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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樣本數據，實証分析了中國當代職業代際繼承與流動的變化。研究發現：第一，職業代際向上流動率在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以及1980-1989年出生勞動者群體中分別為11.5%、15.6%、18.6%和20.8%，累計上升比例高達81%，勞動者們變得越來越擁有更多提升自身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第二，Mixed Logit模型回歸結果表明父親職業對於子女選擇相同職業的影響力度從1950-1959年出生勞動者中的26.4%降至1980-1989年出生勞動者中的16.0%，並且中國不同地區間職業代及流動性仍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未來仍有必要根據不同地域特點和人口構成特征，保護和加強代際流動渠道的暢通，縮小收入差距，使人民在制度改革與社會進步中有更充分的獲得感。
關鍵詞職業代際流動職業繼承社會流動機會之地
一引言
職業的代際繼承與流動，表現了家庭關系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程度，涉及與職業選擇、社會流動等相關社會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決定著一個社會是否能夠充分調動勞動者群體的積極性，進而從整體上提高生產效率。英國學者亨利﹒梅因曾提出，社會進步體現為“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即在社會進步發展過程中身份因素和家庭關系的作用逐漸淡化，人們不再依靠出身和繼承獲得種種特權，而是能夠平等的依靠自身能力獲得社會財富和地位（梅因，1959）。美國自二十世紀初葉開始被喻為“機會之地”，正是由於任何人無論階層和出身都能夠通過個人奮斗獲得職業成功。
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市場價值取向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選擇經歷了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分配制度向市場化供需匹配制度的轉型（蔡昉，2007）。同時，隨著勞動力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如城鄉二元分割戶籍制度的鬆緩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人們期待較低階層的社會成員擁有更加充分和順暢的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和機會。然而另一方面，社會資源正常分配受到家庭政治和經濟資本等先賦性因素影響的現象也頻頻發生 ，甚至影響到社會公平與秩序穩定。其表象之下是社會貧富差距在代際問題上的凸顯，這又令人們不禁懷疑代際流動性是否在降低。
收入差距與職業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密切相關。職業對於勞動者個體而言非常重要，職業不僅決定著勞動者的勞動收入，還反映了一種更為微妙的社會經濟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就業是最大的民生”。調整個人所得稅制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手段，能夠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化，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表明，若要縮小收入差距，必須從根本上加強和完善初次分配機制，對普通勞動者來說就是擴大就業機會、促進就業機會均等，促進不同階層的社會流動。
現有學術研究及相關政策調整的討論，較多地集中於收入再分配等方面。事實上，與職業選擇密切相關的職業流動性、就業機會均等性等因素，對於收入差距、貧富分化等社會性問題起到決定性作用。而研究職業流動性、就業機會均等性，一個重要切入點就是職業的代際流動。職業代際流動（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指社會成員與其父代之間在職業選擇方面的升降變動，其流動水平的高低與一個社會的公平性、開放性、機會均等性等密切相關。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樣本數據，實証分析中國當代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的變化。
研究文獻對於代際流動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但主要集中於對美國、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中父母和子女之間代際流動相關問題的分析和探討。Becker和Tomes（1979，1986）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工具應用於人力投資分析。在其理論模型中，父親一代的總效用（utility）是一個關於他們當期消費以及子代效用的綜合函數。Tomes的研究結論認為父母的社會地位（收入水平、職業地位等）通過影響子女的人力資本積累，進而決定著子女的就業機會及職業地位。他們在其研究成果中，還具體討論了代際傳遞與收入不均等之間的關系。隨后的大量相關經驗研究証實了父代與子代在收入上的強烈正相關性，即收入的代際繼承性（Behrman&Taubman，1990﹔Solon，1992﹔Solon，2002﹔Couch&Dunn，1997﹔Chetty et al.，2014）。然而，代際收入流動本身可能並不能很好的反映社會地位的繼承或機會的平等程度（Corak&Piraino，2011﹔Roemer，2004﹔Bian，2002）。因此，隨著可利用微觀數據的增多，經濟學家開始嘗試關注代際間職業的傳遞、選擇與其他重要社會經濟變量的關系。例如Long&Ferrie（2013）比較了歷史上美英兩國的職業流動性。Hout&Rosen（2000）考察了自雇就業者（Self-employment）在美國不同種族人群間的代際傳遞性。Constant&Zimmermann（2003）發現父親職業對德國人白領職業的獲得至關重要。Hellerstein&Morrill（2011）則特別關注了美國歷史上不同時期女兒對父親職業的繼承情況。
