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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自項目啟動以來，項目首席專家及子課題負責人、課題組成員嚴格按照國家社科基金的相關規定，認真履行職責，積極組織開展研究工作，合理使用研究經費，具體進展情況如下：
（1）舉行了項目開題報告會。
201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武寅教授，教育部歷史學部召集人、北京師范大學瞿林東教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前召集人、北京大學錢乘旦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徐藍教授，遼寧師范大學趙毅教授，清華大學王中忱教授，南開大學楊棟梁教授、宋志勇教授、孫衛國教授、劉岳兵教授，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爽教授、趙儒軍教授，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廖曉晴教授等專家出席了報告會。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東亞史上的‘落差—穩定’結構與區域走向分析”項目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大家認為，該項目選題新穎、設計合理、論証充分並提出了新的理論性構想。在長期習慣於照搬外國理論、鮮能框架性地提出自身話語體系的當下中國學界，該項目對區域地政生態“落差”基因的提取以及為走出歷史惡循環而嘗試創建融匯中西區域關系規則的“新文明體系”構想，堪稱彌足珍貴。與會專家還指出，如何在研究中進一步用“落差—穩定”結構來詮釋當前紛亂的東亞世界、並能夠預測今后東亞國際關系的走向，也將是課題組所需直面的問題。他們建議課題組把走出歷史惡循環和建構“新文明體系”的研究目標放置於“非落差、不穩定”的當下東亞世界並展開動態而實時的臨場研究。最后，與會專家還對項目研究過程中如何協調好首席專家與子課題負責人、課題組研究成果與學界研究成果、研究方法與敘述方式等的相關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
（2）項目首席專家及子課題負責人、課題組成員課題負責人及課題組成員以“專著”、“論文”的方式推出系列標志性成果。
目前，項目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已出版專著《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並先后在《哲學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抗日戰爭研究》、《經濟社會史評論》、《讀書》等高級別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同時，子課題負責人及課題組成員先后在《世界歷史》、《讀書》、《社會科學戰線》、《社會科學輯刊》等期刊上發表論文多篇，並有十余篇論文已投出，將會陸續發表。
項目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圍繞著研究課題，從理論與史實兩方面勾勒出東亞地區從前近代到近代先后出現過的三種區域秩序：中國禮樂價值主導下的前近代“落差-穩定”結構、日本殖民擴張政策下的近現代“落差-震蕩”結構和“二戰”后美國建立於歐美價值優越論基礎上的“落差-權力”結構。認為，在以上形似而實異的三大結構中，“華夷秩序”主要由禮樂文明之向心力凝聚而成，從而給區域世界帶來過長期的和平與安定﹔日本主導一時的東亞秩序，則是武威和殖民邏輯下的軍事擴張的結果，它造成了東亞地區的兵連禍結和日本帝國自身的速興速滅。然而，“落差”消逝導致前兩個結構先后落幕的事實，也預示了美國東亞控制方式的遲早終結。所以，今后的研究重點將在於，如何跳出“落差制作”和“次第推到”式惡性循環從而創生出熔鑄中西、平等而不失倫理的“新文明體系”等問題。首席專家已開始著手撰寫結項專著《“東亞史上的‘落差—穩定’結構與區域走向研究”》。同時，各項子課題的研究也順利展開。
子課題——東亞“封貢體制”的重構與明﹒日關系（負責人：劉曉東教授）
從“冊封”與“受封”者雙方的角度，通過對雙方“封”“貢”訴求的深入解讀，梳理明﹒日“封貢體制”的形成及其解體過程。目前，本課題的負責人及課題組成員圍繞著儒家正統主義與“典型性封貢體制”的重構、“封貢體制”的調適與永樂時期的明﹒日關系、“倭寇”問題與明﹒日封貢關系的疏離、“封貢之爭”與明﹒日國交的斷絕等問題展開研究，已發表了多篇論文，並已開始撰寫研究著作。
