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3期

根據本項目成果的整體設計和有關會議決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最終成果的《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應有一篇能夠統攬全書的“緒論”，並委托首席專家執筆起草，經項目編纂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修改定稿后，冠於《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一卷正文之前。鑒於項目組下一階段工作重點將轉入撰寫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擬將《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征求意見二稿）提交會議討論，以便達到凝聚智慧、統一思想的目的。秘書處決定在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刊發，以便各位專家學者有較多時間對此進行思考和斟酌，期待各位專家學者在會上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見和建議。

《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

（征求意見二稿）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中華民國新聞史”（編號13&ZD154）的最終主體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亦簡稱“民國新聞史”）是再現和研究中國新聞業數千年發展歷史進程中的“中華民國時期新聞業”（亦簡稱“民國新聞業”）產生、發展、變化的歷史及內其規律的專門史學，既是與“中國新聞通史”對應的“中國新聞斷代史”組成部分，也是與綜合性“中華民國史”對應的“中華民國專門史”組成部分。本緒論主要就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進程、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對象、民國新聞史的階段劃分、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思想原則、本項目研究的成果體系和工作組織等涉及全書的問題作一總的介紹。

一

本課題研究是在中國新聞史學界發端“民國新聞史”研究后數十年學術積累基礎上進行的。自孫中山1912年元旦領導在南京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至今為止的100多年間，中國新聞史學界以“民國新聞史”為對象進行學術研究的發展歷程，大致分成如下四個階段：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起步發展階段

以民國新聞史為對象進行的學術研究始於袁世凱死后的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第一部涉及民國新聞史內容的著作是姚公鶴所撰並於1917年公開發表的《上海報紙小史》。《上海報紙小史》所述內容的時間跨度上自《申報》創辦的1872年起，止於袁世凱稱帝失敗病逝的1916年。作者在書中對“上海報界實體上變遷沿革盛衰興廢之大要”做了圖景式的描繪與分析，尤其是關於“上海報紙的經營與印刷情況”、“上海報人地位的演變”、“上海新聞報紙報道形式的發展”、“民眾對上海報紙的態度”及“上海報界公會”等內容，已具有較明顯的“研究”色彩而不僅僅是史料記錄。

自《上海報紙小史》開先河后，記載和研究民國新聞業的著作就連綿不斷。主要成果有：申報館編印《申報館紀念冊》（上海申報館1918年）、陳冷主編《時報館紀念冊》（上海時報館1921年）、上海新聞報館編《新聞報卅周年紀念冊》（上海新聞報館1922年）、黃炎培編《最近五十年：申報館五十周年紀念》（申報館1923年）、汪英賓著《中國報刊的興起》（英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924年）﹔蔣國珍著《中國新聞發達史》（上海世界書局1927年）、戈公振著《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張靜廬著《中國的新聞紙》和《中國的新聞記者》（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黃汝翼著《新聞事業進化小史》（上海中央日報社1928年）、上海日報公會編《上海之報界》（上海中華書局1929年）﹔黃天鵬著《中國新聞事業》（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項士元著《浙江新聞史》（杭州之江日報社1930年）、杜超彬著《最近百年中日兩國新聞事業之比較》（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會1931年）、趙敏恆著《外人在華新聞事業》（中國太平洋國際學會1932年）、燕京大學新聞系編《中國報界交通錄：新聞學研究第2號》（編者1932年印）、胡道靜著《上海的日報》、《上海的定期刊物》和《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通志館1935年）、楊家駱著《中國期刊社報社通訊社一覽表：民國史稿副刊之一》（南京中國辭典館1935年）﹔郭步陶編著《本國新聞事業》和謝六逸編著《國外新聞事業》（上海申報館出版）、林語堂著《中國報刊與輿論史》（英文，上海凱利爾和威爾士有限公司1936年）、馬蔭良著《中國報紙簡史》（英文，上海申報館1937）、邵介著《中國報史述略》（福州中央日報社1937年）和吳成著《非常時期的報紙》（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等。

這一階段既是民國新聞史從起源到起步發展的階段，也是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迅速發展階段，更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黃金階段。從南京國民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1927年4月到1937年日本為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制造的“七•七事變”爆發前的這十年間，中國學術界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新聞史研究出現一個高潮：1918年至1926年間的8年間一共出版（印行）與民國新聞史有關的書籍6種（5種大報“紀念冊”及汪英賓《中國報刊的興起》）﹔從1927年到1937年10年間共出版（印行）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34種，除了3種大報 “紀念冊”外，其他都是研究性質著述或編著。這一階段對民國新聞史研究主要特點有三：一是在宏觀研究“中國新聞史”的著作中順延介紹到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程，如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該書撰於1925-1926年間，全書6章約28萬字。其中第五章“民國成立以后”和第6章“報界之現狀”即是對民國新聞史的研究，其篇幅佔全書一半。二是一些著名大報如《申報》、《新聞報》、《時報》等紛紛編輯出版“紀念冊”介紹到各報在民國時期的發展歷程，勾勒出了中國進入民國時期近二十年間新聞業的發展歷程﹔三是出現了一批以研究新聞史為學術特長的學者。最著名的是戈公振，其《中國報學史》是20世紀唯一的一種有外文譯本、享譽國內外的中國新聞史代表作。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戰時”發展階段

就在新聞學界對中國新聞史（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方興未艾的1937年，中國政治軍事外交態勢發生了重大變故。這年7月7日爆發的“七•七事變”，迫使中國從原先發展軌道轉向“戰時”狀態下全民族抗日救亡階段。包括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也隨之進入戰亂動蕩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在中國抗戰勝利后因美國的介入延續到國共兩黨軍隊決戰塵埃落定的20世紀40年代結束為止。

這一階段產生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如：趙君豪著《中國近代之報業》（香港申報館1938年）、胡道靜著《報壇逸話》（上海世界書局1940年）、戈公振著《新聞學》（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初版）、（法）淮爾（G.Weill）著，宋善良譯述《日報期刊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中美日報讀訊會編《新聞史綱》（上海羅斯福出版公司1941年）、余戾林編《中國近代新聞界大事記》（成都新新新聞報館1941年）、章丹鳳著《近百年來中國報紙之發展及其趨勢》（上海開明書局[桂林]1942年）、寄鷗的《武漢新聞史》（1943年）、容又銘編著、馬星野校訂《世界報業現狀》（桂林銘真出版社1943年）、管翼賢著《新聞學集成》（中華新聞學院1943年）、趙君豪著《上海報人的奮斗》（重慶爾雅書店1944年）﹔程啟恆著《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出版社1944年初版）﹔程其恆編《各國新聞事業概述》（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4年初版）﹔龍之鵬編著《各國新聞事業透視》（重慶大華書局1944年）、蔡天梅編著《新民報社史》（新民報社1944年）、吳憲增編著《中國新聞教育史》（石門新報社1944年）、史梅岑編著《新聞學綱要》（河洛日報社1945年版）、胡道靜著《新聞史上的新時代》（上海世界書局1946年）等等。

這是一個戰亂不斷的動蕩年代——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延續14年的共同目標，圍繞抗戰勝利后中國走什麼道路進行的國共兩黨三年決戰所帶來的戰時頻仍和對社會文化積澱以及生產力的破壞，決定這一階段是學術研究極端困難的年代，不少處於學術研究盛產期的學者投筆從戎報效祖國，從而使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力量大大減弱，成果數量和質量都明顯下降﹔更是一個魚龍俱下的歷史階段，一方面是為民族獨立和解放不屈奮斗的仁人志士堅持民族氣節披荊斬棘﹔另一方面是一些認賊作父的漢奸文人（報人、學人）借“學術”之名恬不知恥地為主子效勞，為自己臉上貼金。縱觀這一階段民國新聞史的研究成果，我們認為有如下幾個比較明顯的特點：首先是在極端困難的社會環境中，一批新聞史研究者克服困難堅持研究，使得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困難環境下保持了研究脈絡的延續。由於“九•一八事變”是發生在地處相對邊陲東北地區，日本侵略我國東北的行徑對內地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干擾還須時間，所以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前，內地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受影響還不明顯。從1932年到1937年的6年間，仍然產出了17件成果（其中學術性著述有11種，佔所有成果的64.7%）。 二是這一階段的民國新聞史研究成果被烙下了清晰的時代印記。一些成果名稱或成果生產者署名中出現了“戰時”、“非常時期”乃至“戰時新聞檢查局”、“新聞監察局”等，為當時的“戰時”氛圍和管理機制留下了印記﹔另外一些成果的產出者則是眾人皆知的漢奸文人（報人、學人）如管賢翼的《新聞學集成》、吳憲增的《中國新聞教育史》等所謂“學術著作”出版。三是由於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一部分的屬性，中國抗日戰爭一方面需要世界各國的支持和聲援，另一方面也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做貢獻，所以在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也就出現了一批把民國新聞史放在世界新聞史中研究或是把中國新聞史和外國新聞史進行比較研究的成果，如《世界報業現狀》（容又銘編著、馬星野校訂）、《各國新聞事業概述》（程其恆）和《各國新聞事業透視》（龍之鵬）等。四是1946年6月26日全面內戰爆發。此后，共產黨領導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退卻到戰略反攻，國民黨軍隊則從全面進攻到重點進攻再到全面潰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解放軍佔領后一遷再遷，最后在祖國東南沿海台灣島苟延殘喘。在全面內戰環境中，“和平建國”成為泡影，學術研究無從談起，包括民國新聞史研究在內的學術研究成果寥寥，幾乎空白。

