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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宋代辭賦的社會文化學研究”負責人、山東大學教授）
從社會心理與文化焦慮視角看，文化發展的動力源於現實政治與文化願景的反差，它往往借助於對文化傳統的繼承與創新的矛盾表現出來。這種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發展，呈現為學術思想的推陳出新，以學術思想為內核的社會文化因之也發生遞進演變。因此，社會文化發展的歷史，也是學術思想的發展史，更是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的演變史。
勾勒宋代學術思想的內在沖動
享國319年的趙宋王朝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將華夏文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勾勒宋代文化的發展歷程，必須深入學術思想，進而探索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發展。文學是一個時代心靈感受的寫照，文學史是一個時代心態演變的歷史，它真實地記錄著一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從宋代文學的視角研究社會心理和文化焦慮，進而勾勒其學術思想發展的內在沖動，是研究宋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可行途徑。在古代文學諸文體中，辭賦由於獨特的形制和功用，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生活、學術思潮、文人心態等有著密切的關聯，也是最能揭示時代文化內在沖動的文體之一。
在理學前夜的宋代學術思想發展與皇權專制程度的加強是否存在互動關系？宋初學術何以擺脫名物訓詁之學而向道德性命之學推進？這種種問題，當時的學術並沒有明確的答復。但在文學中，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忠愛之思悄然滋長。這表明，如何確立儒家思想和它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問題，構成士大夫的共同焦慮。在當時渲染王朝聲威的辭賦中，忠愛之思得到飽滿的表達。而且，在捍衛專制集權之外，人們不得不設法對皇權的惡性膨脹與濫用有所防備。忠於華夏文化、加強皇權，並對皇權進行規范，成為士人的共識，這便是宋初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宋初的辭賦喜歡展現對君王的愛戀之情，往往在道德層面對君王有所諷諫，希望通過治心、涵養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內聖品格的王者。
宋儒完成學術重要轉型
儒學的復興彰顯著深切的淑世情懷，宋儒從對皇權的規范與約束，到對士風文風的整飭，再到對士人心靈的重構、本體論的開創，完成了學術的一次重要轉型。慶歷、熙寧及其前后一段時間，圍繞著變法引發的政治、學術的振蕩，把宋代學術引向深入。北宋中期興起的疑傳惑經的風氣，是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潮的具體反映。平易流暢、切於時弊的文學風尚和經世致用的儒學思潮一起，為政治革新導夫先路。這種切於時弊的主張，對辭賦創作而言，一反過去的頌美傾向，讜論煌煌，深中時病。辭賦還對探討治亂興亡之理存有極大的興趣，在抒發思古之幽情的同時飽含著恢復古道、開創太平盛世的熱望。以儒者胸懷觀照現實、表現對人生苦悶與無奈的辭賦也大量涌現，隱逸之志當中的氣節內涵得到充分闡發，無論窮達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張揚。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學實用主義在政治生活中的具體反映。短暫的慶歷新政之后，變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擋之勢，終於引發了更為深入、規模更大的熙寧變法。王安石企圖通過教育與選士的改革，把士改造成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他力求統一士的價值觀，統一道德以同風俗。王安石等表現出的大舉更張、力排異議，以及近乎獨斷專行的為政風格，則營造出一種偏於法術的為政之道的話語空間，這使得熙寧新政被似是而非地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陰影。當新法擾民的擔憂變成現實時，很容易喚起人們潛在的對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貫徹的焦慮。當時辭賦中對法家用事政治形態的書寫與反思，就反映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這種憂慮。
