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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實踐表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實乃壟斷資本的“自由”，新自由主義的“繁榮”只是壟斷資本的“盛筵”，當今世界壟斷資本極權統治正在日益墜入深淵。與之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真正著眼於人類福祉和未來發展，中國方案必將開創一條真正的通往人類社會幸福之路。
工會出局與資本強權：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權力結構的二次重建
二戰之后，導致1929—1933年美國經濟大危機和世界大戰的自由主義政策被各國拋棄，繼之以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力結構獲得了戰后的第一次重建，形成了以混合經濟和福利國家為特色的新型體制。在此權力結構之中，政府支持工會的發展，勞工和工會的權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強﹔工會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集體談判，提高實際工資與福利水平﹔資本的權力有所弱化，但仍保持了對勞動的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抑制資本的權力注定難以持久。20世紀70年代之后，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一些西方國家政府開始致力於打壓工會的力量，二戰后重建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力結構遭遇瓦解又第二次重建。在此過程中，國家政權對工會力量的打壓，導致參與工會的工人比例大幅度下降，集體談判數量銳減，從根本上改變了工會、政府與資本之間的權力相對制衡局面。失去了集體談判權的工人根本無力與資方進行公平的談判，取而代之的是由市場力量決定工資水平的“靈活就業市場”。
弱化工會權力、形成資本強權的“去工會化運動”，不僅完全打破了二戰后形成的“資本—政府—工會”三方制衡的權力結構，導致工會從這一權力結構中出局，勞工權益受到極大的削弱，而且嚴重瓦解了社會保護運動，使得資本獲得了既凌駕於勞動也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強權地位。
金融深化與國家失勢：從資本強權到資本極權
國家政權可以開啟資本強權的進程，但是不能先驗地劃定資本強權的勢力范圍和權力邊界。隨著資本強權地位的提升，國家政權對資本強權的控制力必然下降。由國家政權飼育的資本權力猛獸在逐利本能驅動之下，最終必然脫離國家政權的控制，甚至對其反噬。同時，失去工會和國家政權約束的壟斷資本也必然從一國壟斷資本發展為全球壟斷資本，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政府—工會”三方治理的權力結構轉變為全球范圍的資本極權統治。
無限擴張是資本的本性，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也是資本全球擴張的歷史。空間擴張不僅為資本提供更大的市場條件和利潤空間，也是擴充資本權力的重要途徑。在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的博弈中，跨越地域空間和民族國家的流動性是資本權力的重要法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散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迅速擴散，大批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了本國市場，尤其是放鬆了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監管，允許匯率市場化，使得壟斷資本獲得了更為自由的全球流動性和投資空間。
更大范圍、更加自由的全球流動空間，不僅將新自由主義體制推向全球，更進一步改變了既有的權力結構。首先，產業轉移與勞務外包不僅使跨國資本可以最大幅度佔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原材料、勞動力和市場空間，更加劇了西方發達國家就業市場的萎縮。畸高不下的失業率，不僅使工會無力與資本談判，也對國家政權造成了更大的壓力，迫使政府不斷向資本讓步。其次，壟斷資本和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分散投資與調度最廉價的資源，從而降低了對某一國家或市場的依賴，並使資本在與勞工和國家政權的談判中獲得更大的自由度和主動權。最后，跨國資本通過控制大量知識產權和壟斷性技術掌握全球價值鏈和生產網絡，借助抽取技術標准、專利和品牌的費用獲取高額利潤，減少了與各國勞工、政府和消費者的直接對話，逐步從處於生產和銷售一線的直接生產經營者，轉變為權力更大、更加隱蔽的幕后控制者和食利者。
金融深化進一步強化了壟斷資本的自由和超脫地位，將資本的極權化推向更高水平。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泛濫和金融監管的逐步放鬆，金融資本對社會各個領域的滲透和控制幾乎無孔不入，自由放任的全球化金融市場為金融投機提供了史無前例的廣闊空間。相對於直接投資形成的廠房設備等專用性資產，間接投資的貨幣和資本市場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提供了幾乎無障礙、無成本的全球流動性。以大規模的金融游資為載體，能源、礦產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受到全球金融壟斷資本的控制，具有了明顯的金融化屬性。各國貨幣的匯率與証券價格，更受到全球金融壟斷資本的影響。此外，知識產權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標准化與証券化，使金融資本的跨國投資可以靈活地控制知識產權、能源和礦產等關鍵要素的所有權，左右其價格波動，以最低的成本和最低的專用性風險在全球范圍實現自由流動和投機套利。這樣，在全球范圍的金融化背景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成為不受任何約束的最具流動性和控制力的“超級資本”。
資本極權統治：攫取一切利益
統計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推行並未形成明顯的經濟增速上漲，但是資本的利潤率卻出現了明顯的持續上漲。“沒有經濟增速的利潤增長”成為新自由主義體制的典型特征。
