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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致酈荔丞信札”考
王錫榮
12月4日，北京匡時秋拍魯迅佛偈303萬成交的消息剛剛引爆輿論，12月16日上海朵雲軒2015年秋拍又傳出驚人消息：魯迅的一封信拍出360萬天價，成交價則高達414萬。看來是前年魯迅的兩件手跡各自拍到600多萬后，有些人按捺不住了。但是，吊詭的是：前年魯迅一頁紙，拍到600多萬，而朵雲軒的這封信，兩張紙加一個信封，拍賣價卻僅一半多。這是什麼道理呢？其實原因很簡單：大家心裡都明白，這件東西不太“對”。對此，當然不妨見仁見智，收藏也盡管珍藏。作為魯迅研究者，盡可以不問。但是，既然此次成交了，接著就出現一個新問題：這封信既未收入《魯迅全集》，以后是否該收進去？這卻是作為兩版《魯迅全集》編輯工作參與者的我所不能無視的。因此，我把自己的看法寫出來，供大家研究參考，以免將來說不清。
對這封信，我是不看好的。為什麼呢？且聽我從頭道來。
這封書信，看手跡似乎很神似魯迅手跡，特別是有位“畫事君”從手跡的書法分析，舉了不少例子証明其為魯迅真跡。初聽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考証手跡，光從書法分析，夠嗎？時至今日，書法分析早已不能作為魯迅手跡的証據！原因也很簡單：有一些人在那刻意模仿。至於為什麼要模仿：原因同樣簡單：如今魯迅手跡造假，已經不是“一本萬利”，而是“一本百萬利”的營生了。其實，臨摹魯迅的字，要形似並不難，隻要臨摹功夫到家，略得幾分神韻，就可以蒙騙不深知魯迅的老實人。
考証書信的真假，第一看人物關系，看稱呼是否合理，包括抬頭落款﹔第二看史實與背景﹔三看文字包括語氣、所談事項、觀點等﹔四看書法筆致﹔五看紙張筆墨，以及郵票等﹔最后看流傳經過。
按此，第一件：稱呼就不對。“酈荔丞”原名酈永康（1882-1942），字荔臣，並無“荔丞”之稱。魯迅在日記裡共五次提到他。第一次1923年12月6日：“后得三弟信，三日發，附酈荔臣箋。”第二次1924年5月14日：“得三弟所寄荔丞畫一幀。下午寄三弟信。”第三次1930年6月12日：“得荔臣畫二幅，以其一贈內山。”第四次1931年7月10日：“后得荔臣所寄贈自作花鳥一幀。”第五次同月24日：“寄荔臣信。”實際上，魯迅提及他隻有一次是“荔丞”，只是取其諧音而已，而這封信卻不稱“荔臣”而稱“荔丞”。在日記裡借用諧音字當然無妨，隻要自己知道就行，而在通信中把對方名字寫錯，就很不禮貌了。其次，還加上什麼“老棣足下”，后面又有“吾棣”，這都是不合魯迅習慣的。雖然在魯迅與許廣平信中有“嫩棣棣”和打了引號的“愚兄”之稱，但那“嫩棣棣”卻是許廣平戲稱魯迅，而“愚兄”卻是魯迅戲稱許廣平，純是親密的逗趣，豈能拿來作証據呢？其三，酈荔臣隻比魯迅小三個多月（1882年1月4日出生），這種情況，魯迅一般是稱“兄”，怎麼能稱“老棣”？例如對同鄉好友許壽裳（生於1883年），則早期稱“君”，后期稱“兄”。連生於1887年、與魯迅經常玩文字游戲的錢玄同，魯迅都是稱其為“兄”。后來對更年輕的人，魯迅也都稱“兄”，從無“老棣足下”這類油滑強調、老氣橫秋的稱呼。落款就更是離譜。首先，魯迅寫信，從不自署比對方大的身份。