（三）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曲折發展階段

20世紀中葉的中國，隔著台灣海峽的兩岸實行兩種政治和社會制度。兩岸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經濟方面互不往來，兩岸人員隔峽相望，軍事外交劍拔弩張。這邊大聲宣示“一定要解放台灣”，那邊發誓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種現實對海峽兩岸的民國新聞史研究造成了直接影響和制約。

播遷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仍然實行國民黨主導的政治制度。一方面，因為國民黨台灣當局為穩定政權採用以軍警憲特為主導的“戒嚴狀態”和以高壓政治為核心的“威權統治”，嚴重禁錮了學術界的思想思考和學術探索﹔另一方面則是台灣地區新聞史學術界同人按照“隔代修史”的慣例，還沒有對“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進行專門的研究，只是在“中國新聞（通）史”、“台灣地區報業史”或報人們的回憶性類著作中敘述到這一歷史階段新聞史的內容。由於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台灣后需緩神喘氣，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有新聞史學者開始牽頭啟動新聞史教材研究和編撰工作。1962年6月，曾虛白在美國亞洲協會主持者巴克資助下，約請在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任教同仁李瞻、陳聖士、閻沁恆、黎劍瑩及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校友常崇寶、卞氷峯、張玉法等分章進行研究，朱傳譽后來也參與其中。1965年1月完成初稿，1966年4月由台灣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初版。此后出版的該類著作有：馮愛群著1967年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的《華僑報業史》﹔賴光臨著1971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1977年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的《中國新聞傳播史》和1981年台灣中央日報社出版的《七十年中國報業史》﹔李炳炎著《中國新聞史》1986年由台灣陶氏出版社（再版）、李瞻主編由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出版的《中國新聞史》則是從台北市新聞編輯人協會1951至1973年創辦的《報學》半年刊40期中選輯有關中國新聞史的26篇文章匯編而成，從時間角度包括宋代、清代和民國時期、從地域角度則涉及到上海、廣東、東北和台灣等地報業。程之行著1995年3月由台灣亞太圖書出版社出版的《新聞傳播史》﹔鄭貞銘著由遠流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百年報人》（系列著作）﹔王天濱著《台灣新聞傳播史》和《台灣報業史》台灣亞太圖書出版社於2002年8月和2003年4月先后出版，等等。從台灣地區出版的上述新聞史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台灣地區的新聞史學者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包含在“中國新聞史”和“台灣地區新聞史”的研究中。直到進入21世紀已過去近20年的現在，台灣地區還沒有出版以“民國新聞史”為著作題名的新聞史專著，這一方面有特定的社會環境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傳統文化認知習慣所致。

台灣海峽對面的大陸地區，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則是另一種情況。由於新政權是在國民黨政權廢墟上建立的，對國民黨潰敗台灣前潛伏特務的警惕及對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的警惕，使執掌新政權的共產黨人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一方面是全力宣傳新政府的方針政策，打擊對新政權的破壞活動，全力宣傳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新聞業的光輝歷程，以增強共產黨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思想政治運動，改造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意識，尤其是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並迅速發展的“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極“左”社會氛圍，更使得學術界人人自危，“中華民國新聞史”乃至與“中華民國新聞史”更成為學術界不願也不敢觸及的研究對象，尤其是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或者是有這樣那樣“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對民國新聞史研究更是避之不及，從解放區出來的共產黨知識分子則因在領導崗位無暇從事學術研究。因此這一階段大陸地區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主要是對這一階段中共產黨和民主新聞業發展史的研究，對當時處於統治地位的國民黨及其政府新聞業發展史的研究基本是空白。只是全國政協和各地政協從1959年開始編印的《文史資料選輯》中收錄的民主人士回憶錄中涉及到這一階段新聞業及一些業務單位編印的內部刊物上登載了一些為數不多的研究文章。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師方漢奇1965年完成了《中國近代報刊簡史講義》（1973年1月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印成冊）。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大陸地區經過“真理標准”討論並開始“改革開放”后才漸次改變。盡管大陸地區學術界的“思想解放”不斷深入，學術視野不斷開闊，但一是數十年積壓下來需研究的問題實在太多，二是在學術界唱主角的仍是從民國時期過來或建國前十七年間培養的知識分子，思想觀念轉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三是新的學術隊伍形成更需要一個時間過程，所以直至20世紀結束時，大陸學術界一直沒有出現以“中華民國新聞史”為著作標題的學術專著。但大陸學術界對“中華民國”這一歷史階段新聞史的研究沒有完全停滯。只是盡管研究的“民國時期”新聞史內容，但卻不以“民國新聞史”的標題出現。研究成果問世主要有幾種方式：一是在“中國新聞史”的大框架內從古代一直延伸到“中華民國”時期甚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種情況在各種“中國新聞通史”的專著或教材中常見，在中國大陸學術界有較大影響的如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三卷本）、白潤生編著的《中國新聞通史綱要》、吳廷俊著《中國新聞史新修》、劉家林的《中國新聞通史》及方曉紅的《中國新聞簡史》（再版時改名為《中國新聞史》）等﹔二是在“中國古代新聞史”、“中國近代新聞史”或“中國現代新聞史”著作或教材中涉及“中華民國新聞史”中的某一階段內容，如王洪祥主編的《中國新聞史》（古近代部分），其中第五章“北洋軍閥初期的新聞傳播和名記者的出現”介紹的是民國創立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前這八年的新聞史﹔又如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最后一章（第七章）“民國初年和北洋軍閥統治初期的報刊”以“五四運動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工人階級報刊的出現，中國報刊的歷史也進入了新的階段”為結束，表明該書也研究到民國初期八年間的中國報刊。三是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及其他專門史的著作或教材中作為背景或陪襯的內容出現。在1972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后，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了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由李新、孫思白牽頭開始編寫《中華民國史》。1981年出版了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公開出版的第一部民國史《中華民國史》第一卷。到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時，《中華民國史》十二卷全部出齊。在這期間，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和《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叢刊》自1979年開始陸續出版﹔徐友春主編的《民國人物大辭典》於1991年出版﹔韓信夫、姜克夫主編的《中華民國大事記》於1997年出版，南京大學張憲文等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大辭典》於2001年出版﹔接著張憲文等著的《中華民國史》（四卷本）於2005年12月出版﹔朱漢國、楊群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十卷本）於2006年1月出版，這些“民國時期”史學著作多有涉及“民國新聞史”的內容。

