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耕田:新時代我國社會發展的新變化

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有著豐富的內涵、多樣的表現和深遠的意義,我們對新時代可以做多角度的把握和解讀。基於發展學的視角分析,在新時代,我國社會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正在和將要呈現出七個方面的積極而重要的變化。

在發展的價值取向上,出現了由“物”到“人”再升華到“人民”的轉變。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自然包括著人是社會發展的價值主體。但改革開放后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或多或少受到了“以物為本”的發展模式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在發展的認識論上,把經濟增長等同於社會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上,一味追求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在發展的結果上,主要著眼於經濟產值和人均指標的變化或增加。以物為本的發展模式,在促進了生產力極大發展和帶來了巨量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發展代價”,如造成了發展內涵上的一維化、發展評價尺度上的單面化、發展結果上的生態環境破壞和貧富差距擴大等不良后果。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這是發展價值取向上的一次巨大飛躍,開啟了我國發展的新追求。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又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著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來的,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由“物”到“人”再升華到“人民”,我們的發展價值趨向更加清晰明確,也更加科學合理。換言之,當我們“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為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奮斗” 的時候,我們的發展就在人民主體性和利民性原則的視界內,獲得了價值品質的先進性和實踐選擇的必然性。

在發展的境界上,出現了由物化發展向美化發展的轉變。過去,受落后的社會生產和低下的生活水平制約,人們在發展中主要滿足物質性的需求,由此造成了人們在實踐中對物質功利的過度關注和追求,以至於急功近利甚至不擇手段,拜金主義盛行。事實上,當我們在物質上漸漸富起來之后,產生新的、更高的如創美、審美等方面的追求,就成為一種必然。十八大以來,“美麗中國”、“美麗世界”概念的提出表明,我們完全可以從審美的角度來打量和觀照中國的發展及世界的變化。創美和審美對於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審美具有解放性、平等性和怡情性等功能,它能把人從沉重、苦悶、枯燥的物質生活中超脫出來,使人獲得一種解放的感覺﹔審美活動還能消除人與人之間在現實中的差別,實現人們在精神層面上的平等性﹔審美活動通過快樂、愉悅、自豪、向往等心理體驗,使人在與自然和社會的“審美交流”中獲得激動和興奮,讓人感受到生活的快樂和意義,從而使麻木、乏味的物質人或經濟人向全面發展的審美人升遷和轉化。

在發展的形態上,出現了由單一片面的要素性發展向全面協調的整體性發展的轉變。長期以來,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社會發展基本上都是一種要素性發展。這種要素性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把構成系統的某一要素或部分的發展絕對化、唯一化,從而導致了社會發展的片面化、失調化的態勢﹔其二,把構成動態的社會系統的某一發展階段--主要是指現階段,絕對化、唯一化,從而導致隻重當前而忽視未來的不可持續化的發展現象。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整體性發展趨勢明顯。我們提出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訴求等,都是從不同側面對整體性發展的追求或期盼﹔我們在實踐中的一系列做法,包括轉方式、調結構、去產能、提效益、補短板、求充分、重公平、防風險等,也都是整體性發展的具體要求或做法,是我們“著力增強發展整體性協調性”的表現。總之,十八大以來,我國整體性發展的理念正在形成,整體性發展的態勢正在顯現。所謂整體性發展,是指社會系統的關聯性發展,具體而言,是指構成社會系統的靜態的要素間(如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等)和動態的階段間的關聯性發展。從內容上看,整體性發展包括這樣幾方面的子內容或“子發展”:基於不同地區和國家的共同發展﹔基於關系角度的和諧發展﹔基於構成社會系統的要素或領域角度的協調發展﹔基於縱向維度的可持續發展。而無論是橫向的共同發展、協調發展、和諧發展,還是縱向的可持續發展,都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因此,整體性發展就其靈魂和核心而言,體現為一種共享發展,即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在發展的內涵上,出現了由重速度、重規模向重質量、重效益的轉變。過去,受溫飽問題的壓迫,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有沒有的問題、快不快的問題,我國經濟發展最突出的結構性矛盾是注重“量”的擴張,忽視“質”的提升,經濟增長主要依賴高能耗的第二產業所推動的粗放型發展,許多企業片面追求高速增長、高強度投入、粗放式生產的經營模式,使得能源與資源的利用效率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十八大以來,在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在內涵上正在發生著重大變化,即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不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且要考慮更長遠時期的發展要求,加快形成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樣,才能建成高質量的小康社會,才能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更為牢靠的基礎。”而要建成高質量的小康社會,則必須以高質量的經濟發展為基礎或載體﹔隻有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才是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正確方式。