中國學者對代際流動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與收入代際流動成因相關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尹恆等，2006﹔孫文凱等，2007﹔楊瑞龍等，2010﹔陳琳、袁志剛，2012）。對於代際職業流動性的研究較多基於社會學方法，利用中小型調研數據，通過使用“流動表”等基本統計方法來測量職業的代際繼承和流動程度（吳忠民、林聚任，1998﹔邊燕杰、張文宏，2001﹔張翼，2004﹔吳曉剛，2007）。僅有少數文獻回歸分析了職業和階層的代際傳遞性，如李路路（2002）利用1998年在北京、無錫、珠海3個城市進行的調查樣本研究發現，單位負責人/中高層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具有最為顯著的代際職業繼承性。總體而言，現有文獻對於中國職業代際流動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但仍缺乏運用計量經濟學工具對具有全國代表性的樣本進行的系統性實証分析。本文將嘗試彌補這些不足，對不同年齡段勞動者的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情況進行更為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以戶主為基准在家庭內部進行代際向上（戶主-父親）和向下（戶主-子女）配對，共獲得221,543對包含父親-兒子及父親-女兒職業信息的有效樣本。基於中國國情和相關文獻，我們將405種職業劃分為農業、藍領、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四個大類（具體劃分依據和方法詳見數據說明部分）。父輩與子輩間職業相關系數矩陣等描述性分析顯示，中國近幾十年來職業代際流動性呈顯著上升趨勢，其中1980-1989年出生的勞動者中有20.8%進入到高於其父親的職業層次，而在1950-1959年出生的勞動者中這個比例僅有11.5%，總上升比例高達81%。隨機系數離散選擇模型（Mixed Logit Model）回歸結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齡（職業周期）、戶籍、性別、教育背景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后，父親的職業對子女職業選擇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但影響力度從1950-1959年出生勞動者的26.38%降至1980-1989年出生勞動者的16.04%。這些都說明勞動者從事的職業與其父親的聯系越來越少，職業代際流動程度大幅提高。換句話說，勞動者的職業選擇不再像從前那樣受制於父輩的職業和背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980-1989年出生勞動者們比三十年前進入勞動力市場的1950-1959年出生勞動者們擁有更多改變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中國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具備了被稱為“機會之地”的特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數據記錄的時間范圍內（截至2005年），中國不同地區間職業代際流動性仍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且農業與非農職業間存在明顯隔離，機會不均等現象並未隨著改革的深入而消除。這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仍有必要根據地區差異和人口構成特征，從全局與局部兩個維度上消除制度障礙、提高教育水平、強化流動機會公平機制，以達到提高代際間職業向上流動、縮小收入差距、推進社會公平開放的目的。
本文以下部分組織如下：第二部分是數據說明和中國職業代際流動趨勢的描述性証據﹔第三部分是Mixed Logit Model實証模型分析框架，採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估計父親職業對於子女職業選擇的直接影響，並對回歸結果和邊際效應進行了討論﹔第四部分結論和政策含義。
二數據說明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數據說明
本文採用的主要數據為國家統計局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微觀樣本，原始數據樣本量分別為1,180,111和2,585,481人。這兩輪調查數據都涵蓋了全國31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與普通調研數據相比，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樣本量巨大，蘊含信息十分豐富，有助於對中國不同年齡段勞動者的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情況進行多維度多層次分析，形成全面且更具外部有效性的分析結果。
人口普查數據一般以家庭戶為單位進行記錄，為了得到一對同時包含父親與子女職業信息的觀測值，我們可以通過“家庭各成員與戶主關系”這一變量了解家庭結構並進行人工匹配。具體方法是以戶主為基准，在家庭內部分別進行代際向上（戶主-父親）和向下（戶主-子女）配對，並將兩組結果合並，以每對關系中的“子女”作為研究的勞動者對象，其父親的職業信息作為輔助解釋變量。由於本文關注的主要指標是職業這一變量，我們將選取的樣本限制在當調查發生時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出生於1950年至1989年間的勞動者。在去除了個人職業或父親職業信息缺失的個體后，我們得到的總有效樣本共包含221,543對觀測值，其中91,804對來自於2000年調查樣本，129,739對來自於2005年調查樣本。根據出生年份我們將勞動者劃分為“1950-1959年出生者”、“1960-1969年出生者”、“1970-1979年出生者”和“1980-1989年出生者”，樣本量分別為2,650、18,696、92,155和108,042 。
