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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多卷本《西方城市史》﹝17ZDA229﹞的階段性成果
當前，我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從傳統農村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轉型。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西方國家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先行者，對其城市化歷史進行系統梳理和深入研究，無疑有助於我們觀照他者的經驗與教訓。本期三篇文章分別從理論與實踐層面介紹西方國家的城市史研究，包括城市史的興起與學科價值、19世紀英國倫敦的住房問題以及戰后德國城鎮化進程中的巴伐利亞“模式”，希望能為我國的城市和城市史研究提供借鑒。
可以想象一下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城市景觀，無論在城市規劃、街道布局，還是在建筑風格、空間設置上，都表現出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對生活在其中的群體、個人都會產生深遠影響，決定著他們的行為方式、思想觀念，可見研究城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現實意義的。馬克思說，城市使“生產者也改變著，煉出新的品質，通過生產而發展和改造著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觀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語言”，這是對城市功能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們進行城市研究所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
關於“什麼是城市”的概念，眾說紛紜，如城市是一種文明進程、城市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是文明的場所、城市是文明的熔爐等。從詞源學角度看，“city”（城市）一詞來源於拉丁語“civitas”（城邦），描述的是城市及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后來逐漸在西方思想中形成了人類進步與城市發展之間的聯想關系，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觀念﹔“urban”（都市）一詞也來源於拉丁語“urbs”（市區），用來表示物理特性或建造環境。可見，二者所指不同。不過，到了19世紀晚期尤其是20世紀初，這兩個概念逐漸混同。今日我們在使用這兩個詞語時，可以發現二者間的差異——前者指的是城市的精神與氣質，后者指的是城市景觀的雄偉與壯觀。簡言之，城市就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聚集人口、財富、資源、建筑、服務、信息等人類文明要素的載體，是人類社會與特定地理環境緊密結合的一種實體。
當前我國正經歷著大規模的城市化，到2020年城市人口將達到中國總人口的60%，城市化是大勢所趨。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時也導致城市問題叢生，一方面如何借鑒域外經驗看待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城市問題，另一方面如何保護我國傳統城市的歷史文脈，都需要借鑒前人的城市研究經驗。城市研究是一門新興的前沿學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發展、嬗變、互動以及這一進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目前已出現了諸多與這一領域相關的學科，如城市社會學、城市歷史學、城市政治學、城市人類學、城市地理學、城市生態學、城市氣象學、城市考古學等。城市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跨學科性，它綜合各人文社會科學的優勢，借助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吸收不同的觀念與方法，以獨特的視角研究城市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城市研究不但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城市史作為城市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系統梳理尤其是對西方城市史開展深入研究，將有助於我國的城市發展，同時也將為我國學術界在城市研究領域佔據一席之地乃至形成本土的城市史研究體系打下基礎。
20世紀展開的宏偉歷史畫卷讓史學發展深受其益。舉凡人類活動的核心領域如經濟關系、權力運作、宗教傳播、思想嬗變、社會流動、人口遷徙、醫療進步等都曾在史學家的視野之內，而當代史家對這些領域的研究已大大突破了傳統史學的范疇，並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不論是對物質生活或情感世界中細節的把握，還是期望對整個世界獲得深邃的領會，當代歷史學都提供了無盡的參照與啟迪。
當代史學這種無形的創造力，可從全球城市史研究的豐富內涵中窺見一斑。城市史研究奠基在一種歷史寫作的全球語境之中，訴諸於全球視野，用跨國的研究方法，突出歷史上不同城市文明之間的交流與互動，從而構建起全球城市史敘事模式。城市史不等於簡單的城市化歷史，而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廣泛的社會歷史進程﹔城市史也不是城市化以來的歷史，而是自城市這一聚居形態誕生以來的歷史﹔城市史更不是不同區域單個城市歷史的匯總，而是以城市為中心的系統和網絡的復雜過程。城市史研究須遵循“一線多元”的框架：“一線”即以城市發展模式為主線，通過縱向的時間順序，探討和總結城市史的不同階段、模式及其動力機制、基本特征和影響﹔“多元”即不同時期城市社會結構的復雜面相如權力關系、生產模式、文化形態、宗教信仰和社會生活等。城市史著重研究城市文化個性的形成與市民精神之間的關系，並在採用歷史學方法的同時，借鑒其他學科的相關研究。
宏觀層面的城市史研究迫切需要研究視角的轉換和理論體系的創新。我們所熟悉的城市史在時間上多集中於工業革命后，是以城市與鄉村二元對立為主線的城市化歷史進程，簡單說來，就是城市人口增多、空間擴大的外在形態之線性發展史。但城市化之前的城市發展同樣值得關注，而且上述理論體系隻適用於解讀工業時代的城市史。20世紀以來，發達國家向后工業社會轉型推動城市化進入新階段，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和工業化催生了城市化的新模式，信息化對城市所帶來的影響等，這一切都使得傳統城市史理論體系亟待修正。因此，構建城市史的新體系正是當下中國學術界的一個目標。
微觀層面的城市史研究關注的是城市布局、城市空間、城市外貌與居民精神生活之間的關系。城市是人類活動的集聚之地，歷史上集聚的形式、內容與動力影響著城市的外在空間形態和內在社會結構。比如，西方城市從古典時代的城邦開始，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滅亡后的城市蕭條和11世紀后的城市復興，再到工業時代和后工業時代﹔從相互隔離到區域性城市網絡﹔從地區中心到全球城市﹔從單一中心到多中心、城鄉統籌等。在上述歷史性變遷中，城市的功能、結構、形態與地位隨之改變。
城市史研究要將宏觀與微觀恰當結合，既有整體性的城市進程，又有個案研究﹔既有本土研究，又有國際視野，引入跨國史視角﹔既重視區域間的共性，又梳理區域間的差異﹔既總結規律性認識，又分析差異的原因。隻有這樣，城市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才會更加凸顯。
城市研究在歐美國家已較為成熟，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涌現出不少流派，出現不少經典作品。早期如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法國學者古朗士的《古代城市：希臘羅馬宗教、法律及制度研究》，近來如美國思想家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加拿大簡·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等，當下如美國歷史學家安德魯·利斯的《城市：一部世界史》，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克拉克的《牛津世界城市史研究指南》《歐洲城鎮史》等﹔還出版了不少可供查閱的百科全書，如美國社會學家雷·哈奇森的《城市研究百科全書》，美國歷史學家戴維·古德菲爾德的《美國城市史百科全書》，埃利科特的《世界城市》等，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參考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國城市史家科特金的《全球城市史》梳理了從城市出現到21世紀的全球城市發展歷程，總結了決定城市命運的三個關鍵因素，即神聖、繁榮、安全﹔美國學者霍恩伯格、利斯的《都市歐洲的形成（1000—1994）》側重從人口學和地理學的角度解釋歐洲的城市化﹔美國城市規劃學家布賴恩·貝利的《比較城市化：20世紀的不同發展道路》通過對比不同地區的城市化歷程，指出文化背景和發展階段的差異導致城市化的不同道路和結果。這三本書分別代表通論、專論、比較三種不同的研究城市的路徑。
就我國西方城市史研究而言，相關的史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別史方面，如美國、英國、法國以及東歐部分國家與俄國的城市史，且多以個案為主，缺少集成性研究﹔同時，現有研究往往局限於某個時代，缺少貫通性研究。因此，我們仍需在城市史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統性上努力，深化對城市化規律、城市特性與共性的認識和理解，從而對中國城市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