在發展的代價上,出現了由發展與代價同步增長的高代價發展向發展與代價逆向互動的低代價發展的轉變。從發展哲學的角度看,在人類歷史的演進中,存在著深刻的代價規律,歷史進步總是在代價的付出和揚棄中實現的。換言之,發展必然要付出代價。以往我國的發展,在總體上是一種高代價發展,雖然我國的發展速度很快、成就巨大,但卻出現了發展成本高投入、消極后果嚴重化的“伴生”現象。新時代再也不能允許這種高代價發展的現象繼續存在了。當我們轉方式著力解決好發展質量和效益問題、補短板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問題、防風險著力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們正在實現由高代價發展向低代價發展的轉變。所謂低代價發展,是指人們在發展實踐中,以最優質態、最佳量度、最良序化,在合理目標范導和最優模式驅動下,沿著科學合理的發展道路,以最少的投入和付出,最小的風險和危害,適宜的發展速度,獲得最大發展收益的發展。低代價發展的獨特品質在於將實現進步的至上性和抑制代價的緊迫性有機統一了起來,在創造著發展的同時又在調控著代價,實現著發展收益與代價付出的良性逆向互動,這樣一種理想的發展模式,使其成為了我們實現“強起來”的不二選擇。

在發展的生態保障上,出現了由人與自然分割對立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轉變。人類文明自進入農業社會以來,相繼經歷了黃色發展、黑色發展和綠色發展的階段。當前,一方面,我國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問題十分嚴峻﹔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清新空氣、干淨飲水、安全食品、優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為此,追求綠色發展就成了我們的當務之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就其要義來講,是要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在當今中國的語境下,綠色發展,就是要在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努力追求“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相統一、今天發展與明天發展相統一。

在發展的國際環境上,出現了由專注國內發展向同時兼顧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追求國際社會共同發展的轉變。過去,我國社會生產落后,綜合國力不強,我們的策略是穩住陣腳、韜光養晦、埋頭內政,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進入新時代以來,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綜合國力已進入世界前列,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就有了將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夢想聯系起來的條件和能力,我們就要在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積極追求國際社會的和平發展、共同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發展得益於國際社會,願意以自己的發展為國際發展作出貢獻。中國對外開放,不是要一家唱獨角戲,而是要歡迎各方共同參與﹔不是要謀求勢力范圍,而是要支持各國共同發展﹔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

我國社會發展之所以會出現上述重大變化,一個根本的客觀依據,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階段性變化,即由原來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具有兩個根本屬性:其一是人民性,這一點和原來的社會主要矛盾一致﹔其二是系統性或整體性,如“美好生活需要”就是一個包括著物質文化需要在內的內涵豐富的具有綜合性、系統性的概念。更為關鍵的是,新的社會主要矛盾直面我國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即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而這兩大問題直接關涉到我國社會發展的整體性關聯性。因此,要解決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堅持兩個基本的追求。其一,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由此引伸出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為此,在發展的境界上,就要實現由物化發展向美化發展的轉變,即要追求一種具有美學意義和美化色彩的發展,通過這種品質的發展來努力促進人的全面進步。其二,要設法告別要素性發展模式,盡力追求全面協調的整體性發展。這種整體性發展,顯然是一種具有更高質量和效益、更注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更加關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而這樣的發展,也就意味著對高代價的克服和對低代價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