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課題基於歷史文獻中數據的可得性,利用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的方法估計中國北宋(980-1125)明代(1402-1626)及清代(1685-1840)的GDP,再結合人口估計研究人均GDP的長時段演變。首先估計GDP和人均GDP,在此基礎上比較北宋、明、清的經濟績效,並進一步探討朝代周期和政治波動。其次基於購買力平價與現有的歐洲和亞洲各國的GDP和人均GDP,重新解釋世界經濟大分流的准確時間和起源。最后基於土地人口和GDP數據,探討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及落后的根源。課題目前進展順利,古代經濟中的重要指標,例如耕地面積,人口,礦冶產值,制造業產值的大部分數據,稅收收入和支出的數據,都已經得到系統的整理,並運用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的方法進行加總,得到了名義和實際產值,進行了初步的國際比較。目前已經有兩篇中文文章《中國歷史GDP核算及國際比較:文獻綜述》,《秦漢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財政分權的歷史淵源回溯》,分別發表在《經濟學報》2017年6月,第4卷第2期,和《經濟科學》2017年第4期,英文文章“CHINA, EUROPE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A STUDY IN 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 980-1850”正在經濟史領域的國際雜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審稿程序中。
各個子課題進展也非常順利,管漢暉負責的子課題《農業及服務業產值核算》已經基本完成,徐毅負責的子課題《手工業產值核算》,目前數據收集和整理已經接近完成,正在建設《明、清兩朝基本產業數據庫》,劉光臨負責的《財政收入及其結構》目前正在進行中,進展也非常順利,Stephen Broadberry負責的子課題國際比較部分,包括中國與英國、荷蘭的實際GDP和人均GDP的國際比較,已經接近完成,李濤負責的子課題物價指數部分也已經基本完成。
本課題的下一步重點在於建設中國古代經濟史的基本數據庫,同時進行數據費進一步分析,並進行增長分解,對中國經濟980-1840年的長期演變進行分析,比較北宋、明、清三個朝代GDP增長率和人均GDP水平。基於中英兩國的購買力平價,對中國和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均GDP進行比較,重新解釋大分流。對中國和日本、印度人均GDP進行比較,探討亞洲內部財富的逆轉。基於土地、人口、政府規模和GDP數據,探討我國歷史上經濟增長及落后的根源。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課題的子課題負責人之一徐毅正在進行《明、清兩朝基本產業數據庫》建設,具體包括手工業(共14個行業)的行業布局、產量、勞動生產率、投入產出比和產品消費﹔服務業的國內外貿易量、商品運輸量、貨幣流動數量、政府支出、私人服務,以及物價、工資,職業結構等等。本課題的子課題負責人管漢暉和劉光臨一起,正在進行《我國長期稅收收入及稅收結構》的數據收集和整理,包括整理和估算宋、明、清一些年份的長時段稅收收入數據。結合已有的人口史研究成果,分析名義和實際總稅收收入、人均名義和實際稅收收入,特別是人均田賦收入的長期演變趨勢,並研究稅收結構即總稅收中實物稅和貨幣稅、農業稅和工商業稅的比例等,在此基礎上探討我國古代社會的人均稅負及人均田賦負擔。
管漢暉赴英國參加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年會,及參加Asia Historical Economic Conference學術會議,加入國際合作項目Maddison Project,與國際同行交流了本課題的研究成果。徐毅也參加了Asia Historical Economic Conference學術會議,以及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ference, 報告了他在明清產業數據整理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
3、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課題的子課題負責人,牛津大學的Stephen Broadberry將課題的基本結論發表在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2017年6月15日)以及《日本經濟新聞》(2017年7月1日)上,此后國內的《參考消息》全文轉載。課題首席專家李稻葵將研究的初步成果在《環球時報》2017年7月31日進行推介,撰寫了《重新認識古代經濟大圖像》一文,加以宣傳推廣。
二、 研究成果情況
代表性成果簡介
1、《中國歷史GDP核算及國際比較:文獻綜述》,發表於《經濟學報》2017年6月,第4卷第2期
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水平究竟如何?各個朝代之間的演變趨勢又是如何?還原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軌跡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礎,因此,重構中國古代詳實的經濟數據,描繪中國歷史長時段經濟演變圖像對於推動經濟學領域研究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基於歷史國民收入核算方法(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估計GDP及經濟結構,是當前國際經濟史學界一個較為前沿的研究領域。其中,麥迪遜的研究影響最為廣泛,但其估算方法和結果都存在一定問題,這引發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一些學者開始對此進行探討,他們採用歷史國民收入核算中的生產法,重構了中國北宋、明和清三個朝代的人均GDP及經濟結構數據,對Maddison較為粗略的估算進行了補充和改進。
研究結果有如下三點發現:其一,中國GDP年增長率北宋、明代和清代分別為0.88%、0.25%和0.36%,人均GDP在經歷了北宋和明代較高水平的波動之后,清代進入了下降的軌跡。其二,北宋時中國的生活水平領先於世界,但是在1300年之前已經落后於意大利。雖然中國的部分富裕地區仍與歐洲的經濟發達地區處於同一發展水平,但是在1750年之前,中國作為整體與歐洲的差距越來越大,“大分流”實際上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發生了。其三,最新研究成果的估算數據發現,Maddison的研究成果存在較大的偏差。
本文綜述歷史國民收入核算的最新文獻,重點在各國學者將國民收入核算的一般原則與本國歷史數據結合估計歷史GDP的具體方法,估計結果與此前Maddison估計的差異,並基於歷史GDP數據追溯各國經濟發展的軌跡,及闡釋東西方經濟分流的原因。
2、《秦漢以來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財政分權的歷史淵源回溯》,發表於《經濟科學》,2017年第4期
1978年之后我國的經濟轉型相對於前蘇聯及東歐國家激發了更大的增長動力,學術界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曾出現頻繁變動,其中關於財政分權的嘗試客觀上為改革開放后的地方競爭奠定了基礎。基於已有的財政史研究成果,本文追溯了我國財政分權的歷史淵源,包括秦漢至近代我國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例如征稅方式、收入分成模式、支出模式、中央與地方對財權及事權的劃分等。
本文發現:(一)財政分權屬於歷史現象,無論是財政承包還是分稅制歷史上都實行過,唐后期、宋、明及近代都實行過分稅制,唐后期及宋代也實行過財政承包制﹔(二)集權和分權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征,具體來說,秦代高度集權,漢代集權中包含一些分權的因素,唐前期高度集權,后期高度分權,宋代集權中包含一些分權的因素,明代集權,清前期集權,后期分權,到了近代,前期由於地方勢力坐大,北京政府時期分權中體現出中央政府的集權努力,后期南京政府時期則實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三)除了唐代末期及近代北洋政府時期,絕大多數歷史時期財政分權與政治集權相伴隨,無論財政集權還是分權時期,政治都是集權的,也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財政分權的時期,地方上政治首腦的任命基本是由中央政府決定的﹔(四)雖然財政分權古已有之,但為地方政府提供經濟發展的激勵卻是當代才出現的。在財政分權體制下,特別是在財政承包體制下,由於多增加的稅收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歸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本地的稅收收入而努力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提高了,並且形成了各個地區之間的競爭格局。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