對母親署“男”，對蔡元培等前輩，則自署“后學”。對熟悉的人，一般都隻署名而不寫身份，除非自署“弟”。對酈荔臣，根本不必、也不會特地寫上一個“愚小兄”這種魯迅從不用的別扭自稱。而署“愚小兄周樹人”更不合理：魯迅既然與他是總角之交，既然用這種油腔滑調的語氣寫信，說明兩人熟稔之極，可為什麼署名卻突然庄重起來，居然署個正式的學名呢？誰都知道，故鄉的人，都稱魯迅為“豫才”，對於酈荔臣來說，這個表兄就叫“豫才”。魯迅如果說一定要自稱“小兄”，那麼應該是“豫才”。即使稱“樹人”，也不可能自稱“周樹人”。“周樹人”這樣正式、嚴肅的全稱署名，隻在正式場合、陌生場合使用。魯迅在書信中使用“周樹人”落款的絕少，目前所見，除了對同鄉前輩蔡元培、張琴孫，就隻有1932年8月17日致杜海生（1876—1955）信用過。但那顯然也是因為比較正式，對方年紀又比自己大好幾歲的緣故。看魯迅1931年前后的書信落款，對較熟悉的人，基本上是三個自稱：“迅”、“樹”和“豫”。對酈荔臣這樣身份的人，魯迅不可能那樣生分地寫上全名。一方面隨意戲謔，一方面畢恭畢敬，這樣矛盾、錯亂、無禮的寫法，不被酈荔臣恥笑才怪！總之，這封信的抬頭和落款，不倫不類，顯然不符合魯迅與酈荔臣的關系。
其次，看史實和相關背景是否吻合。按此信日期署“七月廿四日”，查《魯迅日記》確有“寄荔臣信”的記載。但是，信中說“日前喬峰持來所惠妙繪一幀”，“喬峰”即周建人，這個很多人都知道，不是秘密，不足為証。那麼這“日前”是指哪天呢？《魯迅日記》7月21日有“夜同廣平訪三弟”，假定是這天得到，但卻不是“持來”，而是“取來”或“轉來”，所以是對不上號的。在此之前，是7月10日，有“午后得荔臣所寄贈自作花鳥一幀”，看來“日前”即指這個記載了。但卻同樣看不出是周建人“持來”。周建人確曾“持來”過人家贈送給魯迅的東西，一般魯迅都會注明。例如1931年6月9日：“朱稷臣贈魚干一簍，筍干及干菜一簍，由三弟轉交。”所以，這封信裡的“喬峰持來”是無法落實的。后面又說“睽離故鄉且三十載”，就出問題了：魯迅離開故鄉，不是三十載。誠如“畫事君”說，“且三十載”就是“將近30年”，如果從1902年魯迅留學日本，到寫信時倒是正好30個年頭。但是，其實魯迅是1898年就離開故鄉了，應該是34個年頭了！魯迅對於自己離開家鄉“走異路，逃異地”是看得很重的，應該從1898年算起才對。下面又說“與情親不相謀面者亦已久矣”，更不對了：首先是“情親”的用法出問題。“情親”本指至親，那麼，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夫婦，還有他們的孩子們，不都是“情親”嗎？前二者朝夕相處，后數者過從甚密，每周見面至少一次，怎麼談得上“不相謀面者亦已久矣”呢？魯迅有詩：“忽憶情親焦土下，佯看羅襪掩啼痕”，他會不懂“情親”的內涵嗎？即使再擴大一點，把“親戚”也算進來，不也時常來往嗎？不說魯迅在北京時期親戚來往之頻繁，就說上海時期，1928年10月8日日記：“下午和森及其長男來，晚同至中有天晚餐，並邀三弟”﹔1928年12月4日“和森來，交以火腿一隻，鋁壺一把，托寄母親”，這是魯迅姨表兄父子，阮和森（1880-1959）也是酈荔臣的表兄，其子阮善先生於1919年。這來訪離開這封信的時間不過兩年半而已。還有其他親屬也時常相見。1929年魯迅北上探親時，還曾見過酈荔臣的妹夫車耕南等，何況還有許廣平的廣東親戚馮姑母等也時常來往，連“擴大版”的“情親”都經常見面，何來“不相謀面者亦已久矣”？
