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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一、會議通知及議程
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知》
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會議議程
二、會議紀要
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紀要（2017年8月14日通過）
三、會議決議
1、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關於2018年研究計劃及下一階段工作的決議》（2017年8月14日通過）
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的修改意見》
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的修改意見》
四、前期研究成果通報
1、王燦（執筆）：《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三卷第四章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圖像新聞業”（特約專題稿）
會議通知及議程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通 知
根據2016年項目組工作會議決議並與有關同志商定，現將召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和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時間及地點
1、會議時間：2017年8月10-15日
2、會議地點：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學院（南區）
二、日程安排
1、2017年8月10日（星期四）到安徽黃山學院報到。報道地點：黃山陽光大酒店（黃山學院對面）
2、2017年8月11（星期五）-14日（星期二）會議，（開會地點：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會議室）
3、2017年8月15日（星期三）離會。
三、會議議題
1、交流各子課題和特約研究專題的進展情況，討論項目組下一階段研究工作安排及有關事宜。
2、初次審讀有關書稿：（1）《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相關分冊﹔（2）《中華民國新聞史》相關分冊書稿﹔（3）部分特約專題稿。
3、第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研究叢書》相關分冊修改稿。
四、會議經費及其他
1、會議不收會務及資料費。交通及住宿費按有關文件辦理。
2、請各位專家學者及早安排好有關工作和時間，做好相關准備，認真參加會議，共同完成會議既定目標。
特此通知
“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秘書處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日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會 議 議 程
會議時間：2017年8月11日-14日
會議地點：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會議室
一、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會議時間：8月11日上午8:30開始
會議地點：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會議室
會議主持：國家重大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俊教授
會議議程：
1、討論鄧紹根教授《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分冊有關事宜。
2、逐冊審讀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相關分冊和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
（1）聽取劉亞教授介紹《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2）聽取韓叢耀教授介紹《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3）聽取倪延年教授介紹《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4）聽取王潤澤教授介紹《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5）聽取劉繼忠副教授介紹《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6）聽取艾紅紅教授介紹《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有關情況，與會同志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
3、第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有關分冊書稿。
（1）艾紅紅《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
（2）白潤生《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
（3）李建新《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
（4）萬京華《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
（5）徐新平《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
（6）方曉紅《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
（7）張立勤《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
（8）倪延年《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
三、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會議主持：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
會議議題：
1、討論《關於2018年度研究工作計劃和下一階段工作目標的決議》（草案）。
2、討論2018年度項目組會議時間和會議地點等有關事宜。
3、討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紀要》（初稿）。
4、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俊教授進行會議總結
四、會議結束。
與會人員15日返回。
會議紀要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紀要
（2017年8月14日通過）
國家社科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於2017年8月10-14日在安徽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舉行。
項目顧問兼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顧問、華中科技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吳廷俊先生，項目組核心成員：艾紅紅（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導）、韓叢耀（南京大學教授，博導）、何村（渤海大學教授、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院長）、李建新（上海大學教授）、李秀雲（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亞（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教授、博導）、劉繼忠（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博士）倪延年（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王潤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徐新平（湖南師范大學教授、博導）參加了會議。方曉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導）委派高山冰副教授（子課題組成員、南京師大新傳院網絡與新媒體系主任）代表參加了會議。白潤生教授、鄧紹根教授因身體原因，張曉鋒教授、萬京華研究員、張立勤副教授因工作原因請假。
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和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合並進行。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俊教授主持了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項目首席專家倪延年教授主持了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本次會議主要議題為：（1）聽取秘書處倪延年同志受托就項目組核心成員、暨南大學鄧紹根教授關於“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特約研究課題成果情況說明，並就有關事宜進行討論﹔（2）初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分冊書稿﹔（3）初次審讀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一、第二、第三和五卷初稿﹔（4）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5）聽取並討論秘書處關於2018年度項目組工作的初步計劃以2018年度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有關事宜（6）討論並原則通過本次會議紀要﹔（7）聽取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俊教授對會議的總結。
與會同仁克服困難，專心致志，滿腔熱情，暢所欲言，共同努力，達成眾多重要共識，會議取得了預期的成果。
一、關於《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分冊及特約專題稿事宜。由於項目組核心成員、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子課題負責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鄧紹根教授被組織選拔擔任學院副院長並兼任主持中國新聞史學會秘書處日常工作副秘書長，工作任務頭緒多且繁雜，時間和精力難以按時完成《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分冊撰寫任務，於2017年5月7日正式向秘書處提出“《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分冊不再納入《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請求。會議決定：（1）非常理解鄧紹根教授的實際情況，充分尊重並接受他的請求：原先由鄧紹根教授撰稿並列入《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分冊不再列入《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出版﹔（2）根據鄧紹根教授建議，把已成初稿的《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納入《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以使叢書能有10個分冊如期出版﹔（3）鄧紹根教授盡管工作繁忙，但表示將“努力完成《中華民國新聞史》五卷本中的特約專題稿”。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特約專題稿仍由鄧紹根教授負責撰稿﹔（4）《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有關內容不作為“特約專題稿”納入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