基於國家統計局在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中所使用的《職業分類與代碼》，本文參考王美艷（2005）與Constant&Zimmermann（2003）等學者相關研究的劃分方法，將405種職業劃分為四個職業大類。本文劃分的思路是把握住職業身份作為社會性區分的基本特征，能夠較好地代表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和階層，由低到高依次為：第一，農業（包括“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第二，藍領（包括“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第三，低階白領（包括“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以及“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兩個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第四，高階白領（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及“專業技術人員”兩個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其中第二至第四類又可被歸為非農職業。表1報告了有效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勞動者被調查時的平均年齡為24.5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年，平均擁有的兄弟姐妹數量為0.5人。樣本中69.0%為男性，12.1%為城鎮戶籍，13.4%為少數民族。被調查者父親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1年。
資料來源：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注：括號內為連續變量的標准差值。其中“農業”包括“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 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藍領”包括“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低階白領”包括“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以及“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兩個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高階白領”包括“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及“專業技術人員”兩個大類別下的所有職業。
（二）中國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性的描述性分析
表2給出了父親職業與子女職業間的相關系數矩陣，相關系數取值為-1至+1。矩陣中的每個數字表示相應父親職業與子女職業之間的相關系數，例如父親是藍領職業與子女是低階白領職業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3，而與子女從事農業工作的相關系數為-0.36。由相關系數矩陣我們可以很快看清兩個事實：第一，“子承父業”現象明顯（斜線的相關系數全部為正且較高），即職業的代際繼承性是顯然存在的﹔第二，農業與非農職業間存在顯著隔離，從事農業工作的父親與非農職業子女間的相關系數全部為負（表2第一列），反之亦然（表2第一行）。
表2父親職業與子女職業相關系數矩陣
資料來源：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注：表中每個數字代表父親某一特定職業（列）與子女某一特定職業（行）的相關系數。
本文進而將樣本按父親職業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個子樣本，並計算了每個年齡段勞動者從事不同職業的比例，作為衡量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性的簡單測算。從表3的A部分可以看到，當父親從事農業工作時，其子女依然從事農業工作的比例高達80.5%，從事藍領、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的比例則分別為12.6%，5.3%和1.6%﹔而當父親為非農職業時（B部分），其子女從事藍領、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的比例分別為37.2%，32.0%和17.8%，顯著高於前一樣本。這說明代際間存在明顯的農業與非農職業隔離。
本文將勞動者按照出生年份劃分為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出生者子樣本后，發現無論父親從事農業還是非農職業，其子女從事農業工作的比例都在逐漸下降（表3，A部分和B部分的第1列），而從事非農職業的比例幾乎都在逐漸上升。 表1結果也顯示，有19.1%的勞動者從事著比其父親更好的職業（即職業代際向上流動比例）。表3的C部分報告了不同年齡組勞動者的職業代際向上流動率。從中可以看出，中國職業代際向上流動率在1950-1959年出生勞動者群體中為11.5%，1960-1969年出生群體中為15.6%，1970-1979年出生群體中為18.6%，而1980-1989年出生群體中為20.8%，總上升比例高達81%。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職業的代際向上流動性又是大幅提高的，且父親從事農業和非農工作的勞動者均具有相同的特征。
表3按父親職業類型劃分的職業代際繼承和流動率