子課題——東亞歷史中的文明落差與日本角色變換（負責人：周頌倫教授）
描述了日本文明的角色變換軌跡描述，試圖得出結論為：文明間穩定位置關系能否得到保持，則在於大文明是否擁有寬容的氣度和能否保持文明勢能流向的高度。目前，課題組成員分別從“逆天鉾”以及大化改新之前、江戶時期、近現代時期和戰后時期研究東亞的文明落差與日本角色變換，已發表論文多篇，並已開始撰寫研究報告。
子課題——明清時期宗藩體制的鼎盛與中朝關系（負責人：刁書仁教授）
探討了明清時期中國王朝與李氏朝鮮的關系及其演變，反映了東亞地區由以中國為中心的傳統“華夷秩序”向條約體系演進的軌跡。目前，課題負責人及課題組成員針對明初“華夷秩序”的重構與中朝封貢體系的內涵、“華夷秩序”裂變與朝鮮文化心態上的“中華正統”以及近代“國際公法”與朝鮮被迫脫離清朝的封貢體系等問題展開了研究，已發表了多篇論文，並已開始撰寫研究著作。
子課題——7-10世紀日本都城形制上的中華對等考量（負責人：韓賓娜教授）
探討了日本歷史上的遷都與東亞“華夷秩序”的確立和解體流脈相始終，而日本遷都的舉動正是日本對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世界由“認同”到“否定”的物質表征。目前，課題負責人已赴日本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進行了三個月的訪學，搜集了大量的一手研究資料，對日文文獻資料、考古報告進行了分析和整理。同時，課題組成員已撰寫了多篇論文，大部分已投出，將會如期發表。
子課題——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走向與東亞世界（負責人：苗威教授）
以東亞局勢為背景，以朝鮮半島早期諸政權的民族結構和土著民族屬性為切入點，按國別進行敘述，關照各政權與民族間之關系，全面分析三韓、“南部三國”、古朝鮮、中原邊郡、高句麗的歷史。目前，課題負責人與課題組成員已梳理了朝鮮半島古民族與政權的脈落，並通過文獻史料與考古發現闡述了各政權與治內民族的淵源沿革問題，已發表了論文多篇，並已開始研究著作。
2、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項目首席專家及子課題負責人、課題組成員已分赴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及台灣地區，去實地踏查與研究有關的古跡，諸如“壬辰倭亂”時日本的“名護屋”、九州、京都和朝鮮的“京城”“晉州”等不一。同時，有計劃地搜集、購買了目前國內尚不充分的研究資料，包括《長崎県史》、《明治文化全集》、《現代史資料》、《漢文琉球文獻輯稿》等。目前，課題組已與日本水戶彰考館已簽訂了三年資料調查協議，准備有計劃地將沉睡於那裡長達三百年之久的近世、近代文書，逐批整理、分類和出版，為今后的長期深入研究，打下牢固的資料基礎。實地踏查和資料調查工作在課題研究過程中將一貫始終，並在新發資料的基礎上不斷修正和改進研究內容。
自項目啟動以來，課題組通過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的方式，不斷了解學術前沿動向，凝練引領東亞研究領域的學術話語。課題組成立以來，已依托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舉辦了“東亞文化交流史上的朱舜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東北師范大學歷史學高端論壇”、“東亞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東亞思想史國際研討會”、“全球視野中的東亞歷史與文化研究生論壇”等6次國際和國內學術研討會。
咨詢國內外專家學者，及時解決項目研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自立項以來，課題組成員先后咨詢了日本東京大學黑住真教授、日本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厚教授、日本國會參議員中條壽信、日本東京大學林少陽准教授、日本岡山大學荒木勝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武寅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組成員侯建新教授、清華大學王中忱教授、京都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劉建輝教授、南開大學楊棟梁教授、國家外國專家