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風險轉嫁以及各國政府對壟斷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無效治理，進一步印証了新自由主義體制和資本極權化的根深蒂固及其攫取一切利益的貪婪本性。盡管危機后金融資本的過度投機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詬病，各國政府和民眾普遍呼吁強化金融監管以遏制資本權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企業破產和銀行倒閉，甚至一些加強國家監管、限制金融高管薪酬的政策已經開始推行，然而我們深入審視金融危機后資本主義世界不同階層的際遇可以發現，壟斷資本的極權地位並未真正動搖，各國的金融監管措施也多浮於表面。多數金融機構並未承受金融危機的主要代價，承受危機代價和福利損失的反而是處於權力邊緣的工薪階層。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則大規模地流向新興市場國家、大宗商品市場和証券市場，通過控制知識產權，左右大宗商品、匯率和証券價格，攫取超額利潤，而多數金融投資機構依然保持了較高的投資收益和高管薪酬。
如果說1929—1933年經濟大危機的爆發和高強度的國家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舊自由主義積累體制的退出，那麼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事實則表明，大規模金融危機和國家政權能夠終結一種積累體制並導向新體制的時代似乎已經不復存在，資本的極權化程度已經超越了國家政權的治理范圍。認識當前資本主義世界與全球經濟政治格局，必須對這一新的歷史階段保持清醒認識。同時，權力的實現必然指向收入分配，資本極權化的結果是收入分配的嚴重惡化。法國學者托馬斯·皮凱蒂關於收入分配的實証研究也印証了這一基本趨勢：世界范圍內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達到歷史上最為嚴重的時期。全球壟斷資本主義學派認為，資本的全球擴張，已經賦予資本以超越國家范圍的“跨國資本”屬性，並形成了相應的跨國階級，甚至對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權的權力邊界與運行方式也需要在這個全新背景下重新認識。
以逐利為目標的資本極權統治，帶給人類社會的必然是越來越嚴重的經濟掠奪和持久的混亂失序。壟斷資本在空間上脫離民族國家和勞工勢力的制約，在時間上擺脫經濟周期的調節，呈現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變異趨勢，從經濟社會的一方勢力發展為超然的外部統治力量。其結果，必然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所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以由於新自由主義化而走向死亡。
資本極權的全球治理與中國方案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治理資本極權幾乎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致共識，托馬斯·皮凱蒂等學者提出的各國協同增稅的全球治理措施也引發了廣泛關注。然而，結合前面的分析不難理解，實現對於資本極權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糾正導致這一結果的“去工會化”、全球自由化和金融化，其中后兩個方面目前更具決定性和全局性意義。但是，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霸權國家所倡導的全球秩序不僅難以抑制資本極權，反而可能導致資本極權的強化。
相對於上述政策導向，中國政策體系的治理效果卻獲得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同時，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推進，中國也向世界貢獻了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這一方案明顯不同於歐美霸權國家倡導的全球新自由主義體制，對於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對抗資本極權統治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第一，實體開發、金融監管。在實體經濟領域，面向跨國產業資本開展招商引資，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的資源開發，借力產業資本全球擴張的“全球化紅利”加速經濟增長。以基礎設施投資為主導的投資環境建設，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開發本國資源、吸收國際投資的重要基礎。中國以“亞投行”為載體倡導的基礎設施建設與產能合作，將有助於改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環境，提高這些國家與全球壟斷資本談判的能力。同時，實體經濟領域的招商引資不能等同於無原則的金融開放。有效的金融監管有助於保持發展中國家匯率的穩定，為國際貿易和產能合作提供穩定的貨幣市場環境。這也是發展中國家通過資本賬戶“防火牆”，避開壟斷資本跨國套利，防范全球金融市場沖擊，維護本國權益的重要措施。
第二，貿易開放、自主發展。封閉等於落后，積極參與世界市場和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才能最大范圍地利用國際市場空間和國際資源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騰飛。中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推行的貿易開放和自貿區談判，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然而，不同於西方國家將貿易開放與“華盛頓共識”綁定的傳統思維，中國倡導的貿易開放並不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體制塑造本國的市場體系，而是要在開放的同時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經濟體制，實現獨立自主的制度建設和經濟發展。
第三，合作開發、風險分攤。中國倡導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將帶動相關的跨國投資，但是與間接的金融套利不同，這些投資主要集中於實體經濟領域，發揮中國的產能優勢和基礎設施建設優勢，在當地形成實體的專用性資產與合作項目。因此，在開發當地資源、實現互利共贏的過程中，中國資本將與所在國家共同承擔項目風險，而不會採用間接的金融運作轉嫁投資風險、實行金融套利。在合作開發的過程中，中國資本將同所在國家共同維護市場穩定、防范市場風險，這與西方發達國家壟斷金融資本、沖擊發展中國家金融安全以實現金融套利的投資行為形成鮮明對比。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中國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必將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開創通往人類社會幸福之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