毒藥案》《白絲線記》三篇短篇翻譯小說與文言小說《唐生》，自創通俗短篇小說則是一篇也無﹔該刊向社會征稿，也明確要求“章回小說在十數回以上”，短篇小說顯然未入其眼界。稍后創刊的《繡像小說》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樣也不刊載自創的短篇小說。直到日報刊載小說成為流行現象，通俗短篇小說才重新受到人們關注。
日報刊載小說始於《申報》，它在同治十一年（1872）創刊伊始就接連刊載三篇翻譯小說，隨后又緊急剎車。報載小說是全新的傳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現，一時無法與中國讀者長期形成的閱讀習慣相融合，更何況刊載外來的翻譯小說。《滬報》是刊載小說的第二家日報，它在光緒八年（1882）創刊后三周，就開始連載《野叟曝言》，一直持續了兩年半。當時這部作品售價每部六元，《滬報》是每日隨報附送不收分文，且以書版格式刊印，便於讀者自行裝訂成冊。小說連載以來，“購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於選擇了大眾喜聞樂見的傳統小說，消除了讀者對新傳播方式的抵觸心理。此后，滬報又連載了《七俠五義》《蜃樓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讀者歡迎。
大眾接受了新的小說傳播方式，但此時中國近代新聞業剛起步不久，直到戊戌變法后，日報才漸多，而辦報者發現“小說與報紙的銷路大有關系”后，報載小說便開始成為普遍現象。起初，各家都連載長篇小說，既有大眾習慣閱讀的本土創作，又有一些翻譯小說。這麼多家日報以及刊物都要刊載小說，創作或翻譯者畢竟有限，一時間稿源便成了大問題。大家習慣的長篇連載也出現了麻煩。得益於印刷業近代化改造，小說單行本的出版快捷且價格較低廉，早年《滬報》連載有單行本的做法已不可復制。報社的應對策略是約定幾個名家供稿，而作者有限且又諸事纏身，艱於騰挪，這便導致了寫一段，報紙第二日登一段的模式逐漸形成。但作者的供稿常因生病或外出一類事斷檔，暫停時間久了或發生頻率太頻繁，甚至連載中斷后再也不見下文，這些都會招致讀者不滿，從而影響報紙銷路。如果有批短篇小說在手，連載暫停時便可頂替，或者干脆以短篇為主，長篇連載輔之，那麼讀者的不滿多少可得到化解。也就是說，因形勢逼迫，短篇小說將應時而生。
一個偶然事件使設想付諸實踐。《時報》自創刊就連載陳景韓翻譯的《伯爵與美人》，他東赴日本，臨行前多翻譯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時連載。可是他走后，《伯爵與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連載暫停了三個月。其間，陳景韓從日本寄來短篇小說《馬賊》以救急，《時報》又接連刊載了《中間人》《張天師》等短篇小說，填補連載暫停時的空白。由於讀者習慣的是長篇小說連載，《時報》刊載《馬賊》時特地刊載廣告解釋，“短篇小說本為近時東西各報流行之作”，讀者不必見怪，那篇小說篇幅雖短，卻同樣“立意深遠，用筆宛曲，讀之甚有趣味”。該報繼而進一步向社會征集這類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種小說（題目、體裁、文筆不拘）投稿本館，本報登用者，每篇贈洋三元至六元。”自此，《時報》開啟了向社會征集短篇小說的序幕。
《時報》向社會征稿，特別是征集短篇小說的舉措便引起連鎖反應。當時的很多報紙先后加入了向社會征集小說稿件的行列。可能《笑林報》稿件短缺的危機尤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內兩次刊載征文啟事，第一次明確地“征短篇小說”，第二次則說“本館征求時事、言情及各種小說”﹔《天鐸報》開列的征集范圍是：“種類：言情小說、社會小說、短篇小說”，同時還要求“文俗夾寫，毋取高深”，以適應大眾的閱讀。
同治年間《申報》向社會征集詩文時，以“概不取其刻資”即不收版面費為鼓勵，此時應征者多而版面有限。光緒末年報紙是為開掘小說稿源而征文，這就須得給予相應的報酬，否則應征者寡，小說刊載斷檔，報紙銷量會受影響。對報社來說，這個觀念的轉變有點痛苦，不少報紙征文時對報酬都含糊其辭：或含糊地許諾“相當之酬報”，或籠統說“潤筆從豐”，或表示“本館決不惜厚資也”。說得都很慷慨，但誰都鬧不清“酬”與“勞”如何對應。有的報紙則表示願意和應征者一起商定，“每千字需酬金若干，並請開示，以便商議”。《時報》的態度倒是明確，每篇短篇小說“贈洋三元至六元”，《天鐸報》按千字論價，分為二元、一元半與一元三等。當時各報都急需稿源，激烈的市場競爭最后終於使稿酬制度化，從而為作者隊伍的形成，為小說特別是短篇小說的創作繁榮在物質層面提供了保障。
一時間大批作品蜂擁而至，當時的人曾感嘆道：“十年前之世界為八股世界，近則忽變為小說世界。”不少人倉促上陣，短篇小說的藝術水准就總體而言當屬平庸一類。有些作者往往是聽到或看到些什麼，就匆匆記錄，稍作潤飾便算完篇，作者對描寫對象未作深入思索，批判也屬表面化。創作時對於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煉與捏合，也無謀篇布局的講究，情節簡單，人物形象只是粗線條的刻畫。倉促動筆自然無法對事件作本質性開掘，隻能是對現象的描繪與嘲諷，就連小說名家包天笑也承認“急就成篇，容有支離矛盾處”。這種創作現象的出現也容易理解，在清朝的最后幾年裡，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大小事件層出不窮，變幻之節奏又急速，此時日報小說的創作既要跟上社會的快速變化，又得及時呼應讀者的需求，往往隻能拿出“急就章”。不過，這些作品圍繞社會熱點問題發聲，易引起讀者共鳴，各篇雖隻敘述某一件事，而匯合眾作品，則顯示了社會方方面面的眾生相。其時短篇小說多刊載於日報，其讀者眾多，作品可有較大的傳播面，而各地不少報刊在靠轉載維持，它們所轉載的，也大多是短篇小說。
日報小說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隻有196種，普遍實行征文的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便躥升至422種，宣統朝的三年裡更一直保持在500種以上，這其中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說。短篇小說集也開始面世，還得到了“其文辭簡勁，其思想銳奇，若諷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賞，趣味橫生，為小說界別開生面”的贊譽。小說名家也接受了這種新興的文學體裁，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長篇享譽文壇的吳趼人，此時就接連撰寫了多篇短篇小說刊載於報端。一向引領創作潮流的小說專刊也開始重視短篇小說，《小說林》就有意為短篇小說安排了相當篇幅，前后40篇作品中竟佔了22篇﹔而出版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爆發的《小說月報》，此時向社會征稿就特地聲明：“本報各門，皆可投稿，短篇小說，尤所歡迎”，同時還允諾了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的較高稿酬標准。
當創作呈現如此態勢時，可以說清中葉以來消失了百余年的短篇小說，至此實現了自己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