二、關於初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與《中華民國新聞史》有關分卷書稿。與會人員聽取了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劉亞教授就《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南京大學韓叢耀教授就《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南京師范大學倪延年教授就《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王潤澤教授就《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中國傳媒大學艾紅紅教授就《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有關情況的說明，與會人員在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教授主持下以“逐冊過堂”方式進行了討論，達成了重要共識（詳細內容見本期載《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修改意見的決議》）。
三、關於二次審讀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事宜。與會人員聽取了中國傳媒大學艾紅紅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湖南師范大學徐新平教授和天津師范大學李秀雲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上海大學李建新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學教育》、南京師范大學高山冰副教授受方曉紅教授委托就《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及南京師范大學倪延年教授就《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秘書處倪延年同志受新華社新聞研究所萬京華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白潤生教授和華南師范大學張立勤副教授委托分別就《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和《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的修改情況作了說明。與會人員在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教授主持下以“逐冊過堂”方式進行了討論，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修改意見（詳細內容見本期載《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關於<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修改意見的決議》）。
四、關於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各卷篇幅和進度安排事宜。鑒於《投標書》承諾的成果總字數為350萬，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10個分冊的總字數將近200萬。根據各卷書稿撰寫中的實際情況，會議決定：（1）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萬字調整為每卷36萬至40萬字。（2）《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主編可根據每卷36萬至40萬的整體要求確定本卷的總字數﹔根據本卷情況確定各特約專題稿的具體字數﹔根據本卷情況明確各特定特約專題稿的完成要求﹔根據“章節框架穩定，點目標題靈活”的原則決定調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級標題和內容﹔（3）2018年8月的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審讀完整的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書稿。
五、關於特約專題稿事宜。韓叢耀教授領銜“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課題組按照2016年工作會議要求如期完成並提交了課題特約專題稿，充分體現了言而有信品格和嚴謹治學精神。會務組向與會人員印發了“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特約專題稿，為本項目各特約研究專題組將全面展開的特約專題書稿撰寫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借鑒范本，會議對此予以高度評價。
六、與會人員認真討論了項目秘書處提交本次會議討論的《關於2018年度項目研究進展及工作目標的決議》（初稿），認為“決議”（初稿）對項目進展的分析比較客觀，對2018年項目研究工作設想比較符合實際，所提方案基本可行。會議決定通過這一文件，請項目組全體成員繼續努力，如期完成研究任務，保証如期申請結項。
七、關於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事宜。與會人員聽取了項目組核心成員、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李秀雲教授關於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承辦2018年度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的初步計劃。會議決定：（1）擬於2018年8月中下旬在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召開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2）對天津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領導班子尤其是李秀雲教授全力支持並熱情承辦會議表示真誠的感謝（3）會議籌備工作由秘書處配合李秀雲教授按計劃進行﹔（4）具體事項由秘書處另行通知。
八、會議希望項目組各位專家學者繼續支持理解和配合秘書處工作。繼續重視項目研究前期成果（論文和專著）的生產﹔發表論文時請標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號：13&ZD154）”﹔努力擴大學術成果社會影響及研究成果統計匯總等方面繼續予以配合和支持。
九、編纂委員會主任吳廷俊教授用“充分”、“周到”、“深入”和“明顯”對會議進行了總結。首先是會議籌備工作准備“充分”，提交會議討論的15種材料在會議前全部印制成冊，為會議的順利舉行奠定了物質基礎﹔其次是會議承辦單位安徽黃山學院對會務工作安排“周到”，從住宿房間安排、餐飲安排以及會議期間的接送等，都是熱情周到﹔再則會議的討論認真“深入”，與會同仁抱著對國家、對同行、對項目負責的態度，認真思考，真誠相助，暢所欲言，深入探討，體現出團隊良好的求學治學氛圍﹔最后是“明顯”，由於會議准備充分，安徽黃山學院尤其是何村教授的周到安排，與會同仁認真負責的討論，這次會議所取得的效果十分“明顯”，為各種書稿的下一步修改完善和按計劃完成研究工作如期申請結項，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自2016年8月項目編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及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后，項目組成員按照會議形成的共識，精心安排時間，全部完成了“叢書”各分冊書稿，為本次會議順利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會議期間，與會專家學者克服高溫酷暑，認真負責，暢所欲言，融洽友好，實現了交流思想、增進友誼，統一認識、明確任務的預期目標﹔在會議籌備和舉行過程中，項目組核心成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一子課題負責人、安徽黃山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院長何村教授及學院新聞學教研室的老師給予會議全力支持和周到安排，為會議順利召開和實現預期目標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對此表示真誠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 目 秘 書 處 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會議決議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
關於2018年度研究工作計劃和下一階段工作目標的決議
（2017年8月14日通過）
本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組在向國家社科規劃辦公室提交的《2013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投標書》中承諾“計劃完成時間為2018年12月底”。現在距承諾項目完成並申請結項驗收的時間隻有16個月。為保証本項目按照《投標書》上的承諾如期申請結項，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就此作出如下決議：
一、本項目基本具備如期結項的基礎。由於項目組各位核心成員以及各子課題組全體同仁的竭誠合作和努力工作，在經過近四年的團結奮斗和扎實工作后，各項研究工作按照《投標書》中設定的目標順利推進：
（1）已超額完成“承辦兩次全國性學術會議”的約定。自2014年起，項目責任單位南京師范大學和中國新聞史學會先后聯合主辦了第一、二、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項目秘書處具體承擔了會議的組織工作。論壇先后邀請清華大學李彬教授、台灣東吳大學葉言都教授、南京師范大學倪延年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郭振羽教授、上海復旦大學黃旦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吳廷俊教授、南京師范大學方曉紅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北京大學程曼麗教授、暨南大學鄧紹根教授以及南京師范大學張曉鋒教授作了專題學術報告﹔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新聞學、歷史學、檔案學及圖書館學界的近200位學者專家參加了“民國新聞史”專題研討﹔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都出版了具有專題研究集刊性質的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2015、2016年度本），共計刊載“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專題論文154篇﹔
（2）前期成果已基本滿足申請結項要求。截止到2016年底，項目組成員已公開發表“民國新聞史研究”專題論文計80篇左右（其中發表在四大權威期刊上的論文20多篇）﹔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10個分冊已全部完稿，並先后經過編纂委員兩次會議審讀﹔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書稿的第一、二、三、五計四個分卷已初次審讀，第四卷將按計劃在2017年底左右完成。
（3）國家社科規劃辦規定“課題組每年至少要提交1-2分《工作簡報》”。截止到2017年5月，秘書處編印上報了22期《情況通報》（《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其中5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民國新聞史研究”情況通報》和17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共計達660563（66萬563）字。
二、為保証本項目在2018年底完成，並申請結項驗收，項目組各位成員應抓緊進行如下各項工作：
（1）已通過會議初審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和《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的編撰者，按照會議的修改意見於2018年5月底前完成對文稿的修改完善，以便提交2018年度暑假舉行的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第二次審讀﹔
（2）各特約研究課題組應在2017年底前在審讀通過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內容基礎上完成特約專題稿，並於2017年12月底前匯總到《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分卷主編處，以便各分卷主編按照全書風格進行統稿﹔