局國外人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陳化北教授、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李大龍研究員、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李岩教授、復旦大學李劍鳴教授、台灣大學講座教授黃俊杰教授，台灣大學文學院蔡振豐教授，台灣師范大學東亞學系張崑將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烏雲畢力格教授、南開大學陳志強教授、吉林大學陳恩林教授等人，保障了項目的順利實施。
3、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改進措施
存在的主要問題：
（1）子課題的研究成果數量較多，但高級別的成果較少。同時，子課題的研究進度不一，研究成果失衡現象嚴重，大多數研究成果為首席專家的成果。
（2）青年教師的國際交流比重略有不足，對國外最新的研究動態缺少了解。
（3）研究成果宣傳推介力度不夠，未能定期舉辦成果發布會。
（4）研究成果如何與“中國問題”有效銜接，將全球經驗轉化為中國智慧，以有效服務國家戰略需求，這也同樣需要課題組成員進行更為深入的學術與現實思考。
改進措施：
（1）定期召開課題組會議，及時解決課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同時注重團隊內部的高質量對話、資源共享和協作交流，繼續採取科研會診制度，公開發表前的學術論文，均需提交課題組共同審議，接受批判，有理無情。
（2）加大對課題組中青年教師的資助力度，鼓勵青年教師進行出國學術交流。
（3）有效吸收借鑒國內外先進研究范式，使研究成果在真正意義上融入世界主流研究與話語體系當中。
（4）加大成果宣傳推介力度，定期舉辦成果發布會。
（5）進一步加強資料建設，繼續購買國外一手研究資料。
二、研究成果情況
1.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所著《從“請封”到“自封”》
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一書，以“據實性假說”為切入點，在勾勒出中日上古相關聯絡的基礎上，著力考察了日本中世以來圍繞“崇神尚武”和“崇利尚力”原則而次第推進的對華“請封”到對己“自封”過程。其排斥中道、武裝冒進和妄自托大的“自中心化”行動目標，在“大日本帝國”的高目標置下得以確立，也因其無邊界膨脹而走向終結。
該書向讀者展示一幅與以往東亞敘事不盡相同的歷史畫面。在曾有的描述中，對日本的研究均過於簡單化、程式化和情緒化。這意味著，要真想沉靜下來去觀察中日間異常復雜的恩怨糾葛，並從這團亂麻中整理出近乎事實的由緒，則研究者的時空站位和出發點，就顯得比任何結論、特別是某些先入而明快的結論要重要得多。這要求，對日本的自我解釋系統，你可以不贊同它，卻不可以不了解它。
作為中世特別是近世以來日本政要高自標置的價值標簽，“中華”的包裝意義要遠大於標簽本身的文化內涵。其真正的核心指向，應該是如何確立堪與“大中華”之政治實體分庭抗禮的另一極“中華”，並在完成“自中心化”的過程中去次第實現“日中比肩”、“一極卓立”直至“唯我獨尊”。事實上，一個從“請封”到“自封”的演進軌跡，已經被日本前赴后繼的歷代行動，清晰地勾勒出來。
該書以其全新的視角、扎實的解讀和客觀的站位，在國內外學界引起了高度關注。因初版甫畢即全部售磬，台灣大學出版中心遂於2007年3月做第二次印刷。其中，著譯者言《東亞的“殷”魂》，被發表於《讀書》2017年第5期。發表后已被各大期刊網先后轉載。同時，該書被日本、韓國、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圖書館編目收藏。
2.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先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論文兩篇
《日本對“他者”的處理模式與“第一哲學”缺失》和《前近代中日學界關於“制心”問題的討論》，分別探討了東亞思想史上的核心問題。前者認為，日本思想隻局限於應對的“他者對待方式”，並沒有讓日本走出實用主義的苑囿：而不可“理”喻的神秘主義，也無法幫助神道從“他者”身上攝入“作為存在之存在”的“第一哲學”要義。日本歷代學人在努力為本國文化提取出“可以解答一切問題的方程”時之所以會常常陷於喜憂參半之境地，與上述“他者”對待范式中所固有的理論極限有著內在、本質和必然的關聯。后者認為，從自律抑或他律立場來管控人類行為的“制心”問題，一直是前近代東亞世界無法繞行的道德論前提之一。其中，“以心制心”還是“以禮制心”，曾長期構成中日思想界爭論不休的焦點。在承認各自合理屬性的情況下，破除后世學者對孟、荀思想體系的偏執性剪裁及由此而造成的認識論盲點，或將成為解決上述極端性齟齬的有益路徑。以上兩篇文章涉及到中日思想史上深層次思想問題的探討，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成為東亞思想史研究的新熱點。