（四）“民國新聞史”成為學術概念的階段

2007年第8期的上海《新聞記者》雜志上刊載了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王詠梅撰寫的書評《研究民國新聞史的新資料——讀〈胡政之文集〉》，這是1949年以后大陸學者所發表的學術文獻標題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這一學術概念的文獻。2008年12月，胡小平著《民國新聞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1949年后大陸學者撰寫出版的學術性著述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學術概念的專著。該書大32開，有“引言”1頁。全書339頁。內容體例是全書分四“編”（“第一編 北洋時期新聞業的成長”、“第二編 國民政府時期的新聞業”、“第三編 抗戰時期的新聞業”、“第四編 內戰時期的新聞業”），每“編”設“章”，數目不等（第一編12章，第二編8章﹔第三編10章，第四編5章），“章”不分節。如“第一編 北洋時期新聞業的成長”中“第一章 辛亥革命后的暫時輝煌”內容共6頁加3行，不再分“節”。附有“主要參考書目”（含21種圖書及其責任者、出版單位、出版年月及版次信息）。 2011年1月出版的《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1期上刊載倪延年《論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意義、體系和實施》一文，這是大陸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以“民國新聞史研究”為主題的專業論文（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新聞與傳播》同年第5期全文轉載）。同年3月，作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成立十周年系列紀念活動之一的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台灣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和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院共同主辦的“成舍我與民國新聞史國際學術探討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是目前所知大陸地區新聞史學界舉辦的、在活動名稱中較早出現“民國新聞史”概念的第一個學術交流活動,也是台灣地區新聞史學研究單位參與主辦的第一個與“民國新聞史”研究直接相關的學術交流活動。2014年5月，由中國新聞史學會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承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計劃中承辦的全國性學術會議“再現歷史，探尋規律：首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行，這是中國新聞史學會舉辦的、立足大陸地區新聞史學界、以“中華民國新聞史”為主題的第一次專題學術研討活動，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2014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創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學科文摘系列”之一的《新聞學傳播學文摘》正式創刊出版2014年卷（總一卷），選取論文的時段為2013年7月至2014年12月。“這本文摘分為三大板塊：其一是全文轉載，即我們認為這些論文值得你花時間認真閱讀的﹔其二是觀點摘登，即我們認為這些文章中的觀點有新意，值得你了解一下的﹔其三是論文題錄，即我們認為這些論文有一定價值，值得向你推薦，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按圖索驥地查找原文”（唐緒軍：《（新聞學傳播學文摘）編纂說明》）。該卷文摘第一板塊第二類“新聞史”中全文轉載兩篇論文，一篇是復旦大學出版社姜華《從良心自由到出版自由——西方近代早期新聞出版自由理念的形成及演變》（原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8期）﹔另一篇是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倪延年《論民國時期的新聞史研究進程及階段特點》（原載《現代傳播》2014年第5期），可見2013-2014年的大陸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受關注之一斑。

二

民國新聞史的宏觀研究對象是民國新聞業的發展進程及其內在規律。涉及到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內涵

“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內涵是指“民國新聞史研究”這一特定學術性研究活動所涉及的社會事物總和。就我們目前的認識水平而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內涵應該包括如下方面：

（一）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變化的社會環境要素

新聞事業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中華民國時期新聞業是中國新聞業發展到中華民國這一特定階段的產物。隻有民國時期特定的社會環境才有可能出現民國時期新聞業。回顧民國新聞業（乃至中國所有歷史朝代或世界上所有國家或民族新聞業）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社會環境與新聞業構成要素間的密切互動——社會環境為新聞業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人力、物力、技術、理論、經驗、需求及社會認知等基本條件和動力，新聞業的出現和發展則為社會環境中的傳統文化和新的知識、技術、觀念的社會性“流動”和普及增加了新的傳播途徑和提高傳播效果的可能。

在民國新聞業起源、發展、變化的不同階段，新聞業所處社會環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宗教、科學技術等構成要素，一方面具有歷史文化傳統延續性，在眾多變化中難以改變數千年形成的民族傳統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又具有時代潮流推動下的變化性，各種要素如“移步換景”一樣在不斷變化和運動的同時塑造“新聞史”的形象。研究民國新聞業發展歷程中不同階段社會環境的差異和變化，可以更加清楚地認識新聞業為什麼會在那個社會階段發生那些具有顯著特點的變化？為什麼會在那個社會階段中出現那些具有個性的新聞媒介和新聞人？為什麼會在那個社會階段出現那些具有重要影響的新聞事件和新聞團體？這些既是研究民國新聞史必須回答和闡述的問題，更是離開了對當時社會環境要素的研究無法解答的問題——毫無疑問地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

（二）民國時期不斷發展變化的新聞業物理要素

假如把民國時期新聞業產生、發展和變化的社會環境比作表演的舞台，構成新聞業的物理要素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員。人們感知民國新聞業存在的最直接體驗是構成民國新聞業的具體物理要素。這些要素主要包括：

1、民國時期的新聞人。是構成“民國新聞史”這一研究對象的所有要素中最具有主動性和革命性的要素。“民國時期新聞人”是指“民國時期社會成員中專門從事社會新聞傳播活動的那一部分社會成員”。“社會新聞傳播活動”是一個包含眾多工作環節的完整社會活動過程，具體包括新聞消息的採訪（獲得）活動，新聞消息的選擇（編輯）活動，新聞消息的荷載（印制）活動，新聞消息的傳播（發行）活動，對新聞消息的採訪、選擇、印制、傳播等活動進行的行政性管理活動以及新聞傳播活動所需特殊專業人才（採訪人才、編輯人才、管理人才等）進行專業性教育（培訓）活動等等。從上述方面認識，民國時期的“新聞人”就涵蓋了採集新聞消息的新聞記者及為報紙專欄提供文學藝術作品的作家和藝術家、對記者採集獲得的新聞消息及作者投稿的其他文字（圖像）內容進行篩選錄用和報紙版面設計的文字編輯和版面編輯設計、根據值班編輯編定（當然要經過報社高層管理人員審定）的報紙文稿進行排字、校對及印刷的報紙印刷人員、把印制完成的新聞報紙通過報攤銷售或投送到訂戶等方式傳播到報紙受眾手裡的發行人員、從事新聞教育及研究的專業人員，當然更少不了為保証上述活動正常運行而存在的各個環節的新聞和業務管理人員。即使是在“民國時期”這也應該是個龐大的社會成員群體，但並不是其中每個人都能成為研究的具體對象，實際上隻有很少一部分“新聞人”可能成為“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中的“新聞人”之一。他們或是在新聞活動中做出了突出貢獻並得到同行和學界認同，或是因特定新聞事件產生較大社會影響而名留青史﹔再或者是在新聞媒介運作或新聞學術研究等方面引人關注。而在實際的“民國新聞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新聞人”又主要是處於新聞活動鏈上游的新聞採訪、新聞編輯以及新聞管理環節的人物，至於新聞紙制造、新聞報紙印刷及新聞紙發行環節中的人物則更少有機會被新聞史研究人員所關注。

