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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南大學教授
【成果選介】
劉成紀教授新著、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成果《先秦兩漢藝術觀念史》（以下簡稱《觀念史》）作為一部研究先秦兩漢藝術觀念進展的力作，以觀念史這一全新視角重新審視中國美學和藝術史，提出很多有價值、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有力推進了當代中國美學史和藝術史的研究。
任何一本具有重大理論貢獻的著作都得益於其觀念和方法的創新，《觀念史》一書的寫作正是如此。作者之所以選擇觀念史角度介入先秦兩漢藝術史研究，不僅在於觀念史研究更能體現作者“美學下去，藝術上來”的學術思路，而且還在於觀念史作為哲學的前歷史或潛歷史，更容易突破固化的理論概念對藝術史的束縛，重建藝術與理論的交互或連續關系。該書意識到用西方現代美學和藝術理論解釋中國藝術史必然存在體用分離的弊端，所以強調回歸中國歷史、回歸中國藝術觀念本身。在作者看來，這種觀念形成的背景是中國傳統禮樂文明，美和藝術則構成了它的本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種由美延伸出的天下情懷與尚和觀念，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國傳統禮樂文明給予人類的智慧。在這種藝術觀念燭照下，中國古典美學關注的對象絕不僅是文學藝術，而是有著心懷天下的廣遠視野。中國文學藝術的價值也不僅在於愉悅性情，而且具有為政治注入詩意並在理想層面引領政治的雙重功能。這一解讀完全破除了中國美學界長期受西方現代美學影響的以“美的藝術”、以情感自由為核心的非功利的藝術觀，是對中國藝術性質和邊界的合理界定，而其中關於禮樂文明、家國情懷、天下意識與藝術關系的論述，更是彰顯了自先秦兩漢以來中國藝術精神的精髓與智慧。
作為一部斷代史的中國美學和藝術史著作，作者之所以選擇先秦兩漢，是因為這一時期是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也是中國藝術極具原創性，很能彰顯本土價值的時代。這種選擇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它較好地解決了中國藝術觀念的起點和奠基問題，充分展示了先秦兩漢藝術的觀念特征﹔二是作者摒棄了中國藝術史寫作長期存在的以美的自律為中心的藝術觀，形成了更為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念。以西周禮樂制度為背景，不僅形成了中國藝術與宗教、政治、道德等因素的多層次交融，而且彰顯了美和藝術之於傳統中國的重要性。以這種眼光看待中國藝術觀念的演進，春秋戰國時期藝術的雅俗、古今之爭以及對藝術的肯定與否定，漢代對先秦主流藝術觀念的大成和體系化，其內在的邏輯和價值均可以充分地展示出來。即使是魏晉時期的“美的藝術”，其藝術形式發展的完備性以及表現出來的精神特征也能得到更好的說明。如果沒有先秦兩漢對包括藝術在內的中國禮樂文明傳統的奠定，魏晉時期藝術向美的聚集就隻能是一句空話。
《觀念史》提出“保持價值中立，讓藝術史最大限度地回歸中國歷史本身”的原則，其目的也是為了貫通先秦兩漢與整個中國藝術史的研究。在作者看來，藝術觀念史研究在中國仍然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一方面，自先秦至近代，中國人長期保持了崇文尚藝的傳統，各種藝術觀念在藝文和哲學領域彌漫﹔另一方面，對於藝術觀念的專史研究卻是闕如的，所以以先秦兩漢藝術觀念為對象，以比較寬泛的學術視野和翔實可信的文獻資料展開研究亦顯得非常重要。同時，作者這種以文獻文字為基礎的“信史”研究又充滿哲學的深度和精神的高度，其對藝術問題的思考，始終堅持實用、審美、象征的多元價值評判，認為中國藝術雖然以審美為目標，但美從來不是唯一的目的，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倫理、哲學追求，藝術也最終走向哲學。這一研究視野，不僅可以很好地呈現先秦兩漢時期藝術的整體面貌，而且也對中國美學和藝術史中許多關鍵性理論問題作出了新的闡發。比如，作者認為，甲骨文對構建中國藝術觀念“信史”的起點極為重要。正是通過對甲骨文字和史前器物的分析，作者重申了摹仿作為中國上古圖繪藝術的基本理念的價值，並認為自傳說中的夏禹“鑄鼎象物”始，逼真地摹寫現實就是中國繪畫藝術不可動搖的基礎，認知功能對於中國繪畫永遠具有奠基性。這可以說是對學界長期流行的中國藝術重表現而輕摹仿觀念的有力糾正。論及漢代書畫藝術時，作者亦注意到漢代地圖與中國山水畫的關系，認為它有助於重新界定這一畫種的本質特性，即認知先於審美。但作者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進一步進入象征的層次，認為中國社會對物的倫理意義的引申，至少在新石器時期就開始了﹔中國社會早期的禮器，往往在具有審美特征的造型中包含著對天地宇宙的看法，充當了某種倫理、神學觀念的視覺相等物。而后世中國的山水畫，更是在根本上蔑視審美化的形色表現，將哲學性的顯道或寫意作為藝術的根本任務。這些看法均是發人深省的創見。
與許多專業化的藝術史寫作不同，《觀念史》一書選擇先秦兩漢對中國藝術觀念進行探討，目的並不僅僅在於美和藝術本身。作者多年致力於先秦兩漢藝術史研究，最重要的體會就是美和藝術與家國歷史的不可分割。或者說，在中國文明的起點處，美和藝術不但強力參與了國家制度文明的創構，而且為中國數千年的文明進程提供了精神支柱和理想指向。正因如此，本書以禮樂文明為核心的藝術觀念史建構，要求中國藝術史研究重新回歸中國歷史本身，就不僅是學術上的求真問題，而且是確立中國藝術的本體地位，並從中提煉出民族性的藝術精神的重要前提。這也是該書在觀念與方法上提供的重要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