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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眼觀察】
媒體型智庫是智庫和媒體相互融合的結果。探討媒體型智庫建設，應從智庫和媒體的融合入手，從傳播結構和功能角度尋找其產生和發展的合理性。
矛盾的結合：傳播受眾的擴展與收縮
在現階段，由於國家政策的扶持和眾多新型智庫間的競爭，智庫面臨著加強傳播力和影響力的迫切任務。在智庫的傳播受眾亟須擴展的同時，傳統媒體的有效傳播受眾卻在不同程度地縮減。相比於快速、便捷的新媒體傳播模式，傳統媒體要想更好生存發展，必須向精品化、深度化方向邁進。智庫和媒體這兩大傳播主體在各自發展過程中，傳播客體有逐漸趨同的趨勢，為二者與對方相向而行、融合發展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這也為媒體型智庫的誕生提供了前提。
與其他類型的智庫相比較，媒體型智庫基於先天優勢，擁有更加穩定和寬廣的媒體平台﹔另一方面，與單純的媒體角色相比較，由於“智庫”功能的增加，使得媒體型智庫的產出內容更有針對性、現實性、戰略性，更容易被廣大讀者中的特定人群所注意，用戶的精准度、“粘度”有所增強。因此，從傳播受眾的角度來看，建立媒體型智庫正是智庫與媒體融合發展的最優選擇。
功能的調和：傳播內容和媒介形式的綜合
從傳播活動的過程看，智庫和媒體的傳播活動都不能缺少信息內容和平台載體等基本要素。對媒體而言，它借助不同的媒介形式和載體平台等實現對信息內容的傳播活動。對智庫來說，主要是通過報送內參、編發刊物、召開學術會議等形式，向公眾和權威部門傳播其咨詢研究成果。智庫和媒體在傳播內容和傳播媒介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卻又有明顯的相似性。二者都是通過一定的傳播媒介來達成傳播內容的輸送和擴散。而媒體積極面向大眾的、通俗有趣的呈現內容和智庫產品所力求實現的思想性在媒體型智庫中得到有效的統合。
相較於其他智庫，媒體型智庫擁有更豐富的媒體資源和更專業的媒介平台，可實現更加靈活的內容形式和多樣化的傳播方式。同時，媒體型智庫還可利用其媒體的品牌影響力增加其產品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以獲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效果的統一：更好發揮議程設置、輿論引導作用
一般而言，議程設置是一個分成三部分的線性過程：設定媒體中將要被討論的問題的輕重緩急，即媒體議程﹔媒體議程在某些方面影響公眾觀念或與之發生相互作用，即公眾議程﹔公眾議程在某些方面影響政策制定者所重視的事物，或者與之發生相互作用，即政策議程。
對於媒體和智庫來說，都關注通過媒體議程影響公眾議程，再由公眾議程影響政策議程。
在以上的過程中，媒體是傳統的承擔議程設置、引導輿論等功能的傳播機構。而智庫在傳播中則相當於擔當了“內容生產”的角色：對社會現象和熱點進行分析后，形成觀點，從而引導社會大眾的認知。當智庫通過自辦媒體、召開發布會等形式來擴大自身影響力之后，智庫便由單純的“內容生產”角色發展到具備一定的議程設置、引導輿論功能。
可見，智庫通過與媒體的融合，可充分發揮內容生產、議程設置功能，有利於健全輿論引導機制，構建政府與大眾間的協調機制，實現智庫話語的創新擴散，進一步發揮輿論監督、預警等作用。
責任的力量：價值取向和目標漸趨一致
通過媒體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再回看當前智庫的職能作用，可以發現，智庫往往通過對社會政治經濟熱點問題的調查和研究，形成詳細的研究報告或對策建議，通過其報送渠道，向政府決策機構呈報相關的意見和建議，力圖對所觸及的問題作出改善或改變。因此，智庫在其發揮研究和傳播功能過程中，已經體現出很強的社會責任導向，並在客觀性和公共利益至上方面表現突出。因此，智庫和媒體在履行社會責任的行動過程中，體現出相同價值取向和目標，為二者能融合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由於脫胎於媒體，媒體型智庫的運作理念比一般智庫更接近於媒體，其研究、工作人員也大都由媒體記者或編輯轉換而來，因而比一般智庫具有更強的媒體責任感，因此在其具體運作上，會更加自覺以媒體的敏感度去捕捉問題、維護社會公眾利益。
新時代媒體型智庫發展的廣闊前景
符合智庫發展規律和內在需要。傳統智庫發展到一定階段，亟須走外向型的發展道路。媒體型智庫因其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可將智庫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時傳播出去，同時可及時吸納社會各界的反饋，為進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思路。
給傳統媒體轉型帶來機遇。傳統媒體走智庫化發展道路，將為傳統媒體轉型提供可行選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大力促進智庫與媒體融合發展，可在機構、人員、機制上進行創新改革，進一步釋放傳統媒體智庫潛能，提升智庫傳播能力。
更好發揮輿論引導優勢。媒體型智庫可充分利用其社會媒體資源和平台，健全輿論引導機制，充分發揮其解讀公共政策、引導社會熱點、傳播主流價值觀的作用。媒體型智庫還可利用大數據，建立完善數據庫，在此基礎上形成與用戶的良性互動，做好各界智慧的匯集工作，適時發揮輿論監督和預警的作用，為網絡意識形態建設注入新動力。
（作者：施蕾蕾，系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本文系“2017中國智庫治理暨思想理論傳播高峰論壇”獲獎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