2、民國時期的新聞媒介。是構成“民國新聞史”這一研究對象的所有要素中僅次於“新聞人”要素的基本要素。民國時期雖然不到四十年，但卻是中國新聞媒介家族增加成員最為頻繁也是發展較快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傳統的舊式新聞報紙完成了從以朝廷新聞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報紙向以社會新聞為主體的近代報紙的轉型，從明末就出現的以翻印朝報為主要內容的民間《京報》在辛亥革命后因皇帝退位自行消亡﹔在代表不同政治理念或治國方略的政黨報紙隨著各式各樣政黨政團的出現成為新聞界主力的同時，由外國在華勢力在背后支撐的少數民營大報影響力不斷增大（北方以天津《大公報》為牛耳，南方以上海《申報》為馬首）﹔辛亥革命期間登上新聞傳播舞台的新聞紀錄電影成為新的新聞媒介。武昌起義后由著名雜技幻術家朱連奎和美利公司洋行在前線合作拍攝的記錄武昌新軍起義后幾次重大戰斗實況的《武漢戰爭》於當年12月1日在上海南京路謀得利戲院朱連奎的雜技節目上演時同場映出。1917年秋商務印書館經手盤進美國商人一套攝影設備，1918年拍攝了報道1918年12月上海焚燒大量煙土實況的新聞紀錄電影《上海焚毀存土》，1920年7月董事會決定正式成立我國第一個專門的電影攝制機構“活動影戲部”。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廣播電台是1920年11月2日開始播音的美國匹茲堡的KDKA廣播電台。1922年12月，美國人奧斯邦（E.G.Osborn）來到上海和英文大陸報館（The China Press）合辦中國境內第一座廣播電台“大陸報—中國無線電公司廣播電台”，並於1923年1月23日晚首次播音。再加上20世紀初就傳入中國的照相銅版制版技術使得辛亥革命后新聞報紙更加廣泛使用的新聞攝影照片，基本完成了民國時期包括新聞報紙、新聞電影、新聞廣播及新聞攝影等中國新聞媒介體系的完整構建。對民國時期新聞媒介史的研究毫無疑問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3、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民國時期的新聞採訪、編輯、印制、發行和傳播等業務性活動是構成“民國新聞史”的基本要素，也是“非新聞人”感知和接觸新聞的唯一途徑。“新聞”的運作路線圖是“從受眾中來，到受眾中去”，即新聞採訪人員（專兼職記者）在社會生活領域中發現新聞受眾可能感興趣且具有正能量的新聞線索后經過採訪、收集、追蹤或調查等環節寫成新聞稿件，報紙編輯經過編輯、排版、印制后成為新聞報紙，又傳播給新聞受眾的過程。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們思想的進步，新聞活動的理念、技術、方法、技巧及專用設備（設施）等不斷發展和進步，使得新聞活動的質量、水平和效果不斷提高。研究“民國時期”新聞的採訪、撰稿、編輯、排版、印制、發行和傳播等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不斷創新和進步，自然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在“民國時期”新聞活動過程中發生的新聞性社會事件或者是由於新聞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反響導致的社會性新聞事件，更是“民國新聞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4、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成果。主要是指民國時期新聞活動形成並流傳給后世的物質的或精神的、文字的或圖像的、公開出版物或檔案文獻等類型的成果。它們是當時歷史的見証者和親歷者，具有難以替代的史料功能。現保存在各種類型的公共圖書館、學校圖書館以及其他學術機構圖書館或文獻信息中心的生產於民國時期的數量巨大的新聞報紙、雜志、畫報及其他載體的原始性文獻，肯定是研究民國新聞史最基礎、最寶貴、最有說服力的第一手史料。現收藏在各類檔案館、博物館以及個人收藏處所的產生於民國時期的與新聞有關的大量檔案文獻、照片、膠卷、電影膠片以及實物等，也是研究“民國新聞史”的重要史料支撐和原始信息的重要來源。現收藏於民國時期新聞史人物得后人手中或委托收藏於有關文獻單位的當時歷史見証人的日記、手稿、書信等，同樣是探尋民國時期新聞人的思想、心理、情感變化的重要依據，更是深度研究“民國新聞史”必不可少的參照文獻。由於各種各樣以及眾所周知的原因，民國時期新聞活動的數量巨大的各類成果流散於民間甚至流散於海外，成為當今研究民國新聞史的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把上述各類民國時期新聞活動成果進行綜合的而又有條理的、歷史但又辯証的研究，方能盡可能真實地再現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真實面貌，從中探尋到民國時期新聞史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

（三）民國時期新聞活動的管理和支撐系統。

民國新聞業是一個客觀的社會存在，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發展變化的特定社會活動，即產生並受制約於特定的社會環境，又推動或促進特定的社會環境的改善或變化。

1、國家新聞業管理體制、運作機制。從一般意義上講，早期的新聞活動是自發產生的，到了社會統治階級感覺到新聞活動對其統治權威或地位產生不利影響或威脅時，才會動用行政乃至法律的資源或手段對新聞活動進行管理或限制——這就出現了社會（政府）對新聞媒介、新聞人、新聞活動成果以及新聞人依托新聞媒介所進行的新聞傳播活動的專門管理機構以及作為工作依據的新聞法令制度。研究“民國時期”政府對社會（也包括政黨）新聞活動的管理體制及其組織形態、內在構成、運作機制﹔研究不同階段政府新聞政策、新聞法制等產生發展的社會動因及社會效果等多種要素的發展歷程，當然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意。

2、新聞傳播活動形成的社會氛圍。新聞人依托新聞媒介進行新聞活動社會價值的體現方式之一，是受眾在接受新聞傳播以后在思想、觀念、知識、技能等方面表現出來的進步和發展——這就是最近興起的閱讀史研究，新聞報刊由於其荷載內容信息的新穎性特征比圖書更為明顯，所以對受眾思想、觀念、知識、技能的積極影響也更加明顯，而受眾的這些積極變化又必然會在社會整體的進步和發展乃至民國時期新聞業本身的進步和發展中得到體現。民國時期的中國新聞業經歷了一個明顯而又巨大的轉變和進步，除了新聞事業的規模和實力得到迅速發展外，政府及社會民眾對新聞人、新聞媒介及新聞活動的社會認可度等都有了歷史性進步。以民營報紙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為例，明末清初出現的民營《京報》、鴉片戰爭后出現的如《萬國公報》等外國在華傳教士所辦報刊，19世紀后期出現的《申報》、《新聞報》等外商所辦新聞紙，其影響力的確在不斷增強，但和民國時期由張季鸞、胡政之、吳鼎昌三人合辦的《大公報》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相比，其間懸殊之巨不用贅言——形象地說明了民國時期新聞報業的社會認可度和影響力在政府和民眾意識中的提升，這是民國新聞史研究不應該忽視的內容。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

“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是指“民國新聞史研究”這一特定學術性研究活動所涉及社會事物的時間、空間范圍。我們認為“民國新聞史”研究對象的外延應該是：

（一）“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時間范圍以“中華民國”創立后的新聞業為主體，但應從探尋民國新聞業的“起源”開始。

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時間范圍，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胡小平《民國新聞史》開篇第一章是“辛亥革命后的短暫輝煌”，該書第一句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組成臨時政府，並就任臨時大總統。全國出現一個短時期的前所未有的辦報高潮”，表明作者是從“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1月1日”書寫這本《民國新聞史》的。但“民國新聞業”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構成“民國新聞史”主體的為“創建民國”奮斗的革命黨新聞人創辦的新聞媒介及其新聞傳播活動也不是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創立的1912年1月1日才突然出現的﹔構成1912年1月1日后民國新聞業的主要新聞媒介如同盟會的《民立報》、《大陸報》及商業性新聞報紙《申報》、《大公報》等也不是在民國創立后才創辦的。歷史不能割斷，割斷的歷史不能揭示來龍去脈。要探尋民國新聞史之所以產生、發展、壯大和取得勝利，必須從源頭上探究。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組成和實際辦事人員中，同盟會基本保持了對臨時政府的領導權，所以民國創立時的新聞業是以“同盟會”為主導的“民國新聞業”，因此把同盟會政治領袖孫中山新聞活動的起源時間作為“民國新聞業”的起源時間應該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二）“民國新聞史”研究的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時期的新聞史，不包括“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為地方政府后的新聞史。

在經歷了自1946年6月正式打響的三年多時間國共兩黨軍隊內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遼沈、平津、淮海、渡江等戰役中獲得完勝，中華民國的首都南京於1949年4月23日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並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自后來成為國民黨領袖（總裁）蔣介石於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后，就一直在南京市長江路292號“總統府”門樓上飄揚了二十多年的“青天白日旗”被解放軍戰士扯下，升起象征革命勝利的紅旗，標志著當時的中國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已經被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推翻（國民黨的政府機構倉皇遷往廣州﹔廣州被人民解放軍攻佔后又撤到重慶，重慶被解放軍攻佔后又遷到成都，最后落腳在東南沿海孤島台灣）。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軍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兩廣以外的全國大陸大部分地區。1949年 9月21-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通過了“共同綱領”、“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法律，議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國歌、國旗及決定採用公元紀年﹔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成員、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成員。1949年10月1日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正式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舉行了隆重的開國大典，標志著管治中國大部分領土和人民的中央政府更迭過程順利完成。盡管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依舊打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招牌，蔣介石也仍於1950年3月1日復任“總統”，但其管理權力所達到的地區范圍隻有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等島嶼，與“中華民國”締造者孫中山於1912年3月11日簽署公布實施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所規定的“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的領土疆域相比較，實在只是個典型的地方政府了。因此本項目研究的時間下限截止到作為曾經的中國中央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共產黨領導成立的以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替代的1949年9月底以前。