資料來源：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表4報告了隨出生省份不同職業代際向上流動率的差異。從表4結果可以看出，除了北京和天津以外，東部沿海省份上海、江蘇、浙江和福建都擁有30%以上的職業向上流動率，遠高於全國平均值的19.1%。而其中浙江的職業代際向上流動比例高達45.7%，為全國最高 。形成對照的是，西藏、雲南、青海、廣西、海南及河南出生的勞動者，其向上流動比例均低於10%，分別為4.6%、7.3%、9.2%、9.5%、9.7%和9.9%。
上述描述性分析的結果表明，中國近幾十年來職業代際流動性呈明顯上升趨勢，但地區間存在著較大差異，且農業與非農職業間的隔離問題不容被忽視。
表4分省職業代際向上流動率（按出生省份劃分）
資料來源：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三實証模型設定與結果分析
（一）計量模型設定
為了更好的衡量父輩職業對於其子女職業選擇的直接作用，控制和剔除描述性分析中無法分離的年齡（職業周期）、戶籍、性別、教育背景以及家庭環境等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本文採用Mixed Logit Model實証分析父親職業對子女職業選擇的作用機制。Mixed LogitModel是隨機系數離散選擇模型的一種，不受獨立同分布（IID）假設的限制，且允許每個個體對職業相關的各種特征擁有不同的偏好（即不同的回歸系數），因而具有更好的靈活性和可信度（Train，2009）。近年來計算機仿真技術的發展使得Mixed Logit Model的估計變得更容易實現 ，這也使該模型被廣泛應用於經濟學、管理學、環境科學、交通科學等研究領域中，被稱作是“最具前途的離散選擇模型”（Hensher& Greene，2003）。本文假設個體i在t選擇情境下選擇職業j的間接效用為：
（1）
其中 是代表個體是否與其父親擁有相同職業的二元變量（相同=1，不同=0）。 為不同職業的虛擬變量矩陣 。勞動者的社會經濟特征變量 包含年齡、性別、受教育年限、民族、城鎮戶籍、婚姻狀況以及兄弟姐妹數量。 為職業特定的不可觀測項， 是i.i.d分布的誤差項。 為待估計的隨機系數，可隨個體不同而有所差異，並遵循概率密度函數為 的分布。由此可以推出，個體職業選擇的非條件概率為：
（2）
由於 為離散變量，可以根據公式（3）計算其對於子女職業選擇的邊際效應：
（3）
（二）變量選取及設定
1. 因變量
根據本文中Mixed LogitModel的設定，勞動者面臨的選擇問題變為從農業、藍領、低階白領、高階白領四個工作中選擇能夠最大化其效用的職業，因變量為0、1變量，不同勞動者、不同職業均可通過相應編號區分。對於勞動者而言，從原始數據中提取的單一觀測值被轉變為4個觀測值，分別對應四種職業，因此用於回歸的總樣本量變為886,172。例如當勞動者的職業為“大田作物生產人員”時，根據本文的職業劃分屬於第一類“農業”，在進行回歸分析時，將有分別代表四類職業的4個觀測值與勞動者對應，其中“農業”觀測值的因變量為1，而“藍領”、“低階白領”、“高階白領”觀測值的因變量為0，以此類推 。
2. 自變量
父親職業虛擬變量是本文重點考察的核心控制變量，當父親職業與子女職業相同時定義為1，反之為0。例如，當勞動者的父親職業為“藍領”時，與勞動者對應的“農業”、“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3個職業觀測值的父親職業變量都設定為0，隻有對應的“藍領”職業觀測值的父親職業變量為1，以此類推。自變量中還包含其他與職業選擇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個體社會經濟變量，如年齡、性別（男性=1﹔女性=0）、受教育年限、戶籍（非農戶口=1﹔農業戶口=0）、民族（少數民族=1﹔漢族=0）、婚姻狀況（已婚=1﹔其他=0）以及家庭結構中的兄弟姐妹個數等。此外，為了控制職業自身固有的可觀測及不可觀測特征（如工資水平差異），本文還增加了“藍領”、“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3個職業虛擬變量。
3. 隨機參數和固定參數
Mixed LogitModel包含兩類參數：隨機參數和固定參數，根據模型需要可以自由設定。隨機參數是隨機系數離散選擇模型中所特有的，估計時假定不同個體對相關解釋變量具有異質性（heterogeneity）偏好。每組隨機參數包括一個均值（mean）系數和一個標准差（deviation）系數，代表了樣本中個體對某一解釋變量異質性偏好的特定分布，一般根據模型需要設定為正態分布或對數正態分布。隨機參數中均值系數的理解與固定參數類似﹔標准差系數如果顯著則說明個體中確實存在異質性偏好，否則可認為偏好為同質性（Homogeneity），標准差系數的符號本身沒有特定經濟學含義。
固定參數則與普通離散選擇模型（如多項式Logit模型）中的回歸系數相同，即估計時假定相關解釋變量的標准差系數為0，對效用的所有影響都以均值系數體現，也可以理解為假定樣本中所有個體對相關解釋變量具有同質性偏好。
（三）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考慮到Mixed Logit Model回歸時的樣本量較大（N=886,172），為了提高模型的估計效率，本文設定父親職業和職業虛擬變量為服從正態分布的隨機參數，而個體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變量與職業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為固定參數，並用Stata15中的Mixlogit命令進行估計（Hole，2007）。Mixed Logit Model在實際參數估計中通常採用模擬最大似然估計法（Simula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參數估計穩定度依賴於抽樣數，一般認為25個Halton抽樣數能夠達到穩定估計結果（Bhat，2001）。本文在估計過程中對每個樣本採用了500個Halton抽取的方法進行似然估計，進一步提高穩定度（Hole，2007）。
表5報告了Mixed LogitModel的估計結果，其中第（1）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第（2）~（5）列分別為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和1980-1989年出生勞動者的分樣本回歸結果。從全部樣本回歸結果來看，隨機參數和大多數固定參數均在統計上顯著。需要說明的是，父親職業對子女的異質性影響以及勞動者本身對不同職業的差異性選擇偏好，可以由隨機參數中的標准差系數予以體現。