后面又有“如見兒時相見於皇甫庄時之夢也”，也是不合情之處。迄今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証明酈荔臣曾經與魯迅在皇甫庄見面。除了祖父科場案發時，魯迅曾在皇甫庄暫住過不到一年，再就是兒時偶然去掃外祖父墓、看戲和吊喪（1896年大舅父魯怡堂及其子佩紳相繼在皇甫庄去世）。假定在那時候兩人見過面，也是極偶然的，不是他們見面的代表性地點，不需要特地提出來說。魯迅家住城南東昌坊口，酈荔臣家住城東廣寧橋，兩地相距不過3裡地，魯迅不提他們經常在城內見面（應該會有，但也無明確記載），倒要特別提到在偶然去的30裡外的皇甫庄見面，極其不合情理。還有一個情況，也是需要指出的：酈荔臣家原住廣寧橋，而據周作人日記，1915年1月酈家把廣寧橋舊宅賣了，全家搬遷到了寶幢巷，離魯迅家更近。而這信封上卻寫“八士橋”（本該是“八字橋”，魯迅經按民間訛稱寫作“八士橋”，也是很可怪的），可是酈家好像並不在八字橋住。
再看語義，就更加不合情理。“老棣”（老弟）是十分隨便、很不謙恭的稱呼，很不禮貌，可是接著卻來一個“足下”，卻又是十分謙恭的語氣，這兩個詞搭配，是很不妥帖的。如果說魯迅是因為太熟了，故意開玩笑，可是，信中不是明明說已經很久不見面了嗎？何況對他的繪畫又評價得那麼高超，這種口氣，是對一個自己那麼尊重的人應該用的嗎？
“發視悵然”，好像魯迅很驚艷似的。如果這是真實的，那應該是初次見到他的作品。但其實，早在1924年5月14日，魯迅就收到過酈荔臣通過周建人轉給魯迅的一幅畫，當天魯迅就給周建人回了信，要驚艷，那時恐怕已經表達過了。而且就在上一年（1930年6月12日），魯迅還剛剛收到過酈荔臣的兩幅畫，就算評價再高，也不至於等到那麼多年后，第三次收到他的畫才表現出這麼驚訝。何況，魯迅似乎對他的畫評價並不很高。他收到酈荔臣的兩幅畫，當即將其中一幅贈送給內山完造。1932年又送了一幅給增田涉，在給增田的信中，魯迅這樣說：“對於我的表兄弟的畫，不必還什麼禮。他在鄉下過著清閑日子，讓他畫幾張畫，並不費事。而且他恐怕已感到滿足，也許在藏於他心裡的自傳中，已經寫下‘我的畫已傳到東瀛’了。”（魯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信，《魯迅全集》第14卷第196頁。）玩其語義，好像魯迅並不認為他的畫有多“妙”。
很多語句都是毛病：“妙繪”是生造詞，也正是魯迅所反對的。“中表兄弟隔以雲天，而俱已鬢垂斑白”，“隔以雲天”與“鬢垂斑白”中間缺乏邏輯聯系，絕非魯迅那樣精通古文的人筆下所能有。“覩高情於毫素，粲春華於蕭齋”，“畫事君”這樣解說：“‘覩高情於毫素’，就是說自己懷有高遠的情懷，隻能眼看在紙筆之間表達，‘粲春華於蕭齋’，將大好年華，在一間蕭索的小屋中消耗。”變成孤芳自賞了，完全離譜。隻看字面意思，前者應該是說“從作品中看到高尚的情誼”，稱頌對方，過於肉麻。這畫並非抒情作品，並不能看出什麼“高情”﹔后者則莫名其妙，“蕭齋”本是對自己書齋的謙稱（不是什麼“蕭索的小屋”），這句硬要解說則是“在自己的書房裡笑對春光”，則更莫名其妙，也與魯迅與酈荔臣的關系不合榫。后一句更離譜：“如見兒時相見於皇甫庄時之夢也”，一句話裡竟然出現兩個“時”，也是低級錯誤﹔“如見……夢”也是病句。后面“恣為荒怪”，又是生造﹔“適是投滬上淺躁之心”，“適”后面再來個“是”，這是有舊學休養的人會犯的毛病嗎？“淺躁之心”又是生造，“投……淺躁之心”又是語法不通﹔“萎花枯葉，奉為珍異”則是無的放矢，而“健實之作”還是生造。短短兩頁紙、190個字的信，可說滿紙饾饤！以魯迅這樣的大文豪，寫出這樣的文字，真要打手心了。
