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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布】
與我國正在進行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相比，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的轉型升級在某種程度上更為迫切。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令世界各國尊敬的國家，是很多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年輕人的就業目的地。但在國內，有一部分人依然在用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來“觀照”中國，經常認為中國某些方面不符合“標准答案”。
應該認識到，來自西方中心主義的“標准答案”具有歷史階段性。改革開放讓中國敞開了大門，我們不僅吸納西方發達國家的投資，還學習其經濟管理和科學技術乃至思想體系。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形成的。作為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世界政治學科（過去習慣稱國際政治學或國際關系理論），很多內容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構建的，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比如著名的階級論、帝國主義論在一段時間內被邊緣化，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建構主義（簡稱“三大范式”）則非常流行。
了解並理解西方知識體系非常重要，否則就不知道對方所思所想，無法和其對話。但是，一定要認識到，從比較政治學中的現代化和民主化范式，到國際關系理論的“三大范式”，都是為既定的西方國內政治結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以學術范式的形式維護西方的國家利益，中國人按照這些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去研究中國政治、中國的對外關系，事實上是在強化他人的話語權。更重要的是，來自西方知識體系的世界政治學科（包括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理論）乃至整個社會科學，已經嚴重滯后於中國的實踐發展需要。
當前，我國與非洲、南亞次大陸、拉丁美洲等地區的非西方國家聯系較多、合作頻繁，但我們的相關知識積累明顯不足。不同於人文學科，世界政治這樣的應用型學科必須服務於重大現實戰略，這是學科性質所決定的﹔同時，其學科發展也是國家戰略帶動起來的，沒有國家戰略的需要，就沒有動力去發展這些學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比較政治學的興起以及發展理論的誕生（包括發展經濟學、發展政治學和發展社會學），均是由美國戰略需要帶動起來的。20世紀60年代后，美國年輕學者紛紛走向非洲，進入近鄰拉丁美洲，前往亞洲，把自己的理論運用到非西方社會研究中，並試圖去改造非西方國家。反觀我國當下，“一帶一路”已經成為世界政治學科中的研究熱點，但是我們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理解還相對滯后。在中國世界政治學界，研究非洲問題或東南亞政治的研究人員，出國留學或者進修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美國、歐洲，這種現象意味著我們還是在學習和研究歐美，而不是研究非西方國家，以至於我國世界政治學科面臨嚴重的知識短缺。
國家戰略需要和學科性質的關系決定了中國世界政治學科關注的焦點應該有一個大轉身：一方面，知識“存量”依然是重要的，因為歐美依然是中國的戰略關鍵所在﹔另一方面，中國迫切需要知識“增量”，即對非西方國家的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正如我們有很多美國、歐洲、日本問題專家一樣，中國需要更多的非西方國家的國別問題專家。辨識國別專家的基本標准是，要熟悉當地語言，在當地有學術界或者政界的朋友，當重大事情發生后能迅速根據專業的國別知識做出判斷。就此而言，我國的非西方國家的國別問題專家恐怕為數不多。要培養此類專家，應做好幾方面的工作：過語言關，支持更多的人學習西班牙語、法語和阿拉伯語等，這就需要進行課程調整，增加對本學科學生的小語種教學﹔調整留學政策，資助研究非西方國家的學者、學生前往其研究對象國去體驗、學習和生活﹔提升去非西方國家留學的待遇——這是很多發達國家曾經採取過的政策﹔中國年輕人要有奉獻精神和冒險精神，因為與去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去非西方國家要面臨更多的困難。
研究非西方國家不但是一種知識轉型，更將是我國世界政治科學的升級。中國是非西方國家的一個代表，研究歷史上的中國對外關系就能強烈地感受到，很多來自西方國家的國際關系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比如，無法用“國強必霸”的現實主義理論來詮釋奉行“天下觀”的中國﹔“修昔底德陷阱”不能用來分析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很多美國學者隻關心美國主導的“自由世界秩序”，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卻少有了解……理解中國有助於國際關系理論的反思和發展，而研究非西方國家，勢必會給流行的國際關系理論帶來更多的挑戰。
總之，我們熟悉的關於發達國家的知識依然重要，但在當下，我國對非西方國家的知識更加渴求。就研究發達國家的國際政治學科而言，研究重鎮主要分布在一些名牌大學的國際關系學院，而一些邊疆地區的大學利用“地利”優勢，在研究非西方國家的領域已經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使得我國世界政治學科格局發生了微妙變化。“一帶一路”倡議為邊疆地區的國際問題研究的“彎道超車”提供了難得機會。這也意味著，傳統的國際關系研究重鎮如果沒有危機意識，如果不能及時提供基於非西方國家研究的新知識，其優勢地位將會被大大削減。
（作者：楊光斌，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幾個流行的民主化理論命題証偽”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