（3）編纂委員會議已二次審讀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負責人，根據會議審讀修改意見對文稿進行完善，於2018年6月底前完成書稿的修改並提交秘書處，以便印刷成冊提交2018年8月舉行的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最后審定。
（4）為圓滿完成會議集體審讀成果書稿，2018年暑假將召開項目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暨項目組第五次工作會議，其主題（1）審讀完整的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2）第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的“軍事新聞業”和“圖像新聞業”分冊﹔（3）審定《民國新聞專題史叢書》各分冊﹔（4）討論《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結項申請表》（初稿）。
（5）為討論審定向國家提交申請驗收結項的成果和文檔，2018年底（或2019年初）召開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暨項目組第六次工作會議。為准備該次會議審定的成果書稿，秘書處將在適當時候（2018年國慶節長假左右）舉行一次由項目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和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主編參加的項目最終成果審讀統稿會，請有關同志提前安排好工作時間。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及項目組第四次工作會議要求項目組的各子課題（特約專題研究課題）負責人及全體成員，繼續奮發努力，孜孜不倦追求，按照本決議精神和要求如期完成研究工作，為新聞史方面的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圓滿完成和申請結項作出新貢獻。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會議決議
“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關於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分卷書稿
修改意見的決議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廷俊教授主持下，於2017年8月11日上午開始，先后初次審讀了項目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第2卷、第3卷和第5卷書稿，就書稿的下一步修改達成如下共識。決議如下：
一、《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書稿的整體性意見
（1）既要堅持學術，更要堅守底線。不能因個別分卷的個別地方或個別字句影響全書的正常結項。引用史料最好是第一手，盡量少用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須正確完整，不能斷章取義。應以學術專著語言進行敘述，不能說成“大白話”。要在“民國框架”下寫“民國新聞史”，在史觀、評價上力求創新。
（2）關於各卷“結語”。目前撰稿依據的《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目錄是2013年為開題報告准備的文本（載於項目組《情況通報》第1號）。會議決定：“本卷結語”以分別總結民國初期、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后期等特定歷史階段民國新聞事業的特點為主要內容，可不涉及原目錄中“歷史進步”、“時代局限”及“研究的不足（或遺憾）”等內容。
（3）為使表述更加嚴密和符合實際，考慮到“民國時期的新聞報業”實際上由“新聞報紙”和“新聞刊物”兩個部分，各卷章節標題及行文中的“新聞報業”統一改為“新聞報刊業”。
（4）作為中國歷史長河中一個特定朝代的新聞史，應有這個歷史時期代表性的新聞人物和新聞媒介。建議各卷有選擇地重點介紹有關歷史階段的著名新聞人和代表性新聞媒介，並配以必要的插圖，以體現重點和一般相結合的敘述原則。
（5）各卷篇幅由原定每卷50萬字調整為每卷36萬至40萬字。各卷主編可根據每卷36萬至40萬的整體要求確定本卷的總字數﹔根據本卷情況確定各特約專題稿的具體字數和明確各特定特約專題稿的完成要求﹔根據“章、節框架穩定，點、目標題靈活”的原則，決定調整本卷各章第三、四級標題和內容。
（6）為增加本書內容的歷史直觀性和版面可讀性，各卷主編負責收集並選擇30-50幅插圖，並提出擬插入文中的具體位置建議，與本卷文字內容一起提交編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審定。
二、對《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書稿的修改意見
1.對《中華民國新聞史》第1卷的修改意見
（1）第一章“孕育民國新聞業的社會環境”篇幅太長，應予精簡。起源與孕育主要是國內因素，但也應充分關注國外因素尤其是從日本傳入的西方資產階級學說的啟發，要側重於“文化民國”的啟蒙：說清（a）過去的專制是如何打破的？新聞業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b）過去的自然農業經濟是如何改變的，報刊宣傳的洋務運動在其中起了什麼作用？（c）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如何出現的，新聞媒介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起了什麼作用？建議把第二節改為“孕育民國新聞業的文化環境”。“孕育”的動因應回歸本體，闡明“新聞”的功能，價值在於滿足社會需要。
（2）第二章“民國新聞業的起源與孕育”內容比較單薄。建議第二、三章合為一章。現有第三章“民國新聞業的萌芽和發展”的結構與第一、第二、第四章的結構不一致，寫成了“人物與媒介”的羅列，建議調整第三章結構，以和其他章結構相一致。加強辦報主體、辦報內容、辦班特點和影響等內容。側重於從內容、形式、手段、特點等方面進行歸納性敘述。說清“誰在發展”，“誰給新聞業發展以機遇”。總的背景是革命黨人的“反清革命宣傳”，也要關注“晚清新聞業的發展分化”，關注當時“民營報刊的反清新聞宣傳”。概述較多，總結不足。
（3）第四章的“結語”應增加民國新聞業社會功能的表述：如政權建設的號角、西風東漸的結果，以夷為師的體現。說清媒介在重構新的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功能。新聞媒介成為政治家實現目標的“工具”，所以才“孕育”“培養”新聞媒介。第四章中地域概念模糊交叉。第二節“留日學生的反清新聞宣傳活動”，第三節“革命黨人在海外反清活動”﹔“日本”應與“中國”相對，“海外”應與“海內”即“國內”相對。對應交叉，容易造成混亂，應予調整。
（4）建議全書前半部分調整為緒論“民國新聞業產生發展的社會背景”、第一章“民國新聞業的歷史淵源（1893-1911）”、第二章“民國新聞業的誕生”（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和第三章“民國北京政府袁世凱時期的新聞業（1912-1916）”，后半部分由特約專題稿組成三章，即第四章“新聞通訊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第五章“圖像新聞業”和“少數民族新聞業”，第六章“新聞業經營”和“新聞管理體制”，最后為“本書結語”。
2.對《中華民國新聞史》第2卷的修改意見
（1）根據《中華民國新聞史》每卷字數控制在36-40萬的決議精神，由本卷主編負責的導論和第一、二、三章的篇幅應有較大幅度的充實和擴展，達到22-26萬左右，后面4章特約專題稿約佔14萬左右。
（2）建議把現在的“導論”改為“第一章 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新聞業發展的社會背景”，以和其他各卷相一致。
（3）建議把第五章的“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都市小報刊業”內容調到第三章“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成為這一章的第四節﹔
（4）建議把第四章的“軍事新聞業”調到第五章，成為“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軍事新聞業和外國在華新聞業”。
3.《中華民國新聞史》第3卷的修改意見
（1）根據《中華民國新聞史》每卷字數控制在36-40萬的決議精神，由本卷主編負責的導論和第一、二、三章的篇幅應有較大幅度的充實和擴展，達到22-26萬左右，后面4章特約專題稿約佔14萬左右。
（2）建議把“導論”改為“第一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新聞業發展的社會背景”，以和全書其他各卷相一致。
（3）建議調整第三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民營新聞報刊業”內容。建議按照“滬浙地區”、“京津地區”、“蘇皖地區”及其他地區等設“節”敘述“民營新聞報刊業”，每節內容應包含這些地區的“知識分子報刊”和“都市小報”。
（4）為避免和本卷后半部分的特約專題稿第七章第三節“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學研究”重復交叉，建議刪掉第二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共產黨新聞業”第五節“中國共產黨黨報工作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以便和第一章“民國南京政府前的國民黨新聞業”和第三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民營新聞業”相一致。
（5）章節標題需進一步斟酌。如“導論”第二節“二、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中的“南京民國政府”應統一使用“民國南京政府”﹔第三節“二、馬克思主義的全面擴散”建議改為“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第四節“日本侵華對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新聞業的影響”建議改為“日本侵華與國內民族矛盾上升對新聞業的影響”﹔建議第二章標題改為“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共產黨新聞業”，以便和“國民黨新聞業相對應”﹔第一節“國統區中國共產黨的地下新聞報業”改為“國統區的共產黨地下新聞報刊業”﹔第二節“革命根據地的共產黨新聞報業”改為“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新聞報刊業”﹔第三節“長征后的中國共產黨新聞報業”改為“長征開始后的共產黨新聞報刊業”。
4.對《中華民國新聞史》第5卷的修改意見
（1）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建議把章節標題及行文中的“民國南京政府末期”改為“民國南京政府后期”。以“學者”而非“勝利者”視角研究本時期新聞史。
（2）建議把“導論”改為第一章。在第一章前另寫“緒論”，增加“新聞自身”發展的需求促進新聞業發展的敘述，闡述在什麼背景下用什麼方法，依什麼路徑，研究什麼對象，研究出了什麼。
（3）第三章“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共產黨新聞報業”第二節“三、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報刊”提法不妥，因為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不具有“領導和被領導”關系，建議把這部分內容移入第四章第四節“走向民主的民營新聞報刊業”。第三節“適度保留發展民營新聞報業”作為“共產黨的新聞報業”也似乎不妥，建議移入本章第四節“二、民主新聞業框架的基本形成”中敘述。
（4）建議對部分章節標題進一步斟酌。如第二章第三節“二、國共內戰結束與國民黨新聞報業大舉遷台”中的“大舉”可斟酌﹔第三章第四節“國統區和解放區新聞業的勝利會師”中的“勝利”似可略﹔第四章第四節“二、《大公報》在與《新華日報》幾次論戰后最終轉向”似可簡略些，等等。
（5）建議對第四章“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民營新聞報業”的內容結構進行整合，按照“復興”、“挫折”和“抉擇”的路徑構建內容結構﹔在適當地方增加本階段特色的國共以外“政黨報刊”的內容。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秘 書 處 （根據記錄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會議決議
“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關於項目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書稿
