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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浙江大學副教授
胡可先教授多年來利用出土文獻尤其是墓志文獻研究唐代文學，功力深厚，成果卓著，已經先后出版了《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和《考古發現與唐代文學研究》。而這部新著《新出石刻史料與唐代文學家族研究》（入選2016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無疑是其日積月累的水到渠成之作，也是出土文獻與唐代文學研究裡程碑式的論著。該著作以出土文獻為基礎，參照和印証傳世文獻，以重要的文學家族為切入點，研究唐代九個重要的文學家族，以文學發展為旨歸，關涉地緣、黨爭、科舉、婚姻等諸多方面考察唐代文學的生態環境，為唐代文學家族的研究開辟了新的局面，建構了新的體系。
新材料的挖掘和運用是該書的顯著特色。新材料的發掘一向是推進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手段，20世紀以來，我國的唐代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新文獻的運用居功甚偉。作者在這方面體現出前沿的姿態與窮盡的視野，這也是胡可先教授一貫的治學特長。新著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新出家族人物墓志宏富而數不勝數，聊舉數例：研究韋應物家族，利用了新出墓志五方﹔研究韋氏鄖公房，挖掘到其家族新出土墓志不下二十方﹔研究靖恭楊氏家族，收集到其家族墓志九方﹔與大詩人杜甫相關的墓志，收集到二十余方﹔杜佑、杜牧一系，挖掘到新出墓志六方﹔研究王之渙家族，利用新出墓志九方﹔研究范陽盧氏家族，收集到其家族墓志八十八方，等等。如此數量眾多而達到相當規模的家族墓志群，無論是在唐代墓志研究史上還是在唐代家族研究史上都首屈一指。
唐代家族承六朝門閥士族而來，在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家族研究一直是唐史研究的重鎮，相對而言，家族歷史學層面的研究較為深入，而如何研究家族文學卻是一個雖有觸及卻尚未深入的領域。新著利用新出文獻研究唐代文學家族，其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家族墓志文學的研究。“家族文學”概念的提出無疑是新著最具開拓性的理論創新。這一概念由文學家族而出卻以文學為旨歸，將家族的文學研究概括和提升到新的理論層面。該書以家族墓志為對象，研究了豐富多彩的家族墓志文學，如文學家自撰墓志，家人或族人所撰墓志，包括墓主的兄弟、堂兄弟、子、侄、孫、外甥、女婿所撰墓志，父親為子女所撰墓志，叔父為侄兒所撰墓志，合祔墓志、鴛鴦墓志，以及丈夫為妻子所撰墓志，妻子為丈夫所撰墓志等，闡釋了這些家族文學所體現出來的家人、族人情感及家族文化、家族精神等。
第二，文學家族世系的梳理。該書利用豐富的出土文獻資料，先后梳理出韋氏逍遙公房、韋氏小逍遙公房、韋氏鄖公房、河東薛氏、西祖薛氏、薛貽矩族系、楊漢公家族、楊嗣復家族、楊收世系、杜佑杜牧族系、王之渙家族、王勃家族、王維家族、唐代清河崔氏家族南祖房世系表、博陵崔沔家族、崔元略家族等諸多文學家族的世系表。補史傳、《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之不足，家族成員的傳承體系更趨清晰完整，為家族文學的研究鋪墊了堅實基礎。
第三，家族文學人物的梳理及其文學成就的考察。通過新出墓志建構以文學世家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體系，是文學研究需要開拓的重要方面，該書在這方面的價值和貢獻是顯而易見的。該書利用豐富的出土文獻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對重要文學家族的文學人物進行了系統梳理，並詳細考察了這些人物的仕宦、科舉、交游、文學成就等。這些家族文學人物的梳理為學界建構了一個宏大的家族文學人物體系，而對他們文學成就的考察也讓家族文學圖景更加清晰和細致。此外，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對傳世文獻中佚失的文學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如崔融文學世家的崔君實、崔懸解、崔懸黎、崔谷神、崔釋、崔至等。新的文學人物及其作品的挖掘不僅豐富了文學家族成員，而且做到了以新材料為基礎不斷地補充和重構原有文學圖景這一文學史家責無旁貸之任務。
第四，文學家族教育、家風、學術、傳統的研究。家族人物文學個性的形成往往與家族的教育、家風、學術、傳統等密切相關，而對家族教育、家風、學術、傳統的考察也反過來為認識家族人物的文學個性提供了深厚的家族背景。家族教育方面，主要研究了繼母教子與寡母教孤的士族母教。而家風、學術、傳統等方面，則有側重地研究了太原王氏家族的隱逸傳統、隋唐之際王氏家族的儒學傳承、崔氏家族的家風和文風，而薛曜和薛稷撰書碑志及其書畫與文學的考察則體現出薛氏家族的書法特長。這些研究對我們了解這些家族人物的文學特性無疑有著深刻的啟發，其中包括王之渙、王勃、王維等唐代著名詩人。
第五，家族婚姻、科舉以及家族與黨爭關系的研究。這幾個問題的研究集中體現了唐代家族在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地位及影響。士族婚姻重閥閱，唐人墓志在墓主婚姻情況的敘述上往往不惜筆墨，婚姻是維系家風和家族地位的重要方式。除了論述崔、盧、李、鄭、王等望族之間的聯姻，該書還研究了汾陰薛氏家族與李唐皇室聯姻的情況，弘農楊氏家族與詩人白居易、柳宗元、韋應物聯姻的情況，以及杜佑以妾為妻等問題，共性中又體現出不同地域家族、家族不同階段乃至家族不同人物的個性，廣闊全面而又豐富飽滿。唐代選官科舉代替門閥，一些名門望族憑借積澱已久的文化優勢在科舉制度中大顯身手，完成了從“門閥士族”到“科舉家族”的轉變。該書對崔氏進士登第及知貢舉者的情況以及弘農楊氏登第及知貢舉者的情況等都有著詳盡論述，體現出世家大族在文化上的社會優勢。唐代家族的社會地位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望族興衰也與政治有著千絲萬屢的關系，關於家族與政治的研究，該書著重論述了弘農楊氏與牛李黨爭的關系，並進而推展到對中晚唐文學生態的考察。
此外，該書在利用新出墓志來補充和闡釋經典作家和重要問題等方面也做了精彩的考論，如“城南韋杜”與“杜陵野老”釋証以及杜甫詠書家和書法作品的釋証等。
總而言之，該書是一部資料豐富、辨析細致、精審嚴謹的專著，體現出作者嚴謹的學風與文風。對於學術研究而言，該書更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啟迪：隨著新出墓志與相關石刻文獻的不斷豐富，“家族文學”的研究空間會進一步擴大，如果將相關的家族文學活動以及家人書信、家人贈答唱和詩、家人祭奠文等其他文體納入考察范圍，或許能讓“家族文學”這一概念更具理論普遍性和學術影響力。以新出石刻史料為依據，進一步將唐代歷史與唐代文學史進行融合研究，能夠多元化地拓展學術研究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