這裡魯迅居然又來充當國畫評論家，大談繪畫技巧了：“筆法清正，自是花鳥正脈”，什麼是“花鳥正脈”？隻有“筆法清正”才是花鳥畫的“正脈”嗎？這又從何說起！魯迅會說趙之謙（撝叔）、吳昌碩（倉石）是花鳥末流嗎？魯迅買了好幾種趙之謙、吳昌碩的書畫印刷品，還明確說吳昌碩是中國現在的一個藝術家，証明魯迅是喜歡他們的作品，肯定他們的藝術成就的，說他們是末流，未免太過分一點。何況此二人影響最大的是書法、篆刻，並非以花鳥為主，即使“末流”是說他們的弟子，從不畫花鳥的魯迅又怎麼會大談花鳥技法而舉此為例，且將他們貶得一無是處呢？
再拿這封信跟魯迅1931年的其它書信放到一起，還是不對：一是，魯迅寫信極少用類似“黃傘格”，即提到對方名諱時，換行頂格起的格式。基本上隻有給母親、給蔡元培等尊長的信上用。一般對比較陌生和尊敬的人，偶然只是升半格，最多的是跳格，即在提到對方名諱時空一格以示尊重。對酈荔臣這樣的身份，是不可能用這種格式寫信的。
至於“畫事君”最重要的依據：書法本身，也是完全不足以証明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兩個：一是筆意斷裂。最突出的証據就是：這封信的每個字都是單獨的，相互之間缺乏氣韻的貫通。魯迅的字雖然不用連筆，但是氣韻卻是連貫的。間距多數比較緊湊，雖然偶然也有比較寬鬆的，但是，行間距可以鬆，字間距卻不會鬆。如果對對方很尊重，就從頭開始寬鬆，第一行就不會離紙邊那麼近！可是這封信卻是頭上很逼仄，而中間字間距很寬鬆，好像打了格子來寫的，就不但鬆而且散了。至於字體的結體、運筆，不但可以模仿，而實際上這封信也還多有不合魯迅書法特點之處。比如“酈”字，右耳旁寫法，“荔”字的三個“力”字互不相干，信封上“周”字右腳的勾，都不是魯迅習慣。當然，討論這個，人們可以各執一詞，若要模仿，也可以更加神似，所以，書法已經不足以成為鑒定魯迅手跡的主要証據。
至於紙張、信封之類，更不能作為証據，因為時下要搞一點舊紙、舊郵票，並非難事。作為文物鑒定，是不會對這些太當真的。
最后，還有一處必須指出：據拍賣圖錄：“此信直接得自上款人家屬”。據記載，酈荔臣1942年就去世了。承紹興魯迅紀念館前館長裘士雄先生告知：荔臣沒有兒子，隻有兩個女兒月珍、瑋珍月珍不知下落，裘與酈瑋珍十分熟稔，關系很好，曾多次商談將家藏名人書畫捐贈魯迅紀念館事，她卻從未提及有此信。酈瑋珍終身未婚，1980年代就去世了，但曾收養一女，亦已與魯迅紀念館失去聯系。所謂“上款人家屬”，或即此女乎？但此件東西終究來歷可疑。
市場有市場的規則，真假與買賣並不挂鉤，爭議與價格也並不牽連，而文物收藏機構鑒定的規則，是隻要有一點可疑，便是整體可疑﹔隻要有一點“不對”，就是整體“不對”。這封魯迅致酈荔臣信，有著太多、太明顯的“不對”之處，可說處處是病，破綻百出。所以，套用文物鑒定的術語，這件東西是顯然“不對”的。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