修改意見的決議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在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廷俊教授主持下，於2017年8月11日上午開始先后初次審讀階段性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的“軍事新聞業”“圖像新聞業”分冊和第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中的“新聞廣播業”“少數民族新聞業”“新聞教育”“新聞通訊業”“新聞學術研究”“新聞管理體制”“新聞業經營”和“中外新聞交流”，就“叢書”分冊的修改完善達成重要共識。決議如下：
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書稿的整體性要求
（1）撰稿者應科學處理好堅持學術性與堅守政治底線的辯証關系，既要堅持學術，更要堅守底線。不能把堅持學術和堅守底線對立起來。盡管《民國新聞史專題研究叢書》各分冊是文責自負，但仍然要堅守底線。不能因個別分冊的個別地方或個別字句影響全書，進而影響項目的正常結項。
（2）《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在內容上都不能出現“硬傷”，引用的史料最好是原始的即第一手的，盡量少用二手資料。引用第一手資料也必須正確完整，不能斷章取義。
（3）《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是學術性著作，且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階段性成果，應以學術專著的規范語言進行敘述，不能說成“大白話”，語言要精煉。
（4）必須盡可能地有所創新。要突出“民國新聞史”，要在“民國框架”下寫“民國新聞史”，不能寫成“1912-1949”中國近代新聞史。在史觀、評價上要力求視角、觀點上的新意。
（5）按照《投標書》的承諾，本項目研究工作計劃於2018年12月底左右如期申請結項，《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撰稿人會后要根據統一安排，抓緊文稿修改完善，保証負責的分冊按照統一的計劃推進。
二、初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時》有關分冊的修改意見
1.關於《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劉亞教授就《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撰稿有關情況的說明，並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同意該分冊在原定內容框架中增加“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軍事新聞活動”一章，以在內容上完整敘述“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並和書名的內涵外延相一致﹔
（2）建議第一章標題改為“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發展的基礎”，而不突出“晚清軍事報刊”﹔第二章標題改為“北洋軍閥的軍事新聞活動”，以涵蓋這一章第四節的有關內容。
（3）鑒於分冊主要是介紹由軍事單位或軍人的新聞傳播活動及其新聞傳播活動所憑借的新聞媒介，建議在分冊適當地方對“軍事新聞業”概念作出明確界定。分冊書名仍用《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以和“新聞廣播業”、“新聞通訊業”、“少數民族新聞業”及“圖像新聞業”相一致。
（4）本分冊書名以《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各章節標題可根據章節具體內容分別稱之為“軍事新聞報刊”、“軍事新聞廣播”、“軍事新聞通訊業”及“軍事新聞紀錄電影”等，不一定每章節都稱為“軍事新聞業”。
（5）第三章“國民黨的軍事新聞業”的章節內容建議作如下調整：第一節為“國民黨軍事新聞業的背景”，第二節改為“國民黨軍事新聞業的結構”，分別敘述“軍事報刊”、“軍事廣播”、“軍事通訊社”、“軍事新聞電影”，第三節改為“國民黨軍事新聞業的主要特點”，關於“國民黨政治工作體制”內容可在本章第一節加一個“點”予以敘述。
（6）關於書稿中對國民黨軍隊的歷史性稱謂“國民革命軍”的使用問題。章節標題使用“國民黨的軍事新聞報刊（廣播、記錄電影）業”，在內容中介紹具體報刊（通訊社、廣播）的創辦單位或主編（負責人）時，可使用這些單位或人物當時所屬單位的稱謂如“國民革命軍第十二集團軍第118師235團”和具體任職如“政訓處主任（少校參謀）”等。具體稱謂建議參考“馬工程”有關專著。
2.關於《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韓叢耀教授就《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撰稿有關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建議注意章與章間的相對平衡和各章體例統一。建議增加著名大報的圖像新聞，“外國在華圖像新聞”，著名攝影家和漫畫家介紹，圖像新聞技術發展與圖像新聞傳播藝術性與時代進步等相關內容。
（2）“新聞電影”是指以記載和報道新聞事件為主要功能的電影。分冊的論述主體是“新聞電影”即“紀錄新聞的電影”或稱之為“新聞紀錄影片”，不涉及故事片。第四章第一節“1937-1945年的新聞電影”應側重於新聞電影的攝影主體、過程、主要特點及社會影響，不必介紹電影的具體內容。
（3）各“個案”敘述結構注意內容次序的相對統一。第一章第三節“《民呼日報》的圖像新聞報道”從新聞特色、總體特征和報道題材三方面展開，第二章《世界畫報》是從研究綜述、新聞統計分析、新聞特征分析、新聞內容分析三方面展開﹔第三章《時代畫報》和第四章《晉察冀畫報》從出版發行概況、新聞生產場域、新聞構成場域、新聞傳播場域等方面展開﹔第五章《華北畫報》又是從研究綜述、新聞統計分析、新聞生產與傳播場域、新聞構成場域等方面展開。
（4）建議考慮每章“個案”插在每章中間（第一章的個案“《民呼日報》的圖像新聞報道”是第三節，第二章的“個案研究：《世界畫報》”，第三章的“個案研究：《時代漫畫》”是第四節﹔第四章的“個案研究：《晉察冀畫報》”是第四節，第五章的“個案研究《華北畫報》”是第四節。在每章“個案”之后還有一節，似乎有一點被插隊后割斷思路的感覺，是否可以考慮把每章的“個案研究”作為該章最后一節。
（5）本書重點是“圖像新聞業”，建議把敘述重點集中在與“新聞”直接相關的“圖像”上，緊扣“圖像新聞”選材。從大量“圖像”素材中把“新聞”內容抽出來敘述。電影隻限於紀實性的新聞電影紀錄片而不包括故事片，畫刊隻限於“新聞畫刊”而不包括生活類畫刊。攝影（照片）和漫畫也以“新聞”為選擇標准，非新聞的藝術人像和諷刺漫畫等不屬本書主題范圍。
（6）第二章第五節“1916-1927年的圖像新聞出版”以逐年羅列的方式介紹每一年創辦的畫刊，一是僅介紹“創辦的畫刊”與“圖像新聞出版”不完全一致，二是以羅列方式“逐年”介紹缺少可讀性和學術歸納。建議參照第三章第五節“1927-1937年的圖像新聞出版”敘述范式，把這一階段的有關內容按照主體（或內容主題）進行類別劃分后敘述。可考慮把這一部分內容抽出作為附錄。
（7）分冊目前篇幅為29萬多，尚有緒論、第四章第二節“1937-1945年的新聞攝影”和第三節“1937-1949年的新聞漫畫”、結語及各章的“本章結語”篇幅未計。為保持整套叢書各分冊篇幅的相對平衡，建議在修改中注意簡練文字，使分冊保持在25萬以內（含圖片所佔篇幅）。
三、二次審讀《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分冊的修改意見
1.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艾紅紅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由於新聞廣播業必須以新聞廣播技術為支撐，建議在這一稿的基礎上再適當增加廣播功率、頻率等基本資料﹔
（2）第二、三、四、五章的標題中都出現“抗戰”一詞，容易使人產生本書以“抗戰”為框架構建內容體系的錯覺，建議用“民國南京政府”的發展階段作為各章內容的劃分標准。具體如“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國南京政府后期”等﹔
（3）鑒於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章都採用“民國南京政府”的發展階段作為民國時期新聞廣播業發展歷史的劃分標准，第一章的標題是否也可改為“北洋政府時期新聞廣播的初創”。
2.關於《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秘書處倪延年受白潤生教授委托就《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分冊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需要補全現有第四章“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和第五章“民國南京政府中后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的本章結語，以保持全書結構統一﹔
（2）關於《奮斗日報》（P128）。劉亞教授在《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分冊（P58-60）中對《奮斗日報》有更為詳細的敘述，可作進一步考証辨析。
（3）可能考慮壓縮篇幅，這一稿去掉了上一稿中的插圖，建議在維持總體篇幅在25萬以內的前提下，適當選用人物或報刊插圖，以豐富版面。
3.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李建新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在2016年8月項目組長沙會議后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文稿中沒有呈現當時關於“戰時新聞學”教育（培訓）的史料記載，建議不作為“新聞教育”敘述。“戰時新聞學”去掉后，可把現第六章改為“民國時期的日偽新聞教育”，覆蓋日本侵略軍對戰時新聞人員的培訓、汪偽政府統治地區新聞教育及偽“滿洲國”新聞教育等內容。“汪偽”改為“日偽”，以便涵蓋所有漢奸政府。
（2）建議對章節標題中的“內外因”、“另類”等用詞再作斟酌。標題一般以“敘述性”為基本立足點，盡量少用諸如“必然性”等評價式的標題。
（3）建議把第四章“民國新聞教育的發展與壯大”分為兩章，分別為“民國時期的民辦新聞教育”和“民國時期的國民黨新聞教育”，一方面各章篇幅相對平衡，同時也和第五章“共產黨在民國時期的新聞教育”相對應。
（4）建議把第三章第三節“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接受新聞教育”的內容並入第二節“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第七章“民國時期的研究生培養與教育”因內容比較單薄建議分別納入有關新聞院校敘述﹔第八章“對民國新聞教育的理析與思辨”改為“本書結語”。
4.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秘書處倪延年受萬京華研究員委托就《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分冊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根據《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整體設計，尚有分冊的“導論”、“結語”及本章結語需要完成。
（2）第四章第一節“民國初年的民營新聞通訊社”，建議改成“，民國初年新聞通訊社發展的背景及第一個高潮”，以涵蓋這一節的有關內容如“空前的報刊出版高潮給新聞通訊事業起步提供了市場”。
（3）第四章第三節“三、總體發展良莠不齊”系評價式內容，與該章的敘述主題不相一致，建議把這部分內容納入“全書結語”中敘述。
（4）建議對“點”的標題予以進一步凝練。如第五章第一節“三、通訊壟斷的強化：從‘日滿通訊網一元化’到‘新聞新體制’”，再如第六章第五節的“一、外國通訊社是中國新聞同行的啟蒙者、領路人，為推動近現代中國新聞事業的啟蒙和成長發揮了積極作用”、“二、外國通訊社對中國新聞界來說又扮演者殖民者、干涉者角色，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充當了外國侵略勢力、殖民統治的幫凶、爪牙”。
5.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徐新平和李秀雲教授就《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分冊書稿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本書以學術史的思路確定研究路徑。要體現中國新聞學、中國新聞學研究中不同黨派同時存在於新聞學研究界，且不同黨派新聞學研究的宗旨和成果結論完全相對立﹔先有術、后有學，相當長時間盛行“新聞無學論”等特點。鑒於“新聞學研究”可以涵蓋“新聞理論研究”、“歷史新聞學研究”和“新聞實務研究”等側面，本分冊的名稱仍為《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不採納秘書處關於使用《民國時期的新聞學術研究》書名的建議。
