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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蘇俄通訊’研究”負責人、揚州大學副教授
【研究心得】
“蘇俄通訊”，是指20世紀上半期中國作者在蘇俄實地採訪考察后，撰寫的有關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社會生活諸方面最新動態的報道文章和著作。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0世紀上半期中國作者的“蘇俄通訊”約有280篇（部），這些通訊在當時國內媒體上刊出，為正確認識蘇俄提供了新鮮信息，在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19世紀末、20世紀上半葉中國乃至世界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其傳播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展開：文本傳播和口頭傳播。而“蘇俄通訊”整合了前述兩種模式：一方面，“蘇俄通訊”由黨派創始人、政府官員、大學教授、知名編輯記者及勞工作者著成，它們是馬克思主義在蘇俄的新聞性文本的解讀，激發了人們走俄式革命建設道路的信念﹔另一方面，作者們無一例外地實地踏訪了蘇俄，通過耳聞目睹與內化思索，形成了自己的“社會主義觀”與“蘇俄觀”，歸國后採用演講、交談等方式，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蘇俄經驗的精准傳播。從歷史時段上看，“蘇俄通訊”產生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階段，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作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在社會主義“試驗場”蘇俄的親歷之作，“蘇俄通訊”本質上不能以普通新聞通訊作品等閑視之，而應看到文本背后的政治傳播意涵。無疑，它們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原始文獻，能夠為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研究邊界，提供豐富而新鮮的研究史料和獨特的理論視角。
為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提供新史料。中國“蘇俄通訊”皆非無關痛痒、事不關己的浮泛之作，即便是普通旅行者在行走、描摹蘇俄之時，胸中跳動的都是一顆“中國心”，思考的是中國革命與社會發展的前途命運。研讀他們的“蘇俄通訊”，可以看到在20世紀不同年代，中國人紛紛去俄尋找有關中國革命與建設的“秘方”。如：20世紀20年代尋找建黨、建軍的方略，30年代尋找“國家建設”與“根據地建設”的方略，40年代尋找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支持與“建國”的方略。這種不同年代不同主題尋找蘇俄經驗的過程，亦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作者們用凝結形成的中國思想、中國方案及中國策略，施行於革命與建設的實踐，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為拓展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研究提供新史料。“蘇俄通訊”是時代的記錄。這些蘇俄觀察之作，盡管作者身份、視角等不同，刊發的內容和媒體亦相異，但是作品解決了當時國內讀者極為關心的“蘇俄是什麼”“蘇俄怎麼樣”“中國怎麼辦”“世界發展方向是什麼”等時代命題。“蘇俄通訊”及時報道了蘇俄不斷轉換的時代主題：20世紀20年代集中報道了新經濟政策、電氣化運動，進入30、40年代，蘇俄國家政權日趨穩固，“五年計劃”“合作化”“教育改造”等成為通訊報道的主旋律。在社會主義實踐中蘇俄共產黨提出了列寧主義，30年代后又逐漸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這些新的經濟文化現象及先進理論成果，先后進入中國作者的採訪視閾。由於先天的理論優勢，屬於共產黨陣營的通訊作者報道蘇俄的成績最為突出。黨的早期創始人、領導者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人，以及黨的早期骨干分子如鄧穎超等人，行走蘇俄前飽讀馬克思主義著作。蘇俄的社會現實，給他們提供了鮮活的時代話題與思索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底本”。他們的“蘇俄通訊”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歷史文獻，也成為解讀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蘇俄情結”的重要文本之一。通過研究他們的“蘇俄通訊”，可以了解早期共產黨人對蘇俄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形象的塑造、對“資”“社”兩制並存時代命題的提出與解答，以及對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深入思考。此外，不少文化學者、民主人士，如鄒韜奮、茅盾、郭沫若等人皆是博學之士，學貫中西，他們往往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看待蘇俄，思考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們的觀點常常與共產黨人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他們的“蘇俄通訊”記錄了蘇俄社會的時代足音，亦記錄了自己對中國及世界發展前景的時代追問。
為拓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研究提供新史料。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共產黨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普及教育。與此同時，為滿足實踐與民眾的需要，蘇俄革命領袖列寧、斯大林等人也抓緊進行理論創作。斯大林的《列寧主義的基礎問題》被人民尊稱為“面包”。20世紀上半期中國的“蘇俄通訊”對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大眾化的過程、經驗進行了“層累式”宣傳，啟示人們，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從來就是一個過程，既有宏觀的制度與思想的大眾化，也有微觀的普通人群心理認同和民眾日常生活細節的折射﹔既有領袖人物的示范引領，也有大眾媒體的滴灌普及。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首先要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主體責任，同時要不斷推出大量“接地氣、冒熱氣”的馬克思主義宣傳作品，增強馬克思主義的吸引力。
總之，“蘇俄通訊”反映了當時國內民眾對社會主義蘇俄、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較為實際的認識。由於種種因素，這種認識的“高度”有所不同，“態度”亦各有差異，但從“蘇俄通訊”的主體內容與宣傳基調上看，它們大都主張把馬克思主義“蘇俄版”經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從這一視角觀察，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蘇俄通訊”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獨特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