1. 隨機參數估計結果
本文重點關注的父親職業隨機參數的均值系數為正且在1%水平顯著，其標准差系數也在5%水平顯著。說明父親職業對於子女選擇相同職業在不同個體中的影響服從均值為1.8240、標准差為0.1854的正態分布，平均而言，父親職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應，同時影響力度在不同個體間存在較大異質性。這一結果的經濟學意義在於當控制了勞動者的人口學特征和社會經濟背景，特別是年齡（職業周期）、性別、戶籍和受教育年限后，職業的代際繼承現象依然在中國勞動者中普遍存在。
表5第（2）~（5）列不同年齡段分樣本回歸結果顯示，父親職業的隨機參數均為正且在1%水平顯著，但系數大小逐漸下降，且在不同年齡段的個體異質性表現出較大差異（隨機參數標准差系數在1950-1959年以及1970-1979年出生的勞動者中不顯著）。
2. 固定參數估計結果
一系列交叉項的固定參數顯示，城鎮戶口對於非農職業的獲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對於低階白領職業而言最為重要。勞動者的教育水平對藍領、低階白領、高階白領職業獲得的影響依次增強，這說明教育水平所代表的人力資本積累是勞動者選擇高社會地位、高回報職業的重要驅動因素，對職業流動起到正向的激勵作用。
家庭結構變量中勞動者的兄弟姐妹個數對於非農職業的獲得均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且對於低階白領職業的獲得負向影響最大。大量國內外研究都驗証了兄弟姐妹個數對教育成就的抑制性效用（張月雲、謝宇，2015﹔葉華、吳小剛，2011﹔Lu&Treiman, 2008）。表5的估計結果表明，多兄弟姐妹家庭中的勞動者在職業選擇方面同樣存在資源稀釋（Resource Dilution）現象（Blake, 1981），並且這一負向影響並不能單純被教育資源的稀釋所解釋。當家庭資源有限時，兄弟姐妹的增加會減少家庭中每個孩子對與職業選擇密切相關社會資源的獲得。隨著一系列鼓勵生育政策的放開，其對於未來家庭內部資源配置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表5Mixed Logit模型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標准誤。其中父親職業、藍領、低階白領和高階白領4個隨機參數在估計時均假定符合正態分布，性質由均值系數和標准差系數決定﹔其他所有固定參數被假定對勞動者具有同質性影響。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3. 邊際影響
由於Mixed Logit Model為非線性概率模型，回歸系數不能直接代表其經濟學含義，本文將回歸系數代入公式（3），計算得到父親職業變量產生的邊際效應（見表6）。表6中數字代表了對於特定樣本，父親職業對於子女選擇相同類型職業的概率提高程度。例如對於全樣本而言，父親職業平均使得子女選擇相同職業的概率增加了16.9%。而從分樣本結果可以看到，父親職業對於子女選擇同類工作的平均邊際影響分別為26.4%、23.4%、17.0和16.0%。換句話說，1980-1989年出生的勞動者與1950-1959年出生的勞動者相比，父親職業的直接影響下降了10.4% ，降幅達39%。表6還報告了分職業類別的父親職業邊際影響。從中可以看出，農業與非農職業的繼承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基本都呈下降趨勢，但降幅在1970-1979年以及1980-1989年出生的勞動者間趨於平穩。
通過對四種職業邊際影響的縱向比較可以發現，每一個分樣本中子女繼承父親農業工作的可能性都是最大的，並且相對強度十分穩定。如對於1950-1959年出生者而言，父親從事農業工作對於子女選擇同類工作的邊際影響為30.5%，明顯高於其他三類職業的邊際影響。對於1980-1989年出生的勞動者而言，雖然四種職業的邊際影響都明顯下降，但農業職業的影響力度仍然是最強的（22%）。這表明農業與非農職業間存在分割，即農業勞動者的代際關系間存在著更強的封閉性。相比其他職業，當父親是農業勞動者時，其子女更容易成為農業勞動者，在某種程度上陷入低回報的“職業陷阱”。
表6父親職業對子女職業選擇的邊際影響
資料來源：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總體而言，以上回歸結果與描述性分析中觀察到的現象相符合，子女對父親職業的依賴性呈明顯下降趨勢，職業代際繼承現象逐漸減少，同時向上流動性大幅提高，但農業與非農職業間的隔離並未消除。由於教育程度和年齡等變量在Mixed LogitModel回歸分析中能夠較好的控制勞動者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以及職業周期等因素影響，我們認為父親職業變量在這裡主要體現了勞動者的社會資本，例如與父親職業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個人與家庭政治資本、社會網絡關系等能夠影響勞動者職業機會選擇的重要因素（李宏彬等，2012﹔Munshi，2011）。但受數據信息的限制，本文無法對社會資本的具體作用機制進行更進一步的檢驗。
四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了中國當代職業代際繼承與流動趨勢，同時實証分析了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勞動者間的職業代際流動性差異。基於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微觀數據，本文發現近年來中國職業代際傳遞和繼承現象逐漸減少，向上流動性大幅提高，勞動者逐漸擁有更多提升自己社會經濟階層的機會。父輩職業所隱含的社會資源在子輩職業選擇方面所起的作用大幅度減少。這些變化體現了國家相關制度與政策改革的合理性。其中，義務教育的推廣，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和公平性，公務員制度的構建和完善，全社會“唯才是舉”觀念的恢復以及用人制度的逐漸公開透明，再加上近年來“三農”政策和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推進，都在職業選擇方面減少了身份、家庭關系的不公正影響，在提高代際流動性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積極變化有效提升了社會制度的合理性，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了社會總體生產力水平，有助於突破職業和階層固化的藩籬，使得中國成為“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機會”的新的“機會之地”。