（2）建議把第一章標題改為“清末民初的新聞學研究”，主要介紹民國前維新派和革命派報人的“新聞學研究”和“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對新聞自由與法制的爭論”。第三章第一節“一、黨化宣傳”的標題建議改為“黨化宣傳觀”﹔又如第二章、第三章的節標題中都是“新聞學研究”或“新聞理論研究”，建議靈活、參差或交叉使用意義相近的詞匯，以使章節標題顯得更活潑些。
（3）建議加強對民國時期新聞學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和代表性成果的介紹。進一步處理好主與次、新聞史與新聞學理論，作品與人物，本土與引進，史、論、技、法、評等方面的關系。對可能產生歧義的概念要在適當地方有說明性界定。
（4）建議對文中的某些提法進一步斟酌。如第四章第五節“日偽新聞人的新聞理論探討”以及該節的“點”標題、第五章第三節“民營報人的新聞理論探討”的“二、紙荒問題”等。
6.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認真聽取了高山冰副教授受方曉紅教授委托就《民國時期的新聞管理體制》分冊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建議對第三章第四節“關於北洋政府時期新聞立法及管理的思考”、第四章第四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國統區新聞管理體制的實踐效果”的“點”標題進一步予以凝練規整，盡量不要出現“長句”式的標題﹔
（2）對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民國的政府稱謂採用比較中性的“民國北京政府”而不用“民國北洋政府”﹔蔣介石主導在南京的民國政府稱為“民國南京政府”而不用“南京國民政府”，以和整體項目成果的相關稱謂相統一﹔
（3）對第五章“民國時期紅色新聞業的管理體制”採用寫實性的“民國時期共產黨新聞業的管理體制”﹔第六章“日本佔領區新聞業的管理體制”改稱為“日偽地區的新聞業管理體制”﹔
（4）建議增加“本書結語”，以闡述對“民國時期新聞業管理體制”的整體評價（規律、經驗或得失等）。
7.關於《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聽取了秘書處倪延年同志受張立勤副教授委托就《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分冊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分冊的“節”標題緊扣“新聞業經營”主題，以體現本分冊研究“民國時期新聞業經營”的基本特點，現在的“節”標題看不出“新聞業經營”的特點，如第一章的標題“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的歷史背景”，建議改為“民國時期新聞業經營發展的歷史背景”，其他標題也建議進一步凝練規整。
（2）建議在現有“節”標題“民營報業”、“外國在華報業”、“通訊社及廣播電台”、“中國國民黨的報刊”、“中共成立前后的報刊”、“共產黨的報刊”、“日偽報業”等名詞后加上“的經營”，以區別於新聞史中有關內容標題。
（3）章節標題最好不使用標點符號。建議第一章第一節“一、政治空間：從‘立憲共和國’到‘弱勢獨裁政黨’”改為“從‘立憲共和國’到‘弱勢獨裁政黨’的政治環境”﹔“二、輿論控制：從法制乏力到‘黨化新聞界’”改為“從法制乏力到‘黨化新聞界’的輿論環境”﹔“三、租界：從有限自由的‘飛地’到虛弱的‘避難所’”改為“從有限自由‘飛地’到虛弱‘避難所’的租界現實存在”。
（4）第二章第二節“一、國民黨的報刊”中的“（一）國民黨對報刊的管理”敘述的“設置獨立的宣傳部門”、“津貼成為黨報主要的經費來源”、“通過整肅出版物、發布宣傳大綱和黨報條例，指導和規范黨報的宣傳工作”以及“很重視黨報宣傳人才的培養”等內容，除“津貼”這點與國民黨報刊的“經營”有直接關系外，其他幾點與“新聞業經營”的關系都不密切和直接，建議從“新聞業經營”的角度闡述。
8.關於《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的修改意見。
與會人員聽取了倪延年教授就《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分冊修改情況的說明，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提出如下修改意見。
（1）“緒論”部分太拖沓。第一節關於“新聞”、“交流”、“新聞交流”和“中外新聞交流”的概念的界定似乎多余，低估了專業讀者的水平。建議把第一節去掉，以節省篇幅。
（2）第一章“民國時期前的中外新聞交流溯源”的篇幅太大，應進行較大的壓縮。建議進行壓縮后成為“緒論”的內容。“緒論”包括概念界定的第一節“民國時期的中外新聞交流”，第二節“民國時期前的中外新聞交流溯源”。
（3）建議把第三章第四節“民國北京政府后期的中外新聞教育交流”中的“一、在國外新聞教育理念影響下的中國新聞教育”的標題改為“西方新聞教育理念在中國的傳播和實踐”。
（4）建議對一些章節標題進一步凝練。如第五章第一節中的“一、中國新聞界的創辦對外交流新聞媒介活動”和“二、外國新聞界的創辦對華交流新聞媒介活動”中的“的”可以省略﹔第四節標題“敵偽勢力與新聞交流有關的活動”中的“敵偽勢力”改為“日偽勢力”等等。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
秘 書 處 （根據記錄整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前期研究成果通報
王燦（執筆）：《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三卷第四章
第三節 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圖像新聞業
（特約專題稿）
（1927年∼1937年）
【編者按】根據項目編纂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和項目組第四次會議決議，本項目特約研究專題下一階段的重點工作是撰寫納入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的特約專題稿。為便於項目組同行撰寫特約專題稿學習交流，現將南京大學韓叢耀教授團隊承擔的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特約專題稿（之三）《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圖像新聞業》（17900字左右）先行在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刊載，以饗同仁。
這一時期中國的畫刊出版業空前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創辦了500余種畫刊。由於畫報在識字較少的人民群眾中具有很好的宣傳教育效果，在啟蒙心智、推介新知、報道時事、改變思想等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共產黨、國民黨都把它作為重要的輿論工具。在國統區，國民政府十分重視畫刊的出版和傳播，鼓勵政府領導下的文化部門多創辦一些群眾喜聞樂見、寓教於樂的畫報，以宣傳輿論爭取國民支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地區，畫刊出版也十分興盛，印刷質量還略顯粗糙的畫報成為了宣傳鼓舞群眾的有效途徑。
一、1927∼1937年創辦的畫刊
這一時期中國的畫刊出版業空前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共創辦了500余種畫刊，但目前收集到刊名確定的隻有240多種。由於畫報在識字較少的人民群眾中具有很好的宣傳教育效果，在啟蒙心智、推介新知、報道時事、改變思想等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共產黨、國民黨都把它作為重要的輿論工具。在國統區，國民政府十分重視畫刊的出版和傳播，鼓勵政府領導下的文化部門多創辦一些群眾喜聞樂見、寓教於樂的畫報，以宣傳輿論爭取國民支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地區，畫刊出版也十分興盛，印刷質量還略顯粗糙的畫報成為了宣傳鼓舞群眾的有效途徑。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文華》、《時代畫報》等。
《文華》，1929年8月創刊，上海好友藝術社出版，上海文華美術圖書公司印刷發行，8開本，每期50頁，月刊，間有脫期。至1935年4月出1至54期，在54期中宣稱自本期起革新，繼續出版。繪畫編輯梁鼎銘、梁雪清，文藝編輯趙苕狂，攝影編輯黃梅生。
該刊稱：“要之本社以實事求是為原則，本宣揚藝術之宗旨，務使本報大眾化、普遍化、崇尚化。尚希各界同好予以有力之贊助，本社同人有厚望焉。”“本社之目的，在聯合全國文藝家、美術家、攝影家為一戰線，而齊向藝術之途進展。歡迎同志入社。茲將簡章列下，幸垂察焉：一、凡繪西洋畫國粹畫、攝影、文藝、小說等具有一技一長，及能夠表達名人作品者，即得為本社社員……”。
創刊號封面為美女畫，第一頁刊孫中山像及遺囑，次頁為本期目錄，並刊出三編者頭像。美術攝影及現代繪畫共15幅，皆出自當時名家之手。還有下列欄目：《濟南換防》，刊日本侵略軍於1928年5月3日在濟南制造“五三慘案”並盤踞濟南一年之后撤出時照片9張﹔《海外珍聞》，刊新加坡海岸及博物館照片3張﹔《國內珍聞》，刊時事照片7張﹔《馬六甲籌賑游藝》，刊照片4張﹔《華僑消息》，刊出照片為胡漢民招待華僑代表后合影和馬六甲僑胞悼念北伐陣亡將士、華僑巨商之子之婚禮共3張﹔《小劇場》，介紹革命藝術家梁又銘，刊出此人之肖像與傳略，此人北伐時任職黃埔，隨兄梁鼎銘擔任畫報編輯及總政治部藝術宣傳委員(郭沫若任總政治部副主任)，黨部農民畫報編輯等職，並為京中《圖畫京報》作諷刺畫﹔《體育消息》，刊出四大學學生運動員合影照片5張﹔《藝術界》，刊出現代繪畫8張，其中1張為外國名畫﹔《女子的作品》，刊出女畫家作品6幅。還有《小朋友》(兒童照5張)、《旁觀的心理》(介紹張光宇夫婦)、《婦女目》(刊女畫家，交際花5人照片)等三個欄目，各佔一版或二版﹔《航空》(滬蓉通航)、《海軍》兩個欄目，共刊6張照片﹔《西貢游記》，刊出照片4張，並刊文字游記﹔《小舞台》，刊諷刺畫6張﹔《本社社員之一部分》，刊出好友社社員23人之照片，戈公振、陸小曼皆榜上有名有照片，另有圖畫，文藝特約選述72人名單﹔《電影界》刊中外女演員照片3張，並有文字介紹。44至50頁刊文藝及后記，刊行征求社員的文章，還“征求外埠特約編輯員”，目的為搜集海外名作及精品。此刊這些做法都是為擴大資源。特約撰稿人屠哲隱，還在此刊登征求勞工照片的啟示：“鄙人現征求關於國內外工業及農業之勞工照片，來件請於每張背后注明何地何種照片，寄南京×××屠哲隱收。僅以鄙人之風光藝術作品，相當名酬，即資交換，復謝厚誼，此啟。”屠哲隱為當時有名的攝影家，《文華》曾為他出過作品集，他為《文華》提供了不少照片。
從創刊號所刊國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婦幼等封面的圖文來看，這一畫報辦得極有聲有色。以后每期內容，各有側重，日寇侵佔東北、一•二八進攻上海、進犯熱河，此刊都刊載了大量照片，並出了專集，揭露暴日之罪行。其中有些照片是該報特派攝影記者拍攝的。
《時代畫報》，1929年10月10日創刊，初為半月刊，1936年改為月刊，由張光宇、邵洵美、葉淺予合組的時代圖書公司的時代畫報雜志社出版，上海中國美術刊行社總發行。張光宇、葉淺予、葉靈風、梁得所等先后任編輯主任。1937年冬終刊，共出版118期。第4期與《上海漫畫》合並，簡稱《時代》，由月刊改為半月刊﹔2卷7期改名《時代》圖畫半月刊﹔1936年梁得所接編后，由半月刊改為月刊。
發刊詞《時代的使命》一文中寫道：“宇宙的世輪，循著他鐵一樣的定律，一刻不停地轉變，昨日驕視一切的花兒，今天已被人篡奪了王位……為了彌補這莫大的缺陷，我們才創設了這時代畫報……”在《寄給讀者的話》中說：“本報雖然特約不少攝影家和文藝家，供給著最新穎的材料，但是一方面也很歡迎讀者們來幫助著。”又說：“本報注重的圖畫稿，是含有藝術性與療養性的照片，及一切富於意趣的繪畫。”
該畫報刊載時事照片很多。國內時事照片，每期都有刊出。陶行知的鄉村教育、魯迅先生逝世、蕭伯納來華、馮玉祥被迫下野在泰山讀書等等都有報道。文教、體育、婦女兒童的照片也很多。各個攝影藝術團體，如華社、黑白社歷屆影展作品和著名攝影家的攝影藝術作品也常刊載。為畫報提供時事新聞和各種內容照片的有通訊社、新聞攝影社、電影場等十余家，個人提供照片的有王小亭、沈逸千、伍千裡，鄭用之、倪煥章、黃仲長、金石聲等。戈公振則寄回很多國際時事照片，有不少是介紹蘇聯的。葉淺予的滑稽畫《王先生》，從1卷4期起連載，每期刊一組，每組八九幅，至1935年4月，共刊出77組，后單出了《王先生》專集3冊。
此刊編者變動頻繁，最初為張光宇、葉靈鳳、第2期就增加張振宇、葉淺予、以后常有增減，多達7人，少則2人，出至8卷，編輯隻剩張大任一人。時代圖畫公司原為張光宇、邵洵美、葉淺予等合組，年來因國內經濟衰落，滬出版業大受打擊，時代公司營業不振，虧累甚鉅，出現了邵脫離、葉北游，使得時代的正常編輯與繼續出版都難以維持，但還是苦心經營，支撐了近八年。1936年，梁得所接編后，重振旗鼓，《時代》又以新的面目出現，成了一個很受社會重視和讀者歡迎的畫報，但僅出了六期，就因抗日戰爭爆發停刊了。這也是《時代》半月刊的一段艱難歷程。