（三）“民國新聞史”空間范圍以“中華民國”的領土空間為主體，同時涵蓋當時具有“中國”屬性的海外新聞活動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國度，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友好的民族，我們的先人憑借創造的四大發明源源不斷地把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同時也學習世界各地的文化和文明。從中華大地出發的華人華僑遍布世界各國，他們在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為當地經濟文化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的同時，仍然心系祖國和鄉親，與祖國和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民國時期”是一個跨越時間長達近四十年的歷史朝代。從孫中山在南京領導創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前的數十年間，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了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法戰爭、北伐戰爭、國共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國共三年決戰等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重大事件。為爭取海外華人華僑聲援和支持國內的政治運動，國內政治派別紛紛派出新聞人主動到海外創辦中文新聞報紙進行政治宣傳。國內發生的重大事件也對世界各地海外華人華僑產生了重要影響。不少海外華人華僑也以關注國內政治形勢、宣傳國內政黨的方針政策、動員華人華僑關注或參與國內政治運動以及向華人華僑傳播國內政治新聞動態為宗旨的中文新聞報紙﹔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而在鴉片戰爭后被英國割佔的香港地區、被澳門殖民者趁火打劫佔據的澳門地區和在甲午戰爭后被日本割佔的台灣地區，因中國政府當時不能行使國家主權，而使不同政治力量得以利用這種特殊社會政治環境創辦宣傳不同政治觀點的中文新聞報紙。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盡管不是產生存在於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所能達到的地域范圍內，但它們一是由到海外的中國人或與中國有著天然聯系的華人華僑創辦而不是由純粹的其他民族成員創辦﹔二是他們創辦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的宗旨是為國內的政治軍事運動服務而不是為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三是他們創辦的中文新聞報紙在國內特定的政治運動結束后就迅速轉向或停辦而不是一直經營下去，因而具有明顯的“中國”屬性，所以本項目也把這些在海外的中國新聞報人、中文新聞報紙以及這些中文新聞報紙的新聞活動納入研究的對象范圍。

（四）“民國新聞史”的空間范圍以“國民政府”主權和管轄權所達到地區的新聞業為主體，同時涵蓋“中國固有疆域”其他地區的新聞業。

“民國新聞史”是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為前提下的中國斷代新聞史。民國時期的中國盡管經歷了外患內憂、政治紛爭、軍事血拼、外交失敗乃至日本軍國主義全面入侵，但中央政府延續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文明，培養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對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秩序進行力所能及的抵抗，促進國內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得到較快發展進步以及盡力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尤其是在抗日戰爭這場決定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生死決戰中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區域范圍的新聞業應該是“民國新聞史”研究的主體。但這一階段又是中國政治格局劇烈動蕩、政治力量消長多變、外敵入侵和民族反抗達到頂峰的時期。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就開始出現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等組成的中國無產階級新聞業。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后直到“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被推翻，就正式出現並一直存在與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政治立場、意識形態、建國方針、治國方略等處於階級對立地位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根據地（抗日戰爭時期稱為抗日根據地，國共三年決戰時期稱為解放區）及誕生、存在、發展於這些地區的人民新聞業——它們和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官方新聞業及在政府支持下以新聞和言論與政府合作、為政府服務的民營或半民營新聞媒介之間是一種階級意識對立關系，是國內階級斗爭在新聞界的反映。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建立“滿洲國”后，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區出現了中國人主持但公開聽命於幕后主子日本人、為日本侵略政策和戰爭利益服務的傀儡新聞業。1937年 “七•七事變”后，日本憑借數十年積累的軍事優勢迅速佔領中國的大片國土，隨之出現了以聽命於日本軍部報道部、為日本侵略戰爭涂脂抹粉和欺騙淪陷區中國民眾為主要特征的漢奸新聞業。盡管“民國新聞史”應以“中華民國”政府國家主權和行政權所達到地區的新聞業為研究主體，但日本人操縱建立“滿洲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固有疆域”，“七•七事變”后被日本軍隊佔領的地區被國民政府稱為 “淪陷區”。無論是溥儀的偽“滿洲國”傀儡新聞業還是汪精衛等的偽“民國”漢奸新聞業都出現在“民國時期”中國“固有疆域”內，所以應把它們納入“民國新聞史”的研究范圍。至於“民國時期”共產黨在不同歷史階段（國共十年內戰時期、全民族抗日戰爭時期、國共三年決戰時期）領導創建的紅色根據地新聞業、抗日民主根據地新聞業和解放區人民新聞業，正是在和執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新聞業的艱苦曲折浴血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並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業奠定了精神和物質基礎。因為這一歷程發生在“民國時期”，所以也應是“民國新聞史”中不可缺少的內容之一。

三

自孫中山於1912年1月1日（元旦）在南京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到蔣介石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被推翻后共產黨領導人民於同年10月1日“中華民國”廢墟上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十年“中華民國”歷史上，國內政治風雲變幻，政府權杖屢屢易手，政治力量此消彼長，使得這數十年間的中國新聞業發展歷程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根據這一特點並為敘述方便，我們把作為中國中央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新聞史”劃分為如下幾個階段。

（一）民國新聞業的起源孕育階段

這一階段從1893年孫中山在澳門參加他土生葡萄牙籍朋友飛南第創辦的《鏡海叢報》發行活動開始，到由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的1912年元旦前為止。中國同盟會政治領袖孫中山先生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既標志“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並進入實質性運轉狀態，同時也標志著以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理念為主要社會特征的“民國新聞業”的正式誕生和“民國新聞史”的正式起步。但是以1912年元旦為標志的“民國新聞業”誕生隻不過是民國新聞業經歷了起源、孕育、成長、發展並達到成熟狀態的結果。眾所周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是由中國同盟會為主導力量創建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共和政體屬性的中央政府。孫中山早期進行的以反清革命為宗旨的新聞宣傳活動，應該可以認定為中華民國新聞業的起源點。為此，本書專設“民國新聞事業的起源和孕育”一章，探討民國新聞業的起源時間點問題，也算是在這個問題上的一點思考和嘗試。

（二）民國創建初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從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的1912年元旦開始，到袁世凱公開稱帝后遭致全國上下一致反對，最后落入眾叛親離的悲慘下場，於1916年6月6日在病恐之中死去為止。以往一些史學著作把“袁世凱時期”劃入“北洋軍閥政府時期”，我們認為這兩個階段盡管有共同的“北洋軍閥”特征，但也有明顯的區別。首先，袁世凱既是“北洋軍閥”，但更是最大的“北洋軍閥”﹔是可以調動指揮全國北洋軍隊的“首領”，而不是僅僅掌管一個地域、統帥一個派系軍隊（如奉系、皖系、桂系）的區域性“北洋軍閥首領”﹔其次，袁世凱既是手中直接握有槍杆子的北洋軍閥，但同時又是北洋軍閥的“政治首領”——在清政府中官至“內閣總理大臣”，在“民國時期”成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其政治地位和活動能量與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及張作霖等不在一個層次上。再則，袁世凱之所以得以接任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一職，與他迫使清廷宣布退位有直接關系。從這一點講，袁世凱在結束中國封建專制君主統治過程中發揮了作用，有一定歷史貢獻，我們不能也不必回避。最后，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職務的過程是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時期的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於1912年2月15日公議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用記省名投票法，經投票選舉獲得臨時大總統的任職資格。這一過程（即權力獲得過程）是在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法制軌道上完成的，和袁世凱之后的其他北洋軍閥首領擔任“大總統”的任職過程是有差別的。因此，本書把“民國創建初期”階段的時間下限劃到“袁世凱時期”結束的1916年6月底。

（三）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是從袁世凱去世、黎元洪接任民國正式大總統后開始，至北京“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宣布易幟的1928年12月29日后止。1916年6月6日，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選舉的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后來又通過玩弄政治手腕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因稱帝遭致全國一致反對和眾叛親離，在病恐之中身死，時為副總統的黎元洪依據《中華民國約法》於次日（6月7日）就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死后，北洋軍系統失去了核心領袖。直系、皖系、奉系、桂系等北洋軍派系首領躍躍欲試，個個想稱王，“中華民國”隨之進入了北洋軍閥首領們公開憑借軍隊實力掌控政府權力的時期——俗稱“北洋軍閥政府時期”。以往一些民國史著作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即“北洋軍閥政府時期”）的時間下限劃到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制造上海“四•一二政變”后於4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國民政府”前為止（如張先文等著《中華民國史》），這種劃分也不無道理。但客觀情況是，盡管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在1927年4月18日舉行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典禮，並於同日開始在南京辦公。但廣大的北方地區仍然在北洋軍閥勢力控制下。1927年4月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變”時，民國北京政府稱之為“臨時執政府”，在“執政”段祺瑞1926年4月20日出逃天津后一直由“國務院攝行臨時執政職務”。上海“四•一二政變”發生后的6月18日，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成立“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並自任“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因在與蔣介石國民黨集團的北伐軍作戰中失敗，1928年6月4日回退東北途中在皇姑屯被炸身死。此后的遼寧、吉林、黑龍江及熱河等省在奉系軍閥新首領張學良掌控下，直到他於同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后，遼寧、吉林、黑龍江和熱河等省於“同日”易幟，政府公署及各機關、學校、商店改挂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1日，南京國民政府特任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官，標志著被北洋軍閥各派首領先后掌控的“民國北京政府”實際的終結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即民國南京政府）實現全國范圍“政令”、“軍令”統一。因此，本書把“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時間下限延伸至1928年12月。