但另一方面，中國不同地區間職業代際流動性存在較大差異，京津滬與東部沿海發達省份的職業代際流動性是西藏、雲南、青海等中西部欠發達省份的3-10倍，且農業與非農職業間存在明顯隔離，職業機會不均等現象並未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完全消退。這表明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仍有必要根據不同地域特點和人口構成特征，一方面要改革並消除所有制和就業政策方面的制度性歧視和障礙，另一方面要完善勞動力就業市場，逐步建立並完善單位用人制度。通過提倡和保障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就業機會的公平，保護和加強代際流動渠道的暢通，使得代際流動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上控制和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公正與和諧穩定，使人民在制度改革與社會進步中有更充分的獲得感。
本文研究還存在兩點不足之處。第一，如前所述，鑒於普查數據和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收集方式，被訪者父親的職業信息並非通過直接詢問得到，而是需要根據同一家庭戶中作為家庭成員的父親的個人信息間接得到。這就造成了一些常見情況，例如，當中青年勞動者僅與未成年子女共同居住時，由於難以追溯其父親的職業信息，而導致無法被包含在本文的有效樣本中。相對而言，城市家庭和女性已婚勞動者較少會出現與父親同住的情況，這也是造成最終分析樣本中農業戶籍和男性人口均高於數據公報的主要原因。這可能會造成估計的代際職業繼承和流動程度有偏。第二，由於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中未記載其他一些與父親或家庭背景相關的重要社會經濟變量，如社會網絡關系、就業歷史等，本文無法針對父親社會資本對子女職業選擇的影響進行進一步的機制分析，這將是值得未來繼續深入考察的一個重要問題。
（發表於《勞動經濟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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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and Mobility in China: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Microdata
Zhu Che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linked father-child occupational records obtained from the 2000 micro-sample of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the 2005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to examine trends in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and mo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explor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Descriptive findings and regression results from mixed logit models reveal that, firstly, the up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 rates among 1950s/1960s/1970s/1980s birth cohorts are 11.5 percent, 15.6 percent, 18.6 percent, and 20.8 percent, respectively, which has risen rapidly; Secondly, father’s occupation in promoting children’s propensity to choose the same job has declined from 26.4 percent to 16.0 percent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while we also fi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Based on these results, policies such as regional-specific initiatives and investments are needed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improve the quality of local labor market and further to increase upward mobility, control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and make people have a sense of gain in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job inheritance; social mobility; land of opportunity.
JEL Classification: J62, J71, D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