《天津商報圖畫周刊》。1930年7月6日創刊於天津，為《天津商報》附刊，曾改名“天津商報圖畫半周刊”、“天津商報畫刊”、“天津商報每日畫刊”。綜合性畫刊，8開4版，由天津商報館出版發行，社址在法租界24號路。主旨是要規規矩矩為讀者辦一張畫報，不給某人做宣傳，不替哪一方面張目，不對某一件事吹捧、謾罵。主要內容有時事政治、社會新聞、美術攝影作品、名伶明星劇照、生活照、小說連載等。1937年7月停刊，出版至第23卷39期（每卷50期）。存1930年7月第1卷第1期至1937年7月第24卷第39期。
天津作為我國近代開放較早的城市之一，較早地體驗到了西方傳教士和商人涌入的浪潮，感受到了隨之而來的經濟和文化上的沖擊。報刊作為宣傳輿論的工具，在天津也得到了較早的發展，給天津新聞傳播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庸報》、《大公報》、《益世報》與《天津商報》一起被列為上世紀20年代末天津“報界四強”。人們對前三者似乎耳熟能詳，學者對天津近代報業的的研究也多集中在這三張報紙，但對於出版時間長達9年之久的《天津商報》的研究幾近空白，更遑論作為其副刊的圖畫周刊。
《圖畫周刊》，1930年5月創刊於上海，為《申報》的攝影附刊，戈公振編，周刊，上海申報館出版。該刊為對開，逢星期日出版，隨報附送，逢元旦及節日，即擴大為全張。內容除名畫家的山水、人物之外，余為攝影作品，主要是“時事照片”和“學藝照片”。
該刊的出版主要歸功於戈公振，當時在《申報》工作的戈公振在建議創辦《申報》畫報的意見書中說：“近世各國大報，未有不重視圖畫者，英國報紙每日有圖畫一大頁。美國報紙每星期日有印刷甚精之圖畫增刊，日本且從電報或飛機傳遞照片，本報為中國唯一大報，似不能隻付缺如。圖畫為新聞之真實者，不待思考研究，能直接印入腦筋，而引起其愛美之感，且無老幼，無中外，均能一目了然，無文字深淺，程度高下之障礙。故本報欲使銷路增加不為功——本報尚有圖畫增刊，不僅增加聲價，推廣銷路而已，且將為國家光榮有進一步之努力焉。”《申報》的史量才與中國照版公司訂立合同，《圖畫周刊》由該公司用影寫版印刷，圖片質量較好，清晰美觀。當時中國報刊印插圖多用銅版，影寫版印刷首次試用於《東方雜志》的插圖，報紙攝影附刊採用影寫版，申報《圖畫周刊》是第一家。
《圖畫周刊》刊登的新聞性比較強的照片有《梅蘭芳赴蘇俄演劇》、《賽金花六十時寓居北京小巷中》、《蘇聯版畫展覽》、《最近由港來滬之革命耆宿尤烈》、《史量才被刺在滬殯儀及遇害初》、《上海文化協會歡迎離國十年之郭沫若及救國會七君子》、《北平學生之救國運動》、《日人在綏之特殊機關鬆田公館》等，都有一定的歷史意義或參考價值。鄒韜奮評論說，戈公振先生主編的申報《星期畫報》，是“目前我國各日報中星期畫報最為精彩的”畫報。
“一•二八”事變發生后申報《圖畫周刊》停刊，時已出至81期。1934年3月15日復刊，更名《圖畫特刊》，對開半張，每周發行兩次，星期一、四出版。1936年1月15日，《圖畫特刊》又改為每周發行一次。戈公振約編了200期左右，1935年10月他去世后由攝影家胡伯洲任畫刊編輯工作，直至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時特刊，共出版265期。存第1期至第262期。
《中華》，為時事圖畫雜志（The China Pictorial），於1930年7月在上海創刊，文字主編周瘦鵑和嚴獨鶴、美術主編胡伯翔與郎靜山，第4期起，總編輯為胡伯洲，助理編輯為周志靜、許和。上海中華雜志社出版，上海新中華圖書公司負責總發行。雜志社社址位於上海海寧路北四川路口825號。該畫刊為綜合性刊物，規格為8開本，每期載有46頁左右的內容，採用影寫版印刷。畫報約於1941年8月停刊，共出刊104期 。《中華》圖畫雜志主要登載中外時事新聞、科學發明、名人近影、博物美術、各地名勝、婦女兒童、電影戲劇、社會生活、漫畫小品等豐富多彩的內容。該刊與《良友》畫報一樣，是三十年代都市風採畫報的代表，只是其刊行時間較短，影響力不如《良友》，但在格調品位上遠勝當時刊行的其他畫報。
創刊號上，嚴獨鶴寫了這樣的開場白：“為什麼今天的新聞紙上，關於重要的新聞，不能同時將照片刊出，為什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各種標語而外，不能多多地張貼圖畫，為什麼一般閱讀者，對於圖畫刊物歡迎的態度有時還在文之上。這便是事實告訴我的，圖畫的效用，十分真切，也十分地偉大。同人所以創刊中華圖畫雜志。也是認定圖畫有真切和偉大的效用。想將文藝界的“真”、“善”、“美”三點，借圖畫之力盡量貢獻於閱者。”
《中華畫報》，1931年3月創刊於天津，周刊，后改為半周刊、二日刊。中華畫報社刊行，8開本4版，道林紙印刷。存1931年3月第1卷第1期至1933年9月第3卷第346期。文化藝術畫刊。以表現時代精神、介紹藝術結晶、暴露社會內幕、暗示人生片段為宗旨，主要刊載藝術品介紹、文史知識、書畫作品、攝影作品、明星伶人照片、小說連載等內容。1932年1月22日之前為獨立畫報，此后則附屬《中華新聞畫報》合並發行。
諫果、夢人寫的《向讀者致詞》（即發刊詞，刊於創刊號上）中說 ：“我們的使命是：（一）表現時代精神，（二）介紹藝術結晶，（三）暴露社會內幕，（四）暗示人生片段。”然后它公開征求的則是名媛近影、時事照片、沒事攝影、古今書畫、諷時漫畫、歷史照片、學校寫真、男女名伶造像等方面的照片和繪畫作品，在刊行的350期中，所刊內容都不出此范圍，只是在后期刊出的電影介紹較多，沒有反映時代精神，也沒有暴露社會內幕。
《上海戰事》，上海戰事即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中國19路軍奮起抵抗的戰爭。良友新聞攝影社、申報新聞攝影社、聯華影片公司、時報攝影部、隨營作戰之學生義勇軍等等單位拍攝了數萬張照片，選編成畫刊三集。第一集有暴日挑舋、我軍拒敵、上海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北火車站被炸毀等二十個欄目。刊出《慘無人道》照片5張，《死裡逃生》的照片7張，還編入了宋慶齡到前線視察和與19路軍軍長合影。第二集有十六個欄目。第三集有二十個欄目，還錄蔡廷鍇寫的抗日詩一首。每集之后，有《上海中日戰爭紀詳》的長文（從1932年1月18日起至4月25日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和對中國的侵略。
《北晨畫刊》。1934年5月創刊於北平，前身為《北晨畫報》，北晨報社編，1937年4月終刊，這兩份畫報都是4開4版報，兩者出版時間相隔不遠，辦報風格相近，紙型也相近，都類似今天的膠版紙。印刷精美，所刊的文字、照片至今仍然非常清晰，雖然字比較小，但讀者看起來並不困難，欄目也辟有“攝影”、“雜談”、“漫畫”等，版面比較活潑，圖文並茂。
此刊1934年5月19日至8月8日出第一卷1至13期，金石書畫及評文佔版面的一半有奇。8月18日至11月10日出第二卷1至13期，攝影所佔版面逐期增多，每期刊照片十幾張乃至二十多張，金石書畫則僅佔版面的三分之一。金石多為珍品，書畫多為古今名作。攝影則有：一、時事，包括國內、國外時事新聞、中外文化交流，體育活動，學生生活等﹔二、藝術攝影及寫真，有時也稱藝術寫真或攝影藝術或藝術攝影，雖不是每期都刊，但每卷總要刊出名家作品二三十幅，如張印泉、趙澄、鄭景康的作品﹔三，風光攝影，凡國內名山、大河、古跡和外國的名勝，每期刊攝影圖片八九張、乃至十多張，編者加以文字渲染，美景勝跡、引入入勝。其次，此刊也刊雕塑和漫畫，不過數量不多。
《上海漫畫》，英文名SHANGHAI SKETCH，1936年5月10日（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在上海創刊，上海漫畫社編輯，主編為張光宇，其他編輯大部分是來自於上海漫畫會的成員。16開，每期40頁（包括封面、封底），上海獨立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圖書雜事公司總代售，內容以刊載漫畫作品為主。該畫刊前后共計出版了13個期次，終刊時間為1937年6月30日。
《上海畫報》在內容刊載形式上承襲了上海漫畫社成員所創辦、出版的刊物，諸如《上海漫畫》（1928年版）、《時代漫畫》和《獨立漫畫》等。每期刊載大量漫畫家的作品，無論是當時已聲名顯赫的葉淺予、張樂平和黃堯，還是初出茅廬或小有名氣的漫畫家汪子美、胡考和許若明等人，他們的作品在《上海漫畫》中皆有一席之地。《上海漫畫》出版社位於上海福州路三百八十號。
二、1927∼1937年的新聞照片
在這一時期，攝影在中國的新聞傳播業中的角色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媒介功能日臻完善，攝影在傳播中建立起來的社會影響力與時俱進，這10余年時間可謂中國新聞攝影從起步到發展，從幼稚到成熟的重要歷史期，假如沒有日本侵華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其中包括對攝影的媒介價值的異化，那麼攝影在中國的情景，完全可以理解為這一歷史期狀態的延續和提升，而不會成為其他的形態和結果。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素來重視照片及圖畫使用的《東方雜志》除編印了臨時增刊外，還在二十二卷13期，系統地分欄刊登了反映“五卅”事件全過程的新聞照片45幅。與《申報》和《東方雜志》重視新聞攝影照片力量一致。中共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后，次年即創辦了第一個政治機關報《向導》，也曾兩次集中利用新聞照片進行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分別對“五卅”慘案和 “萬縣慘案”。6月6日出版的第117期刊出兩幅曝露日、英帝國主義令人發指暴行的攝影圖片——《被日人殺死之顧正紅》和《南京路屠殺中之犧牲者》，烈士犧牲的慘烈場面，激發了讀者更為強烈的愛國熱情。1926年，毛澤東代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宣傳報告》中，即強調了圖畫（包括繪畫與照相）至於政黨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他說：“中國人不識文字者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國民眾中隻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黨的文字宣傳，圖畫宣傳乃特別重要。”1926年張太雷在主編中共廣東區委員會機關刊物《人民周刊》時，也十分重視新聞圖像，該刊1927年出版的第44期，把帝國主義列強在上海耀武揚威的軍艦，鐵甲車、炮兵、步兵、騎兵活動的照片，加以編輯整理，從中選出七幅在《帝國土義准備屠殺上海工人市民武裝干涉中國革命的真相》統一標題下發表出來，組成橫跨兩頁的照片專欄﹔同時還用攝影圖片的形式反映國際工人階級對中國革命的聲援。
需求促進了新事物與新人的誕生。這一時期，一個相對專業的攝影記者群體開始在報刊和通訊社得到培育、成長，過去報刊主要以採用照相館攝影師提供的照片，“××照相館攝影”的署名既為照相館發布了廣告，也為報社省去了培養專人採訪的費用，那是一種無可選擇的被動﹔報刊社自主採攝照片的能力加強后，新聞事件的攝影報道逐漸被報刊攝影記者所取代，王小亭、方大曾等一批在中國攝影史上具有開創性貢獻的攝影記者，也正是在此時初見鋒芒。
風格的形成，既體現了攝影在發展早期的自身規律，更包含了當時中國特定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對攝影的理解與滋養。這是攝影的紀實主義思想在中國被廣泛種植並期待受到重視的時期，也是紀實攝影在參與社會改造與重建過程中，漸漸體現其無可替代的傳播力的特殊時期﹔但同時，此時也正是攝影的價值觀和社會功能，在中國出現分化的濫觴。周逖是當時活躍在上海的一名攝影記者，在1927年，他拍攝了上海五卅紀念日市民集會，上海租界戒嚴交通阻絕，跑馬場民眾舉旗致哀，建筑中的五卅烈士公墓以及上海五九紀念大會，勿忘國恥，上海市民慶祝北伐勝利大會等一系列的新聞活動。長澤：1927年上海五卅紀念日市民集會。張建文是活躍在北平的一名新聞記者，他拍攝了1928年黎元洪出殯，1929年北平軍隊為總理銅像奠基建筑中山台，第四軍團修筑迎柩大道﹔1930年的陝西災區寫真。黃河沿岸古式居屋，災民居住在臨時搭建的草棚中，中央慰勞團慰勞東北將士等事件。蔣漢澄鏡頭下的北平大水，街道被淹沒，水勢洶涌﹔北平的清潔運動中，學生們舉著掃帚參與活動﹔1929年3月，北平舉行總理銅像奠基典禮，林森發表演說，數千民眾參加了典禮活動﹔他還記錄了1933年動亂之中的平津：日軍侵略平津，市民惶惶不可終日，車站擠滿了離京逃難的民眾，車廂中擠滿了逃難的婦孺老幼，幾無立足之處，北平街頭布滿工事，隨時應對日軍侵犯，天津南市區大街上商業清冷，滿目荒涼﹔津南、海下一帶，難民們乘船逃至津埠，內河停泊船隻不下六七十艘﹔天津南市街口筑起沙袋工事預備防衛。他拍攝的另一下照片顯示，1933年，軍政部長何應欽以華北戰局嚴重，特親自北上視察。
從1931年開始，日本取代西方，成為對中國攝影影響最大的一個國家。這既出於國家危亡的特殊境遇下影像戰中知彼以“制彼”的主觀需要，又是“以夷制夷”的戰略戰術過程中，不自覺的效仿和學習而成的結果。民族尊嚴，或者說學術的、藝術的尊嚴，被放到了迫切的家國生存之后。在被動中，中國攝影開始倉促上陣，被迫從慢慢改變自我開始，介入於兩國間的影像戰爭。
1931年9月18日這一天，《上海畫報》刊發了南京中華社拍攝的兩張照片，其一為日使重光葵遲進入國府向蔣介石呈交國書，禮兵樂隊吹奏迎接的情景﹔其二為重光公使覲見蔣主席時的儀式。這一版面中還有一幅遼寧舉行國術比賽的決賽的場景。9月18日發表，而事實肯定在此之前發生，畫報對時事新聞的報道存在著必然的時間差，而今看來卻頗不是滋味。1931年9月27日的《上海畫報》開始大量刊載反日報道，其中有被日寇拘禁之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之近影，他手持禮帽，肅然站立﹔暴日侵略沈陽時首先佔領的東北無線電台，照片中是電台的大門和主體建筑。9月24日又刊發“中日絕交”的新聞，但照片隻有美國飛行家林白大佐夫婦抵京以及他們的飛機在南京玄武湖降落的情景。1931年9月30日的版面上抗戰新聞照片激增，三幅採自美聯社的照片顯示“暴日在沈陽城外向華人射擊”和“暴日佔據沈陽兵工廠之后”大門外的情景，以及全副武裝的日軍推著大炮行進在沈陽的商埠間，“暴日鐵蹄下的沈陽北陵”，沈陽文淵閣被日軍捆載而去的四庫全書目錄及樣張，上海20萬人參加的抗日救國大游行，密集的人群行進在街頭，標語密布，口號如猶在耳﹔除了上海，無錫數百上千市民的抗日救亡大游行照片，反映了抗日救亡的全國性聲勢。
