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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鄉村建設思想（百年）史”首席專家、南開大學教授
【專家論壇】
精彩導讀
一個新的學科或新的研究領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的存在。學術用語或范疇的形成要遵循語言的基本規則，否則會引起表義的不確切或導致意義的混亂。從提倡“新某某史”的論証看，他們論定的“新”是基於研究理念、方法、視角方面，而這些不構成新學科、新領域、新方向的要件。
當代史學風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離了史學求真的學科特質。史學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為宗旨的。
就史學而言，每一次重大的變革都意味著其知識體系的變革，也意味著史學知識體系在不斷求真過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斷揚棄偽識和建構真知，是史學社會功能的體現。辨偽求真與實事求是，是史學學科知識體系建構的內在價值。
新時期以來的歷史學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成就，以新的樣貌標示了史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30多年來，伴隨著新史學大幅擴展的是新理論、新方法的不斷涌現和植入，以至於標新立異成為當代史學研究的一個傾向。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一味忙於求新、忙於引進，來不及消化、來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學理論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跡之外，並沒有引導中國史學產生一個實質性的改變。”（李振宏：《當代史學平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344頁）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新世紀以來形成一個頗具聲勢的朝向，即，“新某某史”（比如新文化史、新社會史等等）的相繼推出畫出了一條著意“求新”的當代史學演進軌跡。
逐新風尚一路猛進，雖然論証內容或有不同，但其思維方式和立論模式卻基本一致。某種意義上說，它構成了新世紀以來史學演進的總體趨勢。其中，的確有務實求真的創新性成果的推出，為新時期史學的開拓建構助力頗多﹔但也出現了一些逐新求異的流風，即，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論框架中添加中國史料，形成所謂新的成果。正如嚴耕望先生曾經批評的那樣：“中國史書極多，史料豐富，拿一個任何主觀的標准去搜查材料，幾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選樣的史料來証成其主觀意念，何況有時還將史料加以割裂與曲解。”即使從規范的學術話語表義上看，顯然也有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
刻意標新的各種史學訴求層出不窮，在“新某某史”的標幟下一時蔚然成風。這與20世紀80年代社會史和文化史的崛起完全不同，它們畢竟有相對於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之外的特定研究領域或研究對象，盡管學者對其具體研究對象的內涵和外延有不同認識，但其中心內容是相對確定的——社會史研究社會的歷史，文化史研究文化的歷史，在這一點上不會有歧義。逐新流風所及的許多“新某某史”，就研究對象、研究領域或者研究方向而言並無新異之處﹔其所謂的新，按其提倡者的論証主要是研究方法、理論、研究視角或問題表述的“新”而已，甚至有些研究只是換了一套話語模式，新詞、新語、新概念、新樣式。
我們知道，一個新的學科或新的研究領域，以及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其前提是具有相對獨立的研究對象的存在。學術用語或范疇的形成要遵循語言的基本規則，否則會引起表義的不確切或導致意義的混亂。從提倡“新某某史”的論証看，他們論定的“新”是基於研究理念、方法、視角方面，而這些不構成新學科、新領域、新方向的要件。就學術研究而言，新方法、新理論、新視角等是可以運用在幾乎所有學科研究中的，如有學者特別提出的“向下看”視角，國家與社會理論以及“微觀深描”等方法，並不是也不可能是“新某某史”的專用學術范疇，它同樣適用於政治史、經濟史，乃至事件史（如太平天國史、洋務運動史、義和團運動史等）研究，僅僅依憑研究理論和方法的趨新即推出一個“新某某史”，不合乎學科發展的規則。今天即使研究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義和團運動等，其視角、理念或者話語方面也與傳統研究大異其趣了。即便如此，也不應該刻意標舉出新太平天國史、新洋務運動史和新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領域或方向。學術概念和學術范疇應當在嚴謹、准確、規范和科學的前提下精確凝練。
