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瓊穎：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巴伐利亞模式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階段性成果

巴伐利亞小鎮

據德國聯邦統計署2016年統計年報顯示，至2015年年底，德國城鎮化率為77.2%，全德有約41.6%的人口生活在介於大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廣大城鎮地帶。南部聯邦州巴伐利亞正是這一城鄉均衡發展過程中的佼佼者，它從二戰后的貧困農業州轉變為今天德國最富裕的工業地區，僅用了區區幾十年時間，這一轉變過程頗具探討價值。

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曾評價德意志帝國是建立在煤與鐵的基礎之上，但事實上，這場以重工業為核心驅動力的工業革命在德國境內呈現出顯著的地域發展不平衡性，並直接體現在南北城鎮化水平的差距上。以1910年為例，德國48座人口超過10萬人的大城市中，普魯士佔33座，而巴伐利亞則僅有3座（慕尼黑、紐倫堡和奧格斯堡），直到1935年才出現了第四座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維爾茨堡）。

制約南部城鎮化推進的客觀因素主要是資源匱乏、交通不便，而農業與教會改革也未能構成南部工業革命的先聲，原因在於它並未能解放出大量農村勞動力，小農經濟支配下的傳統城鄉經濟社會結構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如此一來，一方面是巴伐利亞的自然及流動人口增長遠不如普魯士﹔另一方面，傳統的“中小規模農村經濟體”（包括手工業）對於工業發展的壓力依然持續，甚至因此影響到資本的投資信心。進入19世紀后半期，盡管紐倫堡或奧格斯堡這樣的工業體系相對完整的大城市逐步在巴伐利亞發展起來，但更多的小工業城鎮或發育遲緩，或僅以單一輕工業或消費品生產為主，且呈現零星分散的狀態，例如以生產輝柏嘉鉛筆著稱的斯泰因（靠近紐倫堡），以陶瓷生產為主的塞爾布，以及與紐倫堡並稱的“啤酒釀造之城”庫爾姆巴赫等，它們因此被德國歷史學家保羅·埃爾克形容為工業“島礁”。直到19世紀末電氣與化工工業才后來居上，成為20世紀巴伐利亞的兩大支柱產業，其中典型代表是路德維希港（今屬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為化工巨頭巴斯夫總部所在地）的崛起。但這一變化並未實質性改變巴伐利亞乃至整個南德工業化進程緩慢及城鎮化率低於全德平均水平的狀況。

德國學界對巴伐利亞城鎮化緩慢的評價不僅針對其在19世紀的表現，這一特征甚至延續到20世紀。直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隨著寶馬汽車以及梅塞施密特飛機完成資產重組，才為巴伐利亞奠定了汽車制造業及其相關領域的基礎，上法蘭克地區和普法爾茨地區（二戰后並入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的城鎮成為重點發展地區。而第三帝國的戰爭工業政策，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推動了巴伐利亞工業化城鎮的發展。但兩次世界大戰使得這一城鎮化進程兩度中斷，本就緩慢的發展速度，再加上戰爭的巨大破壞，致使巴伐利亞直到二戰結束后才得以重啟城鎮化，且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完成這一進程。

1945年6月，戰敗的德國被劃分成四個佔領區，由戰勝國各自管轄﹔而從1946年9月起，英美對德工業政策開始從嚴厲處置向扶植、重建轉變。在此背景下，當年12月8日正式成立的巴伐利亞作為美佔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獲得來自美國的大力扶持。除以馬歇爾計劃為代表的援助資金注入外，美軍在1945年7月撤出劃歸蘇聯的中部地區時，還將此地大批重要企業的高管及技術人員帶入美佔區。其中，除照相器材公司愛克發因種種原因落戶慕尼黑未果外，光學儀器企業卡爾·蔡司於1947年在位於巴登-符騰堡州小城上科亨重新開張，而新的“汽車聯盟”則於1949年在巴伐利亞的因戈爾施塔特市正式誕生，這家公司日后有了一個更膾炙人口的名字——“奧迪”。

此時的巴伐利亞，一方面是一個工業化程度不高的貧困州——這個西德面積最大的聯邦州，直到50年代，時薪位列全國倒數第二﹔另一方面，它作為唯一與捷克斯洛伐克及東德接壤的聯邦州，從1946年起逐步接收了數以百萬計中東歐被驅逐的德意志人及其他難民。正是考慮到巴伐利亞工業化進程所面臨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困境，1947年起擔任州經濟部長的基社盟政治家漢斯·賽德爾提出旨在推動巴伐利亞經濟轉型的“中等發展政策”，其核心是要在巴伐利亞建成“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協調區域發展的混合產業結構”，即中等發展規模，避免巴伐利亞成為僅依靠自然資源集結大工業的“第二個魯爾”。與此同時，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具有發展潛力、“科技導向”的大企業，尤其是汽車與飛機制造、精密機械、光學工程以及金融業。這一產業轉型所需要的大量資金來自援助資金及州政府自有資金。

巴伐利亞州政府從20世紀40年代末起致力於調整產業布局，推動經濟向工業轉型，由此揭開了其在50—70年代全面城鎮化的序幕。在此期間，巴伐利亞的大城市率較1939年時並無太大變化，但獲得“城市（鎮）地位的新城鎮增量明顯，農業地區工業人口密度顯著上升”。可以看出，中小城鎮迅速發展是戰后巴伐利亞城鎮化進程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兩類城鎮增長表現最為突出。一類是傳統工業化城鎮，其典型代表是各類“汽車城鎮”。最突出的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寶馬公司收購位於下巴伐利亞丁戈爾芬的汽車品牌漢斯·格拉斯，此后丁戈爾芬不僅成為寶馬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整個下巴伐利亞也從一個經濟結構薄弱、高失業率的農業地區轉型為至今仍極富創新力的新興工業地區。

另一類城鎮則是二戰后的新生事物——“難民城鎮”，它是由各類難民（主要是中東歐被驅逐德意志人）聚集地區發展而來。這些被稱為“新”公民的外鄉人，在政府的資助下，重新開始異地生活﹔由於受教育水平普遍較高，許多人希望憑借從家鄉帶來的技術開辦企業，州政府從1947年起提供“難民生產貸款”，它除了為難民提供住房建設資金，亦可作為企業啟動的資本，此外還有一系列的政府擔保與稅費減免。人口的聚集、經濟的發展，難民聚集地的規模不斷擴大。從1950年開始，一些人口過萬的難民聚居點成為獨立的基層行政區，1960—1986年間更有5座“難民城”獲得城鎮地位，而當時整個聯邦德國此類城鎮僅有6座。在這些難民城鎮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布隆茨，它不僅因玻璃、人造材料和非貴金屬加工成為施瓦本阿爾高地區的工業黑馬，還以各種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完整保留東歐被驅逐德意志人遷徙的歷史記憶。

毋庸置疑，巴伐利亞的戰后崛起很大程度上源於二戰后德國歷史帶來的特殊機遇，但從農業州走向工業繁榮，更得益於地方政府一開始就對經濟發展可持續性與城鎮化進程中區域協調的重視，這也使得巴伐利亞的中小城鎮在“后城市化”時代依然保持著一定的社會與經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