隨著戰事趨緊，媒體上的攝影新聞報道，越來越接近事件熱點。良友畫報在1931年第64期 以《黑龍江失陷》為題，表述此乃“黨國奇恥”，照片顯示：黑龍江省黨部門前的國旗被撤下，換上了日本旗﹔齊齊哈爾街頭騎著馬趾高氣揚的日軍軍隊。由黃英拍攝的《國事紀要》專欄中，主要為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其中除了蔣介石正在作報告的會場和國民政府大樓外景，此版另有五幅照片均為民眾在國府門口游行示威向政府請願的照片，數十萬學生聚集在國民政府門口高呼口號，警鐘社在國府門口日夜不息地敲擊警鐘。到了1932年，第70期良友在《因九•一八事件而起之種種事端》中，刊載了兩幅飛機在長城為上空飛翔的照片，文字表述：日本軍機在熱河邊界偵查，另一幅為日軍在榆關外實施陸空軍演習。長城在這兩幅照片中一以縱向透視，殘破猶在，一以橫向蜿蜒呈現，依然博大遼遠，而盤旋之上的戰機，將戰爭的緊迫感徒然凸顯。這兩幅由東北新聞影片社拍攝的照片，將長城這一中華民族的標志性建筑，顯現在敵機的威脅下，國難危亡之含義，得到了充分的表達。在《國內所見》欄，四個整版的內容包含了：我軍鎮守山海關、蔣介石由廬山到達武漢、上海男女童軍大檢閱等戰況訊息，而滬杭公路在閔行舉行通車典禮、抵制日貨不如提倡國貨運動、上海各界在清涼寺舉行土布展覽會等照片，顯示了國難深重時期媒體提振民心的渴望。1933年，《日軍大炮威脅下的山海關》等照片出現在報紙畫刊中。“天下第一關”的匾額在關隘門樓上殘存，濃霧彌漫中，編輯者將一幅可怕的骷顱圖像懸於照片中的城門左側，森森然，喻示著死亡和恐怖。而《榆關的失陷》，顯示殘破的關隘，失落的山河﹔蔣漢澄和東北社拍攝的這10幅照片，閱之令人痛惜。從山海關遠望長城，關外已經是煙霧彌漫。良友雜志的編輯者慨嘆：“東三省失地未收，此地亦已淪入敵人之手。同胞睹此，作何感想？”《悲壯的前線》整頁7幅圖片，顯示中國士兵正在用高射炮射擊，在戰壕中作戰，這是榆關失守后退守石河的戰斗。
對於戰爭前線照片的重視以及大量的刊布，顯示了中國新聞傳媒業對於真實報道戰事新聞的重視，以及對於戰事輿論的正確把握。但戰爭環境下，許多照片均來自於佔據的控制者，然而，中國的新聞媒體界仍然想方設法獲取了戰場照片以利於自我的宣傳。從《上海畫報》1931年10月3日刊發的多幅標注來自美聯社的照片看，這些照片與日軍最早發布、后來出版的攝影集中的照片高度相似，其中一幅標注美聯社發布的照片，顯示兩名日軍在沈陽街頭由空油桶壘置的掩體后面向中國人射擊，另一幅照片是一些日軍在佔領的沈陽兵工廠大門口守衛，門口的牆上書寫著“非日兵出入此門者射殺之”的手書。10月12日發表的一幅照片仍然是美聯社發布的日軍自己拍攝並大量傳播的照片：日軍在挂有“東北軍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衛隊司令部”的木牌邊，依牆射擊。由此可以推定：日軍當年的戰事照片在國內迅速傳播的同時，幾乎以同步之速向國際予以傳播，當然其文字表述肯定以顯示其戰爭的正義之說，而中國新聞出版界正是從西方通訊社的“轉播”中，以相距數日的時間差獲得了同樣的照片﹔此時，關於戰爭的同樣的一張戰事照片，在戰爭對立的雙方，完全獲得了截然相反的意義表述——日軍的耀武揚威以及所為的赫赫戰績，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正好成為其侵略中國的無恥行徑的事實罪証。
三、1927∼1937年的新聞漫畫
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這是一個國民政府改變孫中山三民主義建國綱領、逐步推行獨裁統治的重要時期。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一方面，國民黨建立起了國民政府，從形式上基本結束了國家在政治方面的分裂狀態，相較於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國家雖然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發展的環境中，但戰亂仍不時發生。北洋軍閥的混戰隨著他們的滅亡結束了，而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又接踵而起，蔣桂戰爭、蔣馮戰爭、蔣馮閻中原大戰等，此起彼伏未有寧日，另一方面，日本侵華的步伐不斷加快，中國隨時面臨著亡國的危險。救亡成為全民族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急迫課題。經過近30年的孕育積累和摸索准備，在時代感召和市場需求的雙重有力推動之下，中國漫畫新聞終於贏來了一個新的發展高潮時期，“這個新高潮以刊物多、作者多、作品多、專集多這‘四多’為標志。” 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呈現出一派蝶舞蜂喧、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上海是中國漫畫的發源地。1926年12月7日漫畫會成立后，即開始籌備創辦會刊《上海漫畫》，以使漫畫會的活動成果能得到一個物化和展示的陣地。1927年12月25日，《申報》曾經刊出《新刊上海漫畫出版有期》的新聞，對其籌備情況進行披露道：
漫畫會會員王敦慶、黃文農、葉淺予三君，集合文藝界同志，將發行一種畫報，以五彩橡皮版精印，每三日出版一期，命名《上海漫畫》，其宗旨在以文字及圖畫藝術主吹國內工業、美化現有社會、傳導革命精神。逐期內容，有長期及短期滑稽活動畫各一套，美的裝束畫諷刺畫笑畫等約二十余幀，文字方面，有社會雜評短篇小說及富有趣味之記載等。對於圖畫材料之籌備、文字風格之揀選，已達一年之久，故將來錄登作品無不與尋常畫報及其他三日刊有所迥異，聞該報准定於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
雖然《上海漫畫》並沒有按照預定的時間准時問世，但漫畫會的幾位同人確實一直在緊張而忙碌地籌備著。《上海漫畫》原本有一個孕育和誕生的曲折過程，先是由漫畫會的智囊王敦慶提出設想，邀黃文農、葉淺予參加，三人組成編輯部，“在一家小旅館租了一間房做臨時編輯室，大家夜以繼日忙了三天，第一期《上海漫畫》編就。” 這所謂的“第一期《上海漫畫》”就是1928年1月2日出版的《上海漫畫》“創刊號” 。由於資金和編刊經驗，社會效果不理想。葉淺予曾回憶說：“畫報印出，我和王敦慶送到望平街，報販子看到隻半面有字有畫，另半面空白，就皺起雙眉，說這哪像一張報，沒法上市。幾經商量，仍遭拒絕，我們垂頭喪氣，隻好把畫報都拉到廢品收購站當廢紙賣掉。”他們的失敗嘗試，卻引來了張光宇先生的注意，就由張光宇出面重新組織編輯部，資金由張光宇負責籌集，將漫畫和當時風氣正盛的攝影、小品文章熔於一爐，於是，1928年4月21日，《上海漫畫》就脫骨換胎重新問世了。《上海漫畫》，周刊，每逢星期六出版，每期用道林紙半張摺成八版，其中彩色石印四版，單色銅版攝影和鉛印文字四版，漫畫由張光宇、張振宇、葉淺予負責，攝影由郎靜山等負責。漫畫部分第一版是封面漫畫，第四、五版是名家漫畫，第八版是葉淺予的長篇連載連環漫畫《王先生》，其他版面則靈活機動。新的《上海漫畫》內容豐富，印刷精美，結果一炮打響，1930年6月7日出至第110期時，因並入《時代》畫報而停刊。當時的《上海漫畫》每期發行量達到3000多份，被譽為“在中國漫畫史上樹起了一個嶄新的旗幟”， 正是由於他們集團式的奮斗，使中國漫畫新聞進展到一個新的時代。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軍事進攻，迅速改變了中國政治形勢，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軍事進攻成為中國人民的緊急任務和普遍要求。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各地工人、學生紛紛舉行罷工、罷課，向國民黨政府請願和示威游行，反對不抵抗政策。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上海工人、市民、學生更是積極行動起來，支援十九路軍抵抗日本侵略，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也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妥協政策。各地人民還組織“抗日救國會”等民眾團體，募捐支援抗日軍隊和開展抵制日貨等活動。1935年“華北事變”后，中共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領導了“一二•九”運動，使抗日救亡斗爭發展成為全國規模的群眾運動。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華、鄭振鐸等283人簽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贊揚“一二•九”學生運動，堅決反對偽組織，要求抗日。緊接著北平文化界救國會也正式成立，參加的有北平文藝界、教育界、新聞界的馬敘倫等150余人著名人士，該會宣言表示完全贊成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所提出的一切主張。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和全國各地救亡團體的紛紛成立，各種救亡刊物、讀物也風起雲涌地出現了，“估計全國各地不下千百種，單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種。如《大眾生活》、《永生》、《現世界》、《新學識》、《東北知識》、《生活知識》、《婦女生活》、《中國呼聲》、《中國農村》、《世界知識》等等，都銷售達幾萬甚至十幾萬份以上（如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 漫畫新聞也與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相向而行，“國難當頭，人民大眾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民眾對國家命運的重視使表達個人觀點和活躍思想的雜文與漫畫受到普遍歡迎，漫畫界人士紛紛以畫代筆，用漫畫來抒發情感。” 僅上海一地，就有不下20種漫畫刊物出現，如《時代漫畫》、《漫畫生活》、《獨立漫畫》等，呈現出空前的繁榮，中國漫畫進入了真正意義上的鼎盛期。其間，以抗日救亡運動為主題的漫畫新聞主題量多質精，引人注目。
例如《“九•一八”之曲線的發展》。這幅漫畫新聞發表在1933年10月1日出版、由徐朗西主編的《朔望》半月刊第1卷第11期。這是一幅四格漫畫，它通過四個畫面分格來敘述對“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后，國民黨南京政府對日妥協、實行不抵抗主義所造成的過程和惡果。第一格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時，沈陽被日軍佔領，陷入彌漫的硝煙大火之中，面對危在旦夕的急迫形勢，我們卻“鎮靜”處置，與沈陽近在咫尺的北平仍笙歌燕舞，管弦陣陣，一片升平氣象﹔第二格是1932年的“抗爭”，抗爭的結果是日軍佔領的地方越來越多，國民黨的所謂“抗爭”如同撐起一把紙傘來抵擋真槍實彈，弱不禁風，這樣的抗爭隻能是如同兒戲一般﹔第三格是1933年，中日交戰雙方因談判取得“諒解”而舉杯言歡慶祝，畫面上的日本人將中華民國國旗踩在腳下，高興得咧嘴大笑﹔第四格則是表現1934年中國的“前途”，畫面上是一幅“廿三年新中國形勢圖”，地圖上東北全部和華北一部已經盡墨，淪入敵手。這幅漫畫新聞以概括的手法敘述了中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在抵抗日本侵略過程中的“曲線的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迫使下，二十萬東北軍幾乎未作抵抗就退出了沈陽城，令人憤懣﹔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時，國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變期間不與日本直接交涉專依國聯的教訓，在一面抵抗之際一面交涉，與日本進行談判，希望在“不喪失國權“的情況下達成停戰，並未真心下決心進行抵抗，以致功敗垂成，最后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駐軍（但中國保留行政權和警察權）作結。1933年，中國政府和日本侵略軍雙方簽定關於處理“九•一八”事變停戰的《塘沽協定》。日酋岡村寧次首先提出停戰協定草案，並說明這是關東軍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限時中國代表作允諾與否的答復，對中方代表提出的《中國軍代表停戰協定意見書》，棄而不顧。中國代表最后被迫在日方提案上簽字。該協定等於中國默認偽滿洲國和日本佔領熱河合法，也喪失了部分華北主權。以致協定簽字后南京國民政府不敢公開。漫畫新聞前三格的內容為歷史事件的客觀敘述，為“實”，第四格是對未來的預測，為“虛”。由於有前三格“實”的逐步鋪墊，因此，第四格的“虛”仍然具有邏輯上的“實”的品格和力量。這幅四格漫畫新聞如同一個電影短片，虛實相生，對蔣介石國民政府對日軍侵略實行不抵抗主義的行徑給予了強烈的批判和嘲諷。
四、1927∼1937年的新聞電影