當代史學風尚在刻意求新的追求中，似乎疏離了史學求真的學科特質。史學在其孕育形成之初就是以求真為宗旨的，正如劉家和教授所言：“中西史學都是力求在‘求真’與‘致用’的張力中來確保自身的學術地位的。”求真乃史學之所以為史學的根本宗旨。概而言之，史學之求真可分四個方面：
考訂史料之真實。史料是過往社會遺留下來的各種痕跡，是認識、解釋和重構歷史所必需的材料。史料可以分為直接史料和間接史料，或稱為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史料有真偽之別，亦常存真偽相混之事。歷史研究的對象是已經過往的客觀實在，史學工作者無法直接認識自己的研究對象，而隻能通過歷史資料（文獻的或實物的）去達到對客觀歷史的認識。因此，歷史研究的第一個前提，便是“隻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展開自己的工作。（李振紅：《歷史學的理論與方法》，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0頁）
歷史資料的形成非常復雜，其間冒名作偽、以假亂真者有之，傳抄中筆誤脫漏者有之，保存流轉中錯亂佚失者有之，歷代傳注者憑臆己斷、妄改致誤者有之……撇開歷史資料所反映的歷史真實性不談，單就資料本身而言，要看清它的真實面目也非常不易。這就催生了旨在求得史實之真的辨偽學、校勘學、輯佚學、版本學、考據學和史料學的成熟。
揭示史實之真相。史料學只是歷史科學中的一門學科，史料學不等於歷史學。隻搞史料的考訂、編排，最多能把一個個的個別史實弄清楚，而不能找出各種史實之間的互相聯系，發現歷史真相。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他們至多是積累了片斷收集來的未加分析的事實。歷史史實紛繁復雜，每一史實本身都牽涉到人們的利益關系，肯定或否定一個史實意味著揭示或掩蓋一個真相。“史學應當實事求是”（【英】E.H.卡爾：《歷史是什麼？》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90頁），“闡明歷史真相”是歷史學家的責任，這既是歷史學的基本規范，也是中國史學秉筆直書的傳統品格。史學研究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學術流變，但揭示史實之真相卻是史學之所以為史學的基本特質。因而，史學研究的要義在於辨偽求真。
構建史學之真知。歷史學在不斷追求真知的過程中，將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性知識和那些被千百次研究實踐証明了的成功的經驗進行科學抽象，建構起史學的學識真知，以指導人們的認識活動和實踐活動。“歷史是一個選擇的體系……他從大量的因果關系中抽繹出因果關系，也僅僅是這些因果關系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意義的標准是：歷史學家能使這些因果適合其合理說明與解釋模式的能力。”（《歷史是什麼？》，第205頁）史學研究建構歷史的同時，也是史學知識體系的建構。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錯綜復雜的，人們對它的認識受時代的制約和條件的限制，關於史學的知識體系和知識結構，隻能是時代的產物。他們隻能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的條件下進行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他們“便認識到什麼程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卷，第562頁）就史學而言，每一次重大的變革都意味著其知識體系的變革，也意味著史學知識體系在不斷求真過程中的自我完善。不斷揚棄偽識和建構真知，是史學社會功能的體現。辨偽求真與實事求是，是史學學科知識體系建構的內在價值。
洞悉歷史之真理。處理史料以了解史實，須通過解釋始能達成。歷史如果沒有解釋就不成其為歷史，而只是史料。史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或其學科魅力之所在，就在於對於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不竭探求和獲取。20世紀初梁啟超就提出“新史學”應該超越“帝王家譜”式的舊史學，在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中求得“公理”“公例”﹔認為新史學應該立足於探求歷史演進的學理之真。“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歷史學的終極追求就在於“發現這些規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4頁）所以馬克思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
總之，史學研究的唯一訴求是求真而非求新。正是在不斷探求史料之真、史實之真、史識之真和史理之真的基石上，建構了史學的本質特征，奠定了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的學科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