3.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東亞世界的“落差”與“權力”——從“華夷秩序”到“條約體系”》
在東亞區域史上，曾先后出現過中國禮樂價值主導下的前近代“落差-權力”結構、日本以殖民擴張為特征的所謂近現代“落差—權力”結構和“二戰”后美國建立於歐美價值優越論基礎上的“落差—權力”結構。在這三個形似而實異的結構中，“華夷秩序”主要由中華文明之向心力凝聚而成，而日本主導一時的東亞秩序，則主要是軍事擴張的結果。然而，“落差”消逝已導致前兩個結構先后落幕的事實，也預示了美國東亞控制方式的遲早終結。一個跳出歷史窠臼且能熔鑄中西、平等而不失倫理的東亞命運共同體，或許才是今人的真正期待所在。該文是本課題研究的重要理論文章之一，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諸多專家學者給予了肯定與支持。
3.首席專家韓東育教授《日本拆解“宗藩體系”的整體設計與虛實進路——對〈中日修好條規〉的再認識》
《中日修好條規》歷來被視為近代中日兩國的唯一對等條約。可嗣后清朝藩屬國的次第喪失事件和台灣日據事件每每被處理成彼此無涉的孤立個案等研究現狀表明，中國學界對於條規本身的對等屬性問題尚缺少體系性的反思。事實上，肇端於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征台、巧取琉球、並吞朝鮮以及甲午戰后的割佔台灣等事件，無一不根源於條規這一法理前提。日本拆解宗藩體系的整體設計與虛實進路意味著，條規的簽署，不但讓中方喪失了東亞的傳統核心地位，還使清廷在日方的公法惡用下無法不棄琉保台、棄韓自保直至割台苟安。近代以降東亞世界的整體變局和日本對鄰國的侵越與壓迫，亦始自條規，成於條規。該文對《中日修好條規》進行了重新解讀，引起了國內外學界的廣泛關注，劉清濤在《“宗主權”與傳統藩屬體系的解體——從“宗藩關系”一詞的來源談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年1期)中引用了該文的觀點。
4.子課題負責人劉曉東教授《禁倭與申交:明太祖對日交涉目的探析——以洪武初年的對外詔書為中心》
目前研究多將明太祖對日交涉核心目的歸結為禁倭，但以洪武初年對外詔書的對比來看，禁倭很可能只是次要目的，申交方是明太祖對日交涉的核心目的。明太祖試圖通過萬國來朝局面的營造，進一步彰顯自身較元朝更為有效的政權正統性與合法性。在這一層面上，被塑造成為維護中華正統而不向元朝朝貢的日本，其象征意義就顯得較為重要了。《明實錄》洪武四年日本國王入貢條目中，對趙秩與日本國王對話的記述，某種程度上或是為滿足這一需求的刻意夸張。圍繞“禁倭”與“申交”而展開的洪武初葉的對日交涉，也是洪武君臣踐行以“王道政治”為基礎的新型東亞區域秩序的一個微觀側面。
5. 子課題負責人刁書仁教授所著《朝鮮使臣所見晚明社會之亂象——以赴明的朝鮮使臣所撰〈朝天錄〉為中心》
指出朝鮮使臣作為士大夫的一個群體，他們以“中華”人自居，一切以中華文化為本位，將其作為普世性的價值觀念，並運用這種價值觀念進行觀察與思考。他們對晚明社會的觀察與思考，無疑為我們研究晚明社會提供一個新的視角﹔而他們對晚明亂象的諸多批評恰是其普世價值觀的反應，其終極關懷，既希望朝鮮王朝以明朝為前車之鑒，更期待著由朝鮮取而代之，來實現所謂真正的“中華”。
6.課題組成員董灝智副教授的《五至九世紀日本構建區域秩序的嘗試》一文認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日本被納入到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區域體系之中。由於日本與中國大陸隔海相望、未有領土接壤的特殊地理位置，日本常常與中國王朝保持著若即若離的狀態。最為關鍵的是，日本雖以朝貢者的身份融入“前近代”東亞區域秩序中，並接受中國王朝的冊封，但當其政治勢力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試圖擺脫被冊封的身份，力爭取得與中國王朝平等的地位，甚至不惜採取軍事手段與中國王朝一爭高下，來扭轉中日之間的不對等局面。透過日本在五至九世紀間的一系列行動，可看出其意圖構建“日式區域秩序”的嘗試。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