中唐以來，儒學一直執著地企圖規范和約束文學創作。早在歐陽修主盟文壇時，以岩穴處士為主體的偏執儒者就試圖以儒學思想和表現上的陳規來規范學術文化，但受到歐陽修有力的遏制。王安石變法的儒學實用主義特點，使得其對士人在文華風採和胸襟學力方面的歷練具有天然的排斥，這使得當時的人才觀、文學觀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引發律賦地位動搖的直接誘因。熙寧年間宋廷頒布貢舉新制，罷詩賦而以經義取士。熙寧新制的最終目的是廢除科考，以學校教育選士，經義取士也只是權宜之計而已。其實，科舉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種交易或博弈，不管是詩賦抑或經義、策論，最終是要在科場上被工具化的，因此，這次科場改制注定難以達到關乎治道的初衷。
意在解決人生價值和意義
宋代的儒學復興意在復興三代禮樂王政，以建立和完善人間秩序和政治憲綱，解決人生價值和意義問題，是宋代儒學題中應有之義。王安石、蘇軾等在發展儒學過程中引道入儒，融合儒學和庄學。宋代的道德性命之學兼具關注道體和禮樂教化的特征。他們提倡內聖外王，重視自我內省和自足自怡。尤其是以舊黨人物為核心的“元祐學術”，把對禮樂教化的恢復和個人精神的超越性追求發揮到一個思索人生的高度。蘇軾等人的辭賦創作強調對“道”的感悟，追求理趣，追求對社會人生和自然宇宙的徹底理解以及對現實人生的徹底超越。這種社會文化特征，隱含著學術思想在形而上的構建中不願流於玄學的玄虛，而力求落實到人生問題、基本問題的努力。
理學的興起與發展，是儒學復興所引發的對心性本體思索的自然發展，是南宋最受人關注的文化事件。朱熹等理學人士的辭賦創作，很好地闡釋了何為君子與理學人生。格物致知與曾點氣象在朱熹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內在的統一過程。通過格物致知，祛除人心之蔽，領略天理流行，進而上升到曾點氣象的精神境界，這是理學精心設計的人生歷程。理學的人生觀具有很強的超越性，它並不是為了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為了實現人生的真正價值。然而，理學為人生開示的超越之路是以德性修養為旨歸，把聖賢作為標准的人格追求。在這條超越之路上，人生自由選擇的機會被大大縮減。以朱熹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辭賦創作，深受理學思想濡染，形成了平實、淵雅的美學風格，但缺少靈動的情思與勃勃的生氣也是不爭的事實。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田園詩般的生活願景，是深植於中國傳統的一個恆久的夢。這個夢勾連著經濟、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不同形態，融會於古代中國的知識與信仰。辭賦在南宋的發展過程中，逐漸疏離對人生問題的思索而轉向展現田園鄉居生活。這種轉向固然與創作隊伍的下移有關，但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主流社會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使然。在當時，心懸魏闕之思淡化而規物范世熱情彰顯，個人修養與家庭倫常在致太平方面的意義受到普遍重視，這就是理學從敬德修業以發展家族角度給予耕讀傳家的生活信念以全新的解釋。辭賦所表現的主流生活觀念的這種轉變以及理學對此后鄉土中國之觀念世界的深刻塑造意義非凡。
教化被提升到為政核心地位
在整個南宋時期，理學基本上保持著在知識界滋長蔓延的趨勢，南宋社會在持久而深入的浸潤之下，國家治理理念發生了變化，觀念世界、國家想象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國家作為強權的象征已經悄然退居幕后，天下（國家）作為“州縣之積”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地方作為國家治理的立足點和國家形象的縮影，異常清晰地浮現在人們的觀念世界中，人們對國家的想象也落實到地方上。
辭賦清晰地記錄了當時社會文化的這種改變。當時的辭賦更多用筆墨描寫地方風化和民情。在辭賦描寫中我們看到，在當時的為政理念中，注重用高尚的人格感化民眾，而且，無為政治被提升到為政的很高地位，教化成了為政的核心，士紳階層在地方行政中擔當著重要角色。
南宋王朝始終局促於北方夷狄政權濃重的陰影之下，因此它褪去了北宋的雍容閑雅，而多了內斂嚴謹，表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並通過理學在心靈上修筑起一道捍衛華夏文化的長城。華夷之辨是《春秋》大義之一，它要明辨的是華夏與四夷的不同。這包括所處地理、習俗與文化上的差異，其中，文化的差異是核心。它既主張內諸夏而外夷狄，又推崇以華化夷，彰顯的是華夏本位主義。這一觀念，在北宋除了宋初石介等人嚴明華夷之別以尊王攘夷之外，並沒有引起思想界太多的關注和發揮。南宋以來，辭賦中所表現的對故國人民的眷戀，對華夏文化的捍衛，對道統延續的重視，都是以華夷之辨為理論支撐的。但是這種觀念已經與傳統有所乖離，已不具有以夏化夷的內容，而是堅持“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國﹔得中國者，未可以言正統”，復仇意識得以彰顯，孤獨堅守的道德節操被空前重視。
理解任何歷史時期的關鍵，在於找出決定該時期社會形態的主要動力。堅定社會發展形態的動力，往往是以社會心理與文化焦慮來呈現的。因此，從社會文化學的視野來審視文學，我們或許更能夠把握社會文化和學術思想的脈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