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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智庫成果的成功轉化，不僅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並從中獲取收益，還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於促進高校智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應緊緊抓住成果轉化這個“牛鼻子”，創新有利於成果轉化的制度和機制，破除不利於成果轉化的瓶頸束縛，從根本上促進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又好又快發展。
2014年，教育部《中國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推進計劃》出台，提出要大力建設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為黨和國家提供科學咨詢和智力支持。高校智庫與其他智庫相比，具有學科門類齊全、高端人才集中、學術氛圍寬鬆、國際化交流廣泛、社會信任度較高等獨特優勢，可以在保持較大獨立性的同時對政策議題和政策過程產生較大影響。因此，在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中，高校智庫具有相對特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近年來，黨和國家對高校智庫建設高度重視，實踐探索更是呈現井噴態勢。然而，由於受到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絕大部分高校智庫存在成果質量水平不高、成果轉化渠道不暢、成果轉化機制不完善等障礙，制約了其咨政建言、政策評估、輿論引導之功能的發揮。在高質量智庫及智庫產品需求日益旺盛的今天，如何在繼續加強高校智庫多出成果、出高質量成果的同時，促進智庫成果更加及時、有效地轉化與應用，以更好地為政府決策服務，是當前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建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成果轉化面臨難題
自2013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以來，高校智庫作為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得到蓬勃發展。
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特”在於，由於中國與西方國家的國情、社會制度和教育理念不同，高校智庫不能全盤照搬西方主流大學智庫的運營模式，而是著力打造兼具“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智庫，其知識生產也是立足於中國具體實踐的“知識創造”。建設特色新型高校智庫，要求探索出一種既接受統一領導又能實現相對獨立發展的新型模式。
特色新型高校智庫的“新”則在於，一是管理機制的“新”，包括組織形式、管理方式以及高校之間、高校內部的協同方式與項目評價機制等，改變學科和人員間封閉分散、各自為戰的局面。二是研究內容的“新”。各高校智庫應立足於自身優勢和學科特色，圍繞“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著眼於黨政決策需要、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需要開展前瞻性、創新性研究，增強成果的針對性，提高成果轉化的可操作性。三是研究手段的“新”。在當前2011協同創新中心、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等研究機構的基礎上，著力建設一批由田野調查、統計分析、案例集成的數據庫和以模擬仿真、實驗計算研究為手段的研究機構，促進文理融合，推動跨學科研究。
然而，“特色”不鮮明、“新型”不突出的問題如今仍舊突出，這使高校智庫成果轉化面臨重重困難。
一是智庫成果質量不高。當前，大多數智庫研究人員仍然熱衷於從理論上進行邏輯論証，缺乏深入一線的數據採集與調研分析。一些科研選題與社會現實問題相分離，往往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從理論到理論，導致高校智庫的咨政建言要麼大而空、缺乏操作性，要麼過於技術化，沒有上升到戰略政策層面。
二是智庫成果轉化的動力不足。作為智庫成果的供給方，大多數高校偏重理論研究，在課程設置、研究導向安排、科研經費資助、評價考核體系等諸多方面都表現出重理論、輕應用，重論文、項目、著作、獲獎，輕研究成果的實際貢獻和咨政成效的傾向。高校智庫人員實際上處於較為尷尬的邊緣位置，導致其對現實問題的應用對策研究往往缺乏探索的積極性、主動性，對應用成果是否轉化和轉化后的后續工作更是缺乏必要的關注。
三是智庫成果轉化的政策環境約束。政策環境以顯性或隱性的狀態規范、制約著智庫成果轉化。政策環境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大多數高校缺乏充足的研究經費和穩定的研究隊伍，也鮮有從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制度設計等方面給予智庫發展以必要的政策性保障。第二是大多數地方政府沒有從科研政策、法律條件和市場條件等方面，創造一個有利於智庫成果轉化的政策環境，難以最大限度地調動高校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積極性。
四是智庫成果轉化機制缺失。智庫成果從潛在生產力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智庫成果轉化過程中，高校智庫是知識的生產者，是供給方，政府和企業是成果的需求方。這裡的政府既是成果的需求方，亦扮演著推動成果轉化的調控角色。聯結供給方和需求方的是中間媒介，起著橋梁和紐帶作用。當前，除了少數政策研究者，多數智庫研究人員難以直接接觸決策部門，導致智庫人員對政府的決策需求並不了解，智庫成果和決策需要相脫節。就政府層面而言，政府決策需要智庫的協作，但又出於自身和政治利益考量，以及高校智庫知識生產“質的下降”，政府對高校智庫的對話和信任基礎薄弱，導致思想產品市場的供需斷層。
創新機制推進成果轉化
高校智庫成果的成功轉化，不僅可以使智庫的研究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並從中獲取收益，還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和影響力，對於促進高校智庫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當前，應緊緊抓住成果轉化這個“牛鼻子”，創新有利於成果轉化的制度和機制，破除不利於成果轉化的瓶頸束縛，從根本上促進特色新型高校智庫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探索建立“雙環流”的中國特色“旋轉門”機制。一方面，鼓勵高校智庫研究人員到黨政部門挂職，也鼓勵具有一定理論基礎和研究能力的黨政機關干部（包括離退休干部）到高校智庫從事研究工作。這樣既彌補了高校智庫學術型人才多、應用性人才少的不足，促進高校智庫專業化的研究隊伍和流動化的人才隊伍兩支隊伍建設，也拓寬了高校智庫與決策部門交流、聯絡、合作的渠道，提高智庫研究成果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依托優勢學科或特色研究領域，整合跨學校、跨學科的相關知名專家學者，聯合黨政機關，組建“官、學、研、用”模式的研究中心或研究院，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大課題的攻關研究，生產出一批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高質量成果，並把研究成果通過各種形式主動、積極地滲透到有關決策部門中去。
其次，完善高校智庫的多元投入機制。政府要有專門的財政預算來支持高校智庫的發展。政府對於高校智庫的財政支持，一方面可以採取固定資助的方式，用於加強智庫的團隊建設，另一方面通過項目合作以採購智庫成果的方式進行。此外，應鼓勵民間資本、社會公益基金、企業和個人對高校智庫的投資或捐贈。多元經費投入是最大限度地實現智庫研究客觀性、獨立性的根本保証，同時，也是促使高校智庫研究人員扎根某個領域進行“精耕細作”，形成精准的有效智庫知識生產體系的根本保証。
再次，完善有利於高校智庫成果轉化的科研評價制度。應突破倚重“學術論文、縱向課題、學術內部評價”的科研評價傳統，根據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的不同，將智庫成果納入學術評價體系中。將聚集一流專家的能力、接近決策部門和政策精英的可能性、在學術界和媒體領域的網絡關系、研究報告的數量和質量的穩定性、媒體曝光率、建議被採納的比例等作為評價的主要指標。
最后，完善高校智庫研究成果的推介機制。建立高校智庫成果推介的公共平台和智庫成果採購制度，促進智庫轉化的社會化、市場化步伐，並明確決策部門採購成果的標准和程序，按“質”付酬﹔拓寬成果的轉化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載體的信息報送和傳播機制﹔充分利用新媒體和新聞發布會、座談會、論証會、智庫論壇、藍皮書等多形式載體進行宣傳、推介、推廣，打造應用對策研究的知名品牌，增強智庫成果的社會影響力。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江蘇省“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