（四）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從張學良宣布易幟后的1929年1月開始，到國共兩黨軍隊真正結束敵對狀態進入合作抗日的1937年8月底為止。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大元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1928年12月29日宣布“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標志著被北洋軍閥各派首領先后掌控的民國北京政府實際終結，作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民國南京政府”於1929年1月開始正式運作。關於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以往一些民國史學著作或新聞史著作大多劃在日本軍國主義制造標志全面侵華戰爭爆發的北平“七•七事變”的1937年7月7日之前。但盡管在日本制造“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就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全國人民、軍隊和政府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蔣介石也於7月17日在廬山發表談話提出解決事變的最低限度條件，表示了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但因南京國民政府在日本政府所謂“不擴大方針”和“就地解決”的煙幕影響下，仍希望能夠把盧溝橋事變作為“局部事件”，通過外交途徑求得和平解決，所以對共產黨提出並積極促進的國共合作和全民抗日並不熱心，還企圖通過國共合作吞並共產黨軍隊，共產黨當然不能接受。致使國共合作談判延宕無果。直到平津淪陷、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近十天后的8月22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才發布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委任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的命令。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於8月25日發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以及朱德、彭德懷等人任職的命令，才標志國共兩黨軍隊由十年內戰時期的敵對狀態正式進入合作抗日階段。因此本階段的時間下限應該延伸到1937年8月底。

（五）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是從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武裝入侵進行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開始，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1945年9月初為止。1937年8月22日和8月25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分別先后發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的命令，標志國共兩黨軍隊由十年內戰時期的敵對狀態正式進入合作抗日階段。同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於次日發表事實上承認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的談話，既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也標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中國抗日戰爭正式進入全民族抗戰新階段。20世紀出版的一些民國史學著作或新聞史著作習慣上把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定在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宣布接受中美英三國於1945年7月26日發表的《波茨坦公告》（蘇聯於8月8日正式聲明加入，並同時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宣布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1949年12月23日公布的《全國統一年節和紀念日放假辦法》中曾規定以8月15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日軍並沒有立即停止作戰。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反攻仍在繼續”，“從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武裝力量在對日軍的全面反攻中，共解放縣以上城市150座，其中包括華北重鎮張家口等”。所以不能說在日本天皇廣播“終戰詔書”后中國抗日戰爭就勝利結束了。直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在停泊在日本東京灣的美國 “密蘇裡號” 軍艦上，分別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國大本營在投降書上簽字。自此，中國抗日戰爭才勝利結束。為此，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延伸到1945年9月2日前更具科學性。

（六）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

這一階段大致從標志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的1945年9月2日后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布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為止。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后的中國迎來了寶貴的和平建國“窗口期”。無奈蔣介石國民黨集團及其主導的民國南京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國共雙方力量及民心所向對政治斗爭天平的影響，真的以為“也許三個月至多五個月便能解決”中共軍隊（陳誠1946年10月17日對記者談話）。於是在美國的大量“軍援”下終於在1946年6月26日向共產黨解放區展開大規模的進攻，全面內戰爆發。在不到三年之后的1949年4月21日，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所在地（首都）南京於1949年4月23日被人民解放軍佔領。到1949年9月底，人民解放軍各部解放了除西南滇、黔、川、康、藏及中南的兩廣以外的全國大陸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於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為標志，原“中華民國”國土上的中央政府完成了更迭，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為此，這一階段的時間下限延伸到1949年9月30日為止。

綜上所述，“民國新聞史”以孫中山1893年7月在澳門參與葡籍友人飛南第創辦的《鏡海叢報》發行工作為起源時點，經歷興中會和中國同盟會時期的孕育和發展，到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時翻開“民國新聞史”的篇章。而后歷經民國創建初期、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中期和末期等曲折發展和由盛及衰的變化，到首都南京被人民解放軍佔領、“中華民國”廢墟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結束。

四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設立重點乃至重大項目支持民國新聞史研究，標志著國家已把促進“民國新聞史”研究上升到了國家行為的層面。那麼，國家這麼做有什麼現實意義呢？研究民國新聞史應該遵循哪些基本原則呢？我們認為研究民國時期新聞史，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現實意義：

一、展現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是在蘇聯布爾什維克黨及其主導的共產國際影響下建立或改組的。但兩黨除在“大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有過兩次合作外，一直是敵對的政治力量。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國際環境險惡（建國第二年就爆發朝鮮戰爭，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國民黨叫囂反攻大陸，印度軍隊的侵擾導致中印邊界保衛戰，中蘇對抗發展到在中蘇邊境珍寶島兵戎相見）、國內環境復雜（國民黨潰敗時在大陸留下上百萬潛伏特務和土匪對新政權形成巨大威脅，加上農民貧窮、工人失業、金融混亂，國民經濟幾乎崩潰），所以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首要任務是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時刻緊繃階級斗爭這根弦。

隨著共和國建設的發展，國家政權益加穩定，尤其是毛澤東 “三個世界”理論和“聯美抗蘇”戰略成功實施，1971年7月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將台灣驅逐出聯合國的一切機構，新中國成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以后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逐漸擴大。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有了質的飛躍，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在世界事務中的話語權越來越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黨和政府已經具有充分的政治自信心。客觀研究民國時期的社會生活並從中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既成為社會政治生活領域的可能選項，也成為拓寬學術研究、填補學術研究空白的必然需要，更從一個方面展現出我們的政治自信心——研究原先政治敵人執政時期的新聞史，已不會對現實政權造成任何實質性的政治威脅。完全有這個自信和力量支持和推動對已屬於歷史的前朝“民國時期”各方面社會生活的研究。

二、昭示學術界思想解放達到新的廣度和深度。

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以來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長的敵對政治關系。大革命失敗后十年正是國民黨憑借其軍事和行政資源對共產黨地下組織和根據地紅軍不斷進行“圍剿”的十年（兩黨兩軍真是殺紅了眼）。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共產黨治國的基本立足點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中華民國”自然成為應“掃進歷史的垃圾箱”的東西。所有與蔣介石、國民黨、民國政府等相關的新聞史人物、媒介、事件自然也就成為學術禁區。

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了思想解放，但人們的思想解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到位的。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國家各個方面都顯示出全新氣象，學術界思想解放也是不斷深化和拓寬，並且達到了新的廣度和深度。新聞史學研究領域的突出標志之一就是國家支持和推動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研究成為“前朝”的民國時期新聞史已不是禁區，更不是雷區，而是新聞史研究領域的待墾區。有學者申請“民國新聞史”研究課題，不正說明學術界思想解放達到了新的深度和廣度嗎？倒退十年，學術界有人申請“民國新聞史研究”課題嗎？

三、昭示新聞史學界恢復對民國新聞史的歷史尊重

民族歷史是一代又一代人不斷續寫和傳承的，國家歷史也是一個朝代又一個朝代不斷延續形成的。不管一個朝代的統治者多麼反動、腐敗、無能，但總不會是社會中所有人都反動、腐敗和無能。事實上也是具有不同程度進步意義、清廉本色和社會能力的社會成員總是絕大多數。而且我們有數千年優秀文化和文明傳承的民族，是以“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及“修身、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理念的儒家文化傳統為正統思想的民族。

在民國時期新聞事業發展歷程中，難以計數的新聞人在他們新聞實踐中為了救國救民而不懈探索、追求、奮斗、創新和提高，使當時中國新聞事業基本適應了廣大民眾日常生活的需要，基本適應了團結動員全國民眾奮起抗日救國的民族需要，基本適應了新聞事業自身發展進步的需要。其中既有五四時期的“報紙雜志化”嘗試，中共對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創建、上海租界時期的“洋旗報”策略，史量才為報業托拉斯理想的奮斗，張竹平的“四社聯合辦事處”探索，程滄波在主持《中央日報》改組過程中提出“經理部充分營業化”、“編輯部充分學術化”和“整個事業制度化和效率化”改革目標，蕭同茲在對國民黨中央社改組過程中提出“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和“經營企業化”改革目標等等，對於當時中國新聞事業的進步和發展都具有明顯積極意義，不應該視而不見，更不應該完全抹殺。國家支持“民國新聞史”研究就是表明應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有關人物、事件、媒介、發展成績及歷史經驗予以歷史的尊重，既是對前人的最好回報，更是一種不可推卻的責任。