20世紀 20年代先后有大小近 20家影片公司拍攝新聞紀錄片，攝制有 100多部，除以上所述外，有些影片記錄知名人士，如《孫傳芳》、《盧香亭》、《吳佩孚》、《馮玉祥》、《張學良》等。有些記錄重大事件，如《上海光復記》、《濟南慘案》、《張作霖慘案》等等。還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藝術大隊為馮玉祥拍攝的許多資料。
中國早期的新聞紀錄電影尚屬幼年時期，所拍攝影片多為短小的新聞片，為數不多的紀錄片也多屬新聞報道性的。還談不到什麼藝術表現的特色。只是有的影片在編輯過程中對材料有所選擇，進行綜合概括地加工處理，如黎民偉攝制的《海陸空軍大戰記》。另如徐碧波寫說明的《五卅滬潮》中的字幕說明已不是就事論事，而能闡明其含義，使影片具有鮮明的思想。這都說明中國早期的新聞紀錄電影，雖屬新聞報道的范疇，但從思想內容到藝術表現都是逐步向前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其反映的內容，對這個階段的重大軍事、政治事件，從辛亥革命、五卅運動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都有所記錄。在 1924年后關於廣州革命政府、五卅運動至北伐戰爭期間，圍繞孫中山先生生前的革命活動及逝世后的哀榮攝制很多影片，在質量上也有所提高，可說是中國新聞紀錄片開始攝制后就有了第一個小小的高潮。新聞紀錄電影發揮了它緊密結合現實的特點，反映了時代的前進和社會的發展。以反映中國人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及抗擊日寇侵略為內容，宣傳愛國主義精神的電影，被稱之為“抗戰電影”。全面抗戰是自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算起，但可以遠溯到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前后，抗戰的新聞紀錄電影就開始形成新的局面。其出現這樣新的局面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根據當時的形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及中國軍民的英勇抵抗，而加強了對電影戰線的領導，影響和團結愛國的電影工作者到現實生活中間去拍攝抗戰電影。“七七”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國共合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文化戰線的形勢發生了極大變化，特別是周恩來同志對於抗戰電影的發展，傾注了滿腔心血。
進入 20世紀 30年代，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武裝斗爭與蘇維埃運動日漸發展、農村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時候，以上海為中心的文化革命也日益發展，革命的文藝運動也日漸高漲。1930年 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之后，“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也於 1930年 8月在上海成立。1931年 9月通過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最近行動綱領》中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當時在電影戰線上的斗爭綱領和方針。它提出“本聯盟目前對中國電影運動實有兼顧的必要”。為使電影為革命斗爭服務，需要開辟自己的陣地，“產生電影劇本供給各電影制片廠並動員盟員參加各制片公司活動外，應同時設法籌款自制影片”，特別提出“工廠與農村的電影運動暫時為主觀與客觀條件所限制……隻能夠利用‘小型電影’攝取各地工廠與農村相異的狀況，映出於各地的工廠與農村之間”。 這裡提到的“小型電影”即是新聞片，可看出當時已認識到了新聞片在工廠與農村的作用。最早介入電影界的是阿英，1926年他就和周劍雲等組織上海六合影片營業公司。1932年，夏衍、阿英、鄭伯奇等在瞿秋白同志支持下進入明星影片公司，為之編寫劇本。1933年春，黨的電影小組正式成立，由夏衍、阿英、凌鶴、王塵無、司徒慧敏組成。“電影小組”一進入電影界，就使中國電影起了根本性的變化，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文藝戰線只是有思想影響的話，那麼可以說到了左聯時期就是要實行有組織的領導了。在電影戰線上，除夏衍、阿英等參加明星公司外，也有一些左聯、劇聯的盟員參加電影工作，並團結進步的電影工作者，於 1933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爭取更多的電影工作者參加進來，使電影工作中左翼力量加強，團結人、影響人並攝制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好影片。還成立影評小組評論影片，既促進創作，又影響觀眾，使黨的反帝反封建的總綱領在電影戰線上體現出來，此后對攝制抗日救國為內容的影片起了推動作用。特別提到“小型電影”，其實就是提出對新聞片的重視。
“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者強佔了東北三省，1932年 1月 28日日軍進攻上海，爆發了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廣大群眾的憤慨，群眾要求抗日，也要求看到電影公司攝制的以抗日為內容的影片。如電影觀眾向電影制片廠提出“猛醒救國”的勸告，當時《影戲生活》雜志收到過 600多封讀者來信，要求影片公司攝制抗日影片。在群眾抗日熱情的推動下，在左翼電影工作者對電影界的影響以及左翼盟員的參加下，一些大電影廠開始攝制抗日的新聞紀錄片。如明星影片公司拍攝了《十九路軍血戰抗日 上海戰地寫真第一集》、《上海之戰》（導演程步高、攝影周詩穆、董克毅）﹔聯華影片公司（1929年由民新、大中華、百合等四個影片公司聯合而成）拍攝有《暴日禍滬記》、《十九路軍抗日戰史》（攝影師黎英、黃紹芬等）﹔天一影片公司有《上海浩劫記》。其他還有一些小的公司也拍攝了一些抗日的影片：如惠民公司的《十九路軍光榮史》、亞細亞公司的《上海抗敵血戰史》、暨南公司的《淞滬血》、慧沖公司的《上海抗日血戰史》、錫藩公司的《中國鐵血軍戰史》等，及時報道了中國部隊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情況。
《上海之戰》是一部內容較豐富的影片。它記錄了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中十九路軍在閘北一帶抵抗日本侵略軍的情況。影片展現了閘北地區遭日寇飛機轟炸，大火焚燒、房屋倒塌、遍地瓦礫的淒慘景象。同時表現了十九路軍抗日將士在巷戰中，逐屋戰、逐點戰，戰士的壯烈英勇，以及年青神槍手獵射敵人的機智勇敢，影片還表現了兩個英勇的指揮員翁旅長和吳營長，還記錄了吳淞口外敵人艦船巡邏以及對吳淞炮台的轟擊。影片詳細介紹了上海廣大群眾對愛國抗日戰士的慰問和支援，街頭講演、募捐、做棉衣、送慰問袋……愛國的電影工作者到戰地及傷兵醫院的慰問演出，參加的有田漢、金焰、聶耳、王人美、黎莉莉、吳永剛等人。當戰爭對峙月余后，日本侵略軍於3月20日從瀏河登陸，十九路軍奉命撤退到昆山、南翔二道防線時，影片又表現十九路軍將士防守戰線、嚴陣以待的情景。影片還拍攝了一場爭奪石橋的戰斗。表現了敵我隔河作戰，敵人先佔石橋，我軍反攻，左右夾擊，佔橋殺敵，取得一個小勝利。但到 5月底，政府與日軍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淞滬抗戰結束，影片表現了群眾抗日熱情更為高漲的情景。 拍攝這個影片的導演程步高是著名故事片導演。他也曾拍攝過一些新聞紀錄片，如1924年拍攝了《吳佩孚》、《洛陽風景》等。攝影師周詩穆也是著名故事片攝影師，他拍攝過的新聞紀錄片有《孫中山》（生前和死后）、《北伐完成記》、《總理奉安》等。攝影師董克毅也是著名故事片攝影師，后來他又拍攝過紀錄片《海京伯大馬戲》。為拍攝這部影片，攝制人員多次深入閘北戰場，拍攝一些難得的現場材料。又在部隊撤至二線后，補拍一場石橋爭奪戰，使影片實戰的戰斗氣氛更為激烈。影片表現出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意志與決心，表現出中國人民支援軍隊、軍民一條心，因此，影片極受人民群眾的歡迎。后來，雖然中國和日本政府間簽訂停戰協定，但人民群眾的愛國、抗日熱情卻更為熱烈、更為深沉。
五、1927∼1937年的新聞攝影機構
在專業的攝影通訊社誕生之前，照相館是報刊新聞照片的一個重要的採制機構和圖片渠道。上海等大城市照相館林立之外，全國各地由於拍攝需要的激增，各省區縣（特別交通閉塞和商業文化極其落后的縣除外）幾乎都有照相館開業。上海王開照相館、天津鼎章照相館、北平同生照相館可謂最為著名。數以千計的照相館不僅承接人像、生活照片，還為報紙、雜志、畫報提供包括新聞照片在內的多種題材照片。數量眾多的照相館攝影師為報刊拍攝照片，雖然以贏利為目的，但是他們拍下的工運、學運和時事政治等方面的照片，豐富了這一時期的新聞攝影報道是個補充，具有現實和歷史意義。
遠見卓識者提出觀念並大膽實踐，引發了相關的攝影組織與機構的頓生，攝影新聞的採制與發布、出版與傳播，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境地。為了滿足報刊對攝影圖片日益增長的需要，“五四”運動后，攝影通訊團體不斷涌現。這些新聞攝影機構有官辦的，有民辦的，也有外國人創辦的。最早的跡象始於由個人和民間組建的、以為報刊提供照片為主的通訊社的出現。通訊社是搜集和供應新聞稿件、圖片和資料並將其提供給其他新聞媒體的專業新聞組織。它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反映出社會對新聞信息需求的增長，同時也反映出社會對新聞信息的重視程度。1912年，中國報界在上海召開了一次特別大會，提倡創辦通訊社是當時最重要的提案之一。該提案稱：“報館記事，貴乎詳、確、捷。今日吾國訪員程度之卑劣，無可為譯。報館以探訪之實付諸數輩，往往一事發生，報館反為訪員所利用，顛倒是非，無所不知。試問各報新聞，能否適合乎詳、確、捷三字？吾恐同業諸君，亦不自以為滿意，而虛耗訪薪，彌其余事。同人等以為俱進會者，全國公共團體，急宜乘此時機，附設一通信機關，互相通信”。 在民國成立之初的兩年時間裡，全國出現了公民通訊社、民國第一通訊社、上海通訊社、湖北通訊社、湖南通訊社、北京通訊社等多家地方性的通訊社。通訊社的集中誕生，也是民國初期新聞事業得到蓬勃發展的又一表現。 而攝影通訊社的創辦，起初應該是受到外國在華新聞機構的啟示或示范﹔但國內日漸發育的新聞生態，也是促使其快速生長的必要條件。
早期的攝影通訊社，其實就是志同道合者採集攝影新聞並集中供給需要照片的報刊社的民間組織，專業標准的確定和採制與傳輸流程的規定，喻示著新聞攝影傳播在專業上的起步。中央寫真通信社成立於1919年底或1920年初，是有據可查、向報紙雜志提供新聞攝影作品的機構，也是中國最早向報紙供應照片的新聞攝影機構。其核心人物是就是后來活躍於二三十年代新聞攝影界、頗有成就的褚保衡，當時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所組織的中央寫真通信社就是由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業余攝影團體，活動范圍主要限於北京的學界。他們“每月平均送稿八次，每月取費十元，其材料頗合報紙之用” 。他們提供的新聞照片質量很高，頗受報界歡迎。它開創了專業攝影機構向報紙供應照片的先河，不僅豐富了報刊的內容，而且提高了報紙新聞照片的質量。
九•一八事變后，我國國土淪喪，民族危機加重，民眾關心國是，關注時局演變，報紙、畫報和時事性刊物都加強了攝影報道，一些攝影家從“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攝影向“為人生而藝術”的現實主義攝影轉變，他們順乎時代潮流紛紛組建攝影機構。20世紀30年代初期，攝影機構已達數十家之多，遍及全國各地。如東北新聞影片社、中國新影社、新聞攝影社、中國新聞攝影社、北洋新聞社、新聲攝影社、煥章新聞社，民覺社、國際社、亞東攝影通訊社、華北新聞攝影社、長江攝影社、東北攝影社、中國攝影社、世界航空新聞社、西北新聞社、中外新聞社、遠東社等。從攝影機構業務范圍來看，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專門攝取和提供新聞照片的通訊社，如中國攝影社﹔一類是既發文字新聞稿又發時事照片的新聞機構，如中外新聞社等。從地區分布來看，不僅在文化較發達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武漢等地建立了新聞通訊機構，一些中小城市如南昌、長沙、唐山及較落后的綏遠、廣西等地也組織了新聞圖片社。
在眾多的新聞攝影機構中，發稿較多、影響較大的是東北新聞影片社和國際新聞攝影社。東北新聞影片社成立較早，社址在沈陽，專門發布東北地區的所聞照片。北平《世界畫報》、《北晨畫刊》以及上海等地的報刊都採用過它的稿件，如《張學良就任東北航空司令后全體官佐高呼中華民國萬歲光景》、《華北學生徒步旅行團攝影一張》等，說明雖較空泛、拖沓，但都有一定的新聞性。國際新聞攝影社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屬下的一個新聞機構，1933年10月成立於南京。該社系官方機構，消息靈通，拍攝了不少政界要人和各類時事照片。上海“八•一三”抗戰開始后，國際社遷到武漢，1938年撤消，前后經營了五年，這在中國的新聞攝影機構中壽命已不算短了。除了獨立的攝影通訊機構外，少數報紙也建立了自己的攝影組織，如申報新聞攝影社，時報攝影部，良友新聞攝影社，西京日報攝影部等。這些組織除了供給本報新聞照片外，還向全國報刊發稿。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