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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歷代儒家石經文獻集成”首席專家、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
【專家論壇】
儒家經典由春秋戰國以至秦漢，言語南北，意義異轍，篆隸興替，文字歧出，一源十流，天水違行，需要有一種統一的文本，以使傳之久遠。熹平石經即應此而生。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固與今古文之爭有關，但也與唐、蜀及北宋二體石經一樣，是使用當時正體文字來統一經學文本，便於銓選與科舉。南宋所刊石經，有高宗籠絡群臣之意，清乾隆石經則成為高宗文治武功的標志。漢魏石經，幾經遷徙，損毀沉埋，至唐初已十不存一，唯時六朝拓本尚存，猶能想其仿佛。迨及開元，僅存魏石經拓本十三紙，以致漢魏石經共刊幾經，各經所用何種文本，皆已紛亂莫可究詰。宋趙明誠曾據北宋出土殘石，著成校記，惜散佚無存﹔南宋洪適集錄所存，著於《隸釋》，但其后五六百年間，石經研究幾成絕響。
清顧炎武等有感於元明經典文本歧出，始關注石經文字，杭世駿不僅補充、糾正前賢不足，並兼及唐宋等石經，拓寬了石經研究范圍。臧琳對洪適《隸續》卷四所收《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進行分解，析出其中有三體石經《尚書·大誥》《文侯之命》《呂刑》文字，跨出了魏石經研究艱難一步。孫星衍、馮登府繼臧氏之后，更分《春秋》和《左傳》之別，並重新連綴石經殘文，給人在視覺上感受到殘石的形制。自洪適在《隸續》中雲《儀禮》殘碑“每行七十三字”，從文字校勘中鑿破行款混沌，翁方綱循其思路，“於諸經所見殘本下各記其每行字數”，可謂已撩開漢碑形制復原一角。
光緒十八年丁樹楨得三體石經《君奭》殘石百余字，讓世人目睹了魏石經真面目。1916年，王國維取楊守敬所得《君奭》拓本比勘其古文字形。因為《君奭》殘石行款俱在，遂推定魏石經每行皆六十字，著成《魏石經考》二卷。連累而及地梳理熹平石經的經數石數，依清人成果考定為七經﹔魏石經則依據其復原的《三體石左傳遺字》圖計算，推測當時鐫刻到《尚書》《春秋》及《左傳》庄公中葉以前文字而止。經數與石數密切相關，他反復計算，最后定漢石經為四十六碑，魏石經為三十五碑。
漢石經用今文本，魏石經雖有《隸續》文字和《君奭》殘石，但文本很難確定。王國維從《文侯之命》和《呂刑》之間容不下《文侯之命序》十五字，定其所刊為馬鄭本《古文尚書》。王氏對魏石經的前后兩考，奠定了漢魏石經研究格局。其對漢石經的考証和認識，在逝世后由羅振玉來完成。
羅振玉於1929年開始纂輯《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錄》，循王國維復原石經的思路，對每行石經文字都計算其行字數，並重新考定《易》用梁丘本，《書》用小夏侯本，《禮》用大戴本。揭示今古文文本差異，如《魯詩》和《毛詩》的篇次、章次乃至章節多寡都有不同，《二雅》分什有別，証實了九百年前趙明誠“篇第亦時有小異”之說﹔《儀禮》之記與傳本文字亦有參差。至於各經書寫款式，如篇題佔一行，《易》卦文連書，卦畫當一格之位不空格，《魯詩》每篇、《春秋》每年、《論語》每章前都空格加點以示區別﹔各經每行字數雖有恆定而時有參差，並非一律﹔今文本與今所見傳本字數多有差異等等，都非經目驗殘石悉心考証者所無法想象，不僅加深了世人對西漢文本的認識，更主要的是凸顯了石經無可替代的學術價值，為復原石經碑圖奠定了基礎。
張國淦完成《歷代石經考》，適值羅振玉《集錄》陸續印行，於是考驗《集錄》行款，於1931年著成《漢石經碑圖》，將熹平石經排列成九十六碑，第一次主觀展示了1700多年前的石經樣貌。1937年孫海波出版《魏三字石經集錄》，圖示魏石經為二十八碑。張、孫二書之出版，標志著儒家石經這門學科基本建立。
石經學不同於石刻學，它局限於儒家石經而不包括其他各種碑刻﹔石經學不同於經學或儒學，它專指經學的石刻文本，是相應時代的標准文本而非一般抄本刻本。石經學是廣義文獻學的一個分支，但有其獨特的內容。石經文本建立是在當時政治統攝下，由官方選定一種文本精校后，用當時正字（必要時兼用數體）書寫、鐫刻的定本，具體落實在字體、石數、碑制（篇題、行款）上。因其材質、書法導致其有拓本，故有書法研究之價值﹔因年代久遠鐫刻經數不明，故有歷史考証之必要。儒家石經在宋代僅是著錄與校勘，清代有意識從今古文文本、行款上去認識，但仍多局限於文獻與文字字形考証。到王國維著《魏石經考》，才從經數、石數、經本、拓本、經文、篇題、古文、書法作全面考訂，經羅振玉、張國淦、孫海波之努力，綜合八要素成果，復原了漢魏石經碑圖。馬衡匯輯《漢石經集存》，在此之上又做了規整和增量工作。
石經學由研究漢魏石經而建立，可以輻射到其他五種石經的研究。其中唐石經、清石經形制具存，而蜀石經、二宋石經形制卻有很大的研究空間。即就漢魏石經而論，張、孫所圖遠非定論。我國台灣地區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屈萬裡著漢石經《易》《書》二書和其學生所撰《詩》《公羊》《論語》等殘字集証，都是在張《考》馬《存》基礎上精益求精﹔呂振端《魏三體石經殘字集証》也是在孫《錄》基礎上重新考証。20世紀50至80年代洛陽等地發掘出新漢魏石經殘石，學者先后綴合考訂，都有新的突破。
縱觀八九十年來的石經學，緣其他學科相繼興起成為熱點和石經書籍難覓等原因而顯得沉寂。我們試圖將所有石經拓本、題跋、專著、論文匯為一編，方便學界參考利用。在儒家簡牘頻繁出土的現今，匯集資料重振石經之學，意義重大。儒家經典文本，二千多年來因字體更替和傳抄舛誤，顯得異常復雜。將七朝石經作為不同時代實物坐標，不僅楚簡古文與魏石經古文相印証，可覘字形嬗變之跡﹔其文字文句文本與漢魏石經相校核，亦可窺兩漢今古文文本之異同。鎖定唐石經文本，朝前與敦煌殘卷、《經典釋文》、《五經義疏》和漢魏石經、出土簡牘乃至漢魏六朝碑刻引經相校核，向后匯集宋刻本，盡可能參証蜀石經、嘉祐石經殘石，則我們現今文本的流傳、演變之跡大致可得。
張國淦、孫海波圖示之碑式，石數、行款都已被新出殘石和深入的研究修正或調整，其間有行款問題，亦有今古文文本之異，今可參據新出殘石和簡牘資料復核、校正漢魏石經碑圖。由漢魏石經碑圖推衍，蜀石經和北宋石經的碑圖形制，以往少所涉及，近已有學者在這兩方面作出努力。
集文獻、文字、文本、碑刻、經義、經學史、歷史於一身的石經學，有其獨特的研究視野與路徑。七朝石經是歷史留存的儒家經典珍貴文物，蘊含著豐富的文字與文本信息。如何深入研究、恰當利用，是當今經學、歷史學、語言學、文獻學、碑刻學值得深思的一個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