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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研究”負責人、國防大學副教授
新聞史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國際傳播事業始於抗戰時期。從那時起，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作為抗戰最主要的政治力量，在充分認識到國際宣傳極端重要性的基礎上，圍繞國際形象和話語權，展開了持續、系統的國際宣傳實踐和競爭。抗戰中后期，國共兩黨在國際宣傳上優勢對換，促進了兩黨在政治實力上的優勢對換，深刻地影響了戰后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
國共兩黨國際宣傳
優勝態勢的艱難轉換
抗戰伊始，國共兩黨都通過制定出台專項文件法規、成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將國際宣傳納入政黨全盤工作之中，制度化地處置國際宣傳事務，進行專門安排和周密組織。兩黨相較，國民黨方面在人財物投入力度、相關實踐的規模化專業化程度上明顯佔有優勢。國民黨國際宣傳處在境內境外布設了完備架構，與外交機構密切合作，穩定開展工作﹔反觀中國共產黨，雖然也在東南亞等地相繼建設了一些宣傳站點，但大都規模小、維系時間短，尤其難以在美英等重要的國際宣傳目標國家持續開展宣傳。國民黨組建掌握的國際短波台、中央社等媒體具有相當的國際覆蓋力，而中國共產黨雖在新華社新設了英文部，但信息傳播很難直接達及海外社區。
但從實際效果看，國民黨並沒有因為物質投入、媒體實力、組織規模等方面的優勢而收獲更多的國際輿論支持，反而隨著戰局每況愈下﹔而中國共產黨逐漸把握了國際宣傳的主導權主動權，進而取得整體性的優勢。具體表現有三：第一，以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國際宣傳組在重慶的出色工作為代表，中國共產黨逐漸取信於外國在華記者，溝通交往順暢友好，而國民黨則因其嚴苛、偏狹的管理政策，開始遭遇在華外國記者群體性的反感和反抗。第二，以“3S”（史沫特萊、斯諾、斯特朗）的頻繁到訪延安和1944年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根據地持續6個月的採訪活動為代表，中國共產黨成功將根據地建設成就和黨的良好作風大規模傳播至海外輿論場。第三，以美國官方代表團——美軍延安觀察組進入革命根據地與中國共產黨展開深入交流為代表，國民黨在美國全力組織的反共“特種宣傳”全面失敗，我黨的政治先進性以及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貢獻獲得充分承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政治格局中真實力量和合法地位得到深度接受，外宣的成功推動實現了外交的破冰。
政治先進性奠定中國共產黨
國際宣傳的優勢
歷史往往經過時間沉澱后才看得更加清晰。今天整體性地反觀史事，我們可以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說，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宣傳優勢是由黨在宗旨、作風等方面的政治先進性優勢所決定的。從斯諾、白修德、愛潑斯坦等人的作品看，正是黨的政治生活清廉民主、生活作風的艱苦朴素、堅持抗戰的戰斗精神以及黨的領導人的人格魅力，使其對中國共產黨的認知由陌生到熟悉、態度由平淡到欽佩、立場由中立到支持。相反，國民黨方面與外國在華記者的離心離德，在國際輿論中原本良好正面的形象資產迅速流失，主要是因政治腐敗、消極抗戰、罔顧民生等政治統治落后性不斷暴露，丑聞不斷。最終，在抗戰后期，延安在國際輿論中成了進步、光明的象征，同時，國民黨腐朽、落后的印象也在國際輿論中逐漸定格。
第二，中國共產黨極強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為迅速打開國際宣傳局面提供了強力支撐。較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宣傳工作能夠更好地實現統一領導、高效組織和科學調適。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中共中央就著眼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很快確定了新的對外關系處理原則，改變了一概反帝的政策，並據此高效率地完成了加強國際宣傳的工作安排和機構設置，快速形成相應的工作布局，創造性地開始工作，迅速打開局面。斯諾陝北之行，就是中共中央以及駐北平、上海、西安等城市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主動作為、周密籌劃和協同組織的結果﹔中外記者參觀團到中國共產黨根據地的長時間活動，也是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延安交際處以及其他根據地機構各司其職、銜接配合來組織實施的。此外，中國共產黨還特別能夠根據政治和軍事工作全局的需要，實事求是地制定國際宣傳方針，並通過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使這些方針能夠切實貫徹。相形之下，國民黨方面的國際宣傳機構雖然實力頗強，但卻多有掣肘，科學的決策動輒得咎，偏頗激進的舉措反而漸成常規。國民黨國際宣傳處在抗戰后期雖專門安排工作整頓，但卻背離初衷，工作成效非但毫無改進，反而更為倒退。
第三，在爭取外國在華記者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包容開放態度，起到了感召引領的直接作用。外國在華記者是爭取國際輿論的關鍵節點。抗戰中后期，在國民黨對這一群體日漸提防和不滿之時，1944年8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卻將外國記者團對根據地的訪問定位為：不是“普通行為”，而是“我們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我們外交工作的開始”，表現出團結、爭取外國記者的大胸懷和大局觀。在組織協調中外記者組團採訪根據地的過程中，周恩來提出“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理念，以及“民族、人民和黨的立場，主動，真實，誠朴，虛心，認真”開展工作的具體原則。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靠自身的優良作風、魅力等大巧若拙地吸引和征服美英記者，另一方面則通過充分滿足記者新聞需求，在安排採訪對象、參觀內容方面的精心設計，巧妙地展現過硬的証據來戳穿國民黨方面的各種歪曲之詞。
而國民黨對於外國在華記者的態度，卻從抗戰中后期開始，日益刻板僵硬，新聞檢查、限制採訪、懲戒記者成為主要工作方法。1942年11月27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通過的《對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就一廂情願地要求國際宣傳工作“應更加注意於本黨建國主義之宣揚，以正國際人士之視聽”。國民黨的信息發布，對戰事消息多加涂抹，失敗的消息絕口不提，而有小勝則極力夸大，還多用繳獲武器“無算”等極為夸張和模糊的語言進行不實渲染，遭到白修德等名記者的激烈批評。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也在向國內的報告中專門提及，國民黨國際宣傳對於不利於己的消息視而不見，聚精會神於渲染夸大的符號，逐漸喪失公信力。
總的來看，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宣傳盡管受到各種不利條件的約束，但憑借政治上的先進性、有效的動員與組織能力，贏得了國際宣傳的主動權，成功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傳播於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