四、為當今新聞事業改革發展提供歷史的借鑒

我們往往更多地習慣於站在“現在”看“民國”，而不大習慣站在“民國”看“現在”。但歷史研究不應當是單向的。既要站在“現在”看“過去”，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認識、闡釋和評價﹔也要也要學會站在“過去”看“現在”，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到啟迪，以作為我們當今事業發展的借鑒﹔更要從歷史失敗或挫折中汲取教訓，以避免歷史錯誤重演。例如在民國新聞史上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改革。為什麼《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可以不領政府津貼獨立運行？為什麼《中央日報》和中央通訊社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社長負責制后還能履行國民黨“喉舌”的功能？又為什麼《中央日報》正報和副刊有時的政治步調不很一致？我認為最關鍵因素是選擇既忠誠國民黨政治理念又具有新聞才能的人物充任新聞媒介的主管，如中央通訊社的蕭同茲和《中央日報》的馬星野。由此我們是不是應該選擇重要關鍵崗位上人選必須首先注重其政治素養，以保証新聞媒介的言論立場在任何時候都和黨的意志保持一致。

五

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是一項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兼有、創新性和開拓性並存的學術研究。為此，主持和參與本項目研究的全體人員經過多次討論和商量，確定了進行本項目研究的如下思想原則。

（一）尊重歷史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研究屬於專門史研究的范疇。毋庸異議，在相當一個時間階段，無論是大陸地區還是台灣地區的新聞史學者對民國時期新聞史的研究，一是由於雙方的隔絕使得收藏在海峽兩岸的這一階段的新聞史料文獻難以得到充分的共享和利用﹔二是由於各種原因，民國時期產生的新聞史料文獻尤其是政府及政黨檔案和歷史人物的日記、書信等，在相當時間內作為機密文件不向研究者開放，致使研究者隻能根據有限的文獻史料對復雜的歷史進行解讀或推理。三是海峽兩岸研究者身處意識形態嚴重對立、兩岸軍隊嚴重對峙以及雙方都把推翻對方政權作為公開目標的社會環境了，因此難免在對這一階段新聞史的解讀和敘述中更多地突出政治傾向而相對看輕學術結論的客觀性（這也是學者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自保措施）。現在已是21世紀20年代中期，產生於“中華民國時期”的檔案文獻都先后進入解密狀態，民國時期檔案文獻和報刊匯編出版成為大陸出版界新的增長點﹔一些民國時期重要政治人物（如蔣介石等）的日記、書信（如胡適等）等也逐步向社會開放，兩岸迅速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也為分隔在兩岸的民國時期新聞史料文獻共享利用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些都為本項目充分利用歷史文獻史料研究民國時期新聞史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這些有利條件項目組成員在研究活動尊重歷史的文獻，尊重歷史的事實，尊重歷史的結論，尊重歷史的環境，尊重歷史人物的個性，以正式出版的權威歷史文獻記載、歷史見証人所見所述及當時產生的歷史著作為研究對象素材，盡最大努力使研究成果及其結論與全面客觀的民國新聞業發展歷程相吻合。

（二）辯証認識的原則

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歷程中的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活動、新聞成果及社會對新聞業（新聞人、新聞媒介、新聞成果等）的管理都是客觀存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在立黨宗旨、政治路線治國方略及新聞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也是客觀存在﹔民國新聞史上發生的諸如民國初期“暫行報律風波”、北京政府時期“癸丑報災”、《申報》主人史量才被刺身亡、抗戰時期對新聞業實行戰時體制、抗戰勝利后“拒檢運動”等新聞事件也是客觀存在。在一些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著作中，或是海峽兩岸的新聞史研究者在同一時間段內因身處不同社會環境，或是各自在不同時間段身處發生或不斷發生變化的社會環境，所以往往依據當時的社會環境或不同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場觀點出發對這些新聞事件及與此相關的新聞人物、新聞媒介予以解讀或評價。這些評價或解讀因代表特定政黨（政府）或政治力量的立場觀點，所以往往隻說了事物的一個方面（或某些方面）而有意識忽視或淡化事物的另一方面（或其他方面），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但離學術“信史”標准似乎有明顯差距。我們主張對民國時期新聞業發展歷程取辯証分析態度，既要看到“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在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主導下從“一己私利”或“一黨私利”出發對新聞業的壓制和統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及非必需性，也要看到作為“中華民國”各階段政府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歷史現實和作為政府行使國家主權及行政管理權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必需性，以求更加客觀全面真實地再現“民國時期”新聞業的發展歷程，探尋其間蘊含的內在規律。

（三）“國家-民族”的原則

“民國新聞史”是中國新聞業數千年發展歷程中特定歷史階段（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發展史。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各種政治勢力斗智斗勇，此起彼伏﹔全力博弈，此消彼長。盡管最后的結局不一，但都堅稱是孫中山的繼承者、民眾利益的代表。但新聞史研究是不能光聽民國時期新聞人自己的表白，而應既聽其言，也要觀其行，更分析新聞人在當時的新聞傳播活動及新聞言行對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社會公共道德和民眾的優良習俗以及新聞業進步發展的實際效果，而不能僅僅從政黨、政治或某一階級或階層立場和角度予以認識和評價。從“國家-民族”、“社會-事業”角度來認識評價新聞人，即民國新聞人的言論行動對國家利益是否有利？是否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在國際生活中的民族尊嚴？是否有利於國家新聞事業的進步發展？是否有利於民眾百姓養成優良的社會公德和習俗？等不同角度對當時新聞人的言行和社會效果進行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鑒於其“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屬性的定位，對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提出了“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媒介、新聞人和新聞活動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因此共產黨人在民國時期的新聞活動同樣可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原則進行認識和評價。

（四）學術研究的原則

盡管“民國新聞史研究”具有學術性和政治性兼有的特點，但必須明確而牢牢地定位“學術研究”基點，以學術研究思維和方法研究學術問題。本書依照“時間-屬性-類型”的邏輯體系進行內容的組織和展開。第一層次把“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的數十年按照“時間”劃分成“民國創建前后”、“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民國南京政府前期”、“民國南京政府中期”和“民國南京政府末期”五個階段，由此產生本項目最終研究成果的國內第一套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第二層次是每一階段的新聞業按照“屬性”劃分成“新聞報業”、“專門新聞業”（含新聞通訊業、新聞廣播業、軍事新聞業、少數民族新聞業、外國在華新聞業）及“新聞業其他方面”（新聞業經營管理、新聞管理體制、新聞教育、新聞學研究、新聞業中外交流）等三個板塊十個左右專題，由此產生國內第一套由十個分冊組成的本項目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第三層次是在《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卷和《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按照“黨派”、“民營”、“外國在華”或“民族”等不同的“類型”敘述介紹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

六

根據項目投標書研究成果體系的設計，本項目研究在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順利展開並如期完成的基礎上，其研究成果體系將包括支撐性研究成果、階段性研究成果、最終研究成果三個不同層次和內容：

（一）支撐性研究成果：系列研究論文

本項目設計中列出了擬撰寫的55個論文題目。項目組成員十分重視支撐性成果的產出，並努力通過以下途徑生產和發表前期研究論文。首先是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聞與傳播研究》、《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國際新聞界》等專業報刊發表項目研究論文﹔其次是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中國傳播學會、中國史學會等高層次學術團體主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在和學術同行學術交流過程中發表研究論文﹔再則是在項目組內部交流刊物《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發表前期研究成果。最后是項目組成員積極撰寫“民國新聞史”論文參加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合辦“民國新聞史高層論壇”等專門性專題性學術交流活動。據不完全統計，項目組成員已通過不同途徑正式發表“民國新聞史研究”的專題論文近百篇。自2009年以來，南京師范大學“新聞學”博士學位點“新聞史學”方向就招收“民國新聞人物研究”博士研究生。已有5位博士研究生先后通過答辯獲得博士學位，他們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后以“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學術叢書：民國新聞史人物研究叢書”的形式陸續出版，已出版的有《民國新聞人胡道靜研究》（關梅）、《民國新聞人黃天鵬研究》（曹愛民）、《民國新聞人馬星野研究》（王繼先）、《民國新聞人林語堂研究》（錢珺）和《民國新聞人陳獨秀研究》（張朋）等。

（二）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

為了使最終研究成果建立在堅實前期成果基礎上，本項目設計了由10個左右分冊組成的“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階段性成果。具體包括：《民國時期的新聞通訊業》、《民國時期的新聞廣播業》、《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民國時期的軍事新聞業》、《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民國時期的新聞學教育》、《民國時期的新聞學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管理體制》、《民國時期的新聞職業精神》、《民國時期的外國在華新聞業研究》、《民國時期的新聞業經營管理研究》以及《民國時期的新聞業中外交流》等。根據計劃，該叢書各分冊大致在15-20萬字之間。在驗收結項后採用統一設計的版式出版。

（三）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

本項目最終研究成果5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是集中項目組全體成員智慧和力量的精心之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的分冊作者均為《中華民國新聞史》相關專題研究的特約撰稿人，使國內第一套《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得以集中國內相關專家學者的智慧，達到較高的整體水平。對應於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的五個階段，本項目的最終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由如下五卷組成：第一卷《民國創立前后的新聞業》（1893.7-1916.6），主要敘述民國新聞業（史）的起源、發展和誕生以及民國創建初期新聞業的發展歷程﹔第二卷《民國北京政府時期的新聞業》（1916.7-1928.12），主要敘述民國北京政府在袁世凱死后至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前的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三卷《民國南京政府前期的新聞業》（1929.1-1937.8），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實現“政令”、“軍令”統一后，至國共兩黨及其軍隊為抵抗日本侵略完成國共合作后為止這一階段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四卷《民國南京政府中期的新聞業》（1937.9-1945.8），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自國共兩黨為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武裝侵略正式宣告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后到日本代表向盟國代表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前的這一階段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變化歷程﹔第五卷《民國南京政府末期的新聞業》（1945.9-1949.9），主要敘述民國南京政府在抗日戰爭勝利后至“中華民國”首都被人民解放軍佔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前的這一階段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變化歷程。

七

為完成新聞史學界共同的重要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按照“借助全國學界集體智慧，體現多管並舉協同創新”的基本思路，組織了體系完整、功能有別，目標一致，分層負責的團隊運行機制。該團隊體系包括三個不同層次功能和組成人員：

（一）決策咨詢層面：顧問委員會和編纂委員會

為了更有效地提高本項目研究決策工作的科學性，項目組聘請著名新聞史學專家、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方漢奇先生等學科專家、管理專家及出版界專家組成“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顧問委員會，在本項目研究的重大問題上為研究團隊出謀劃策，掌舵把關（顧問委員會名單置於本書各卷正文前）。根據國家關於“最終成果為大型文獻典籍或資料整理、多卷本專著、系列叢書等形式的，要成立編纂委員會對成果質量、學術規范等方面進行審核把關，注意編纂體例的科學性、完整性和統一性，避免重復出版﹔階段性成果出版須經編纂委員會審核同意並報我辦備案”的要求，商請有關專家同意，決定聘請著名新聞史專家、華中科技大學二級教授吳廷俊先生等學科專家、管理專家及出版界專家組成“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編纂委員會，具體承擔本項目研究最終和階段性成果的成果質量、學術規范、編纂體例審核把關和上報備案等職能（編纂委員會成員名單置於本書各卷正文前）。

（二）研究實施層面：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

由於國家對子課題設置數量的限制，所以本項目在研究實施的團隊體系設計上採用了項目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兩種形式。項目子課題負責人主要負責最終研究成果《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各分卷的撰稿和組織撰稿工作，是各分卷內容的主要負責人﹔項目研究專題負責人主要負責階段性研究成果《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各分冊的撰稿或撰稿組織和《中華民國新聞史》各分卷中特約專題文的稿撰或組織工作。無論是項目子課題負責人還是項目特約專題負責人，都是當今國內新聞史學界“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或學術代表人物。他們不僅自身有較深厚的研究基礎，而且所在單位或部門具有代表性。既有德高望重的資深教授學者，更有年輕有為的學術才俊﹔既有高等學校教學研究人員，也有國家通訊社業務部門專業研究人員﹔既有新聞報刊史研究專家，也有研究新聞廣播史、圖像新聞史的專家﹔既有新聞傳播學術界同人，也有出版和檔案界的朋友。以求達到集中全國同人智慧，完成全國同行使命，向國家交出滿意答卷的目標。

（三）研究執行層面：項目子課題組或項目研究專題組成員

本項目團隊體系中的執行層面是項目子課題組和項目研究專題組為數不同的成員。每個項目子課題組包括3-5名甚至更多的成員，他們或是在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有較長時間的積累，大部分已具有教授或副教授職稱，或者雖然是博士畢業不久但讀博期間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選題）與本項目直接相關，甚至已經是國家項目的主持人或重要參與者，更有一些是圖書館、檔案館及出版社業務骨干。他們的加盟和共同努力，為本項目研究如期推進和優質完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項目組成員對“民國新聞史”研究起步於2010年，第一篇研究論文成果2011年1月正式發表。2012年6月申請的“民國新聞史研究（1895-1949）”於同年11月獲准立項2012年度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013年1月申請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研究”於同年6月獲准立項2013年度國家社會基金重點項目。2013年9月投標的“中華民國新聞史”於同年11月中標立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3年度重大項目（第二批）。本項目研究自起步至今已有九年時間，國家立項研究也足足五年。在這五年間，來自23個單位40多位參與者共同努力、克服了諸多的困難和不便，終於按預定計劃完成了項目研究和書稿撰寫，向國家、社會和同行交出了我們這個團隊的答卷：近100篇專業論文、一套“民國新聞專題史研究叢書”（10個分冊）以及國內第一套多卷本《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我們希望這些成果尤其是《中華民國新聞史》（5卷本）能夠反映21世紀20年代中國新聞史學界對“中華民國時期新聞史”研究和認識的整體水平，基本滿足新聞史學工作者、新聞業務工作者及對新聞史感興趣的讀者了解“中華民國時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中新聞事業發展歷史的需要。毋庸諱言，本書肯定患有諸多的不足和遺憾之處：有些觀點不一定十分妥當，內容詳略還可更科學些，對新聞媒介和人物的評價不一定全面正確，分析不一定充分到位，由於作者人數較多而存在文風不夠統一等等。我們衷心期待廣大讀者尤其是業內專家學者的批評和指正，以便在有機會再版或增訂時予以修改，使之不斷趨於完善。

倪延年（執筆）

二〇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學術活動信息

中國新聞史學會 南京師范大學主辦

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

（南京，2016.11）

征 文 通 知

由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主辦，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具體承辦的“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已分別於2014年5月和2015年11月先后舉辦了兩屆。第一屆應征的論文61篇論文，在會議前出版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4》﹔第二屆應征的論文68篇，在會議前出版論文集《民國新聞史研究2015》。經研究，中國新聞史學會和南京師范大學決定舉辦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會議的時間初步計劃在2016年11月上旬前后（具體時間以會議正式通知為准）。現將會議征文事項通知如下：

一、會議議題

1、民國新聞史的綜合研究﹔

2、民國時期的地方新聞史研究

3、民國時期特定階段的新聞史研究

4、民國時期新聞業經營管理及管理體制研究﹔

5、民國時期新聞報紙、廣播、通訊社、攝影和紀錄片研究

6、民國時期的少數民族新聞業、海外華文及外國在華新聞業研究﹔

7、民國時期的新聞人職業精神、新聞學專業教育和新聞學術研究﹔

8、民國時期重要新聞媒體、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的個案研究﹔

9、民國時期新聞史的史料解讀、文獻研究和比較研究

10、民國時期新聞史的其他研究

二、會議地點

中國•南京（南京師范大學）

三、會議日程

2016年11月上旬左右

第1天 會議代表報到

第2天上午，開幕式及主題報告會

第2天下午，分組討論及會議總結

第3天，會議代表離會

【具體日期以參會通知為准】

四、費用

會議代表的差旅交通費、住宿費自理。不收取會務費和論文出版費。

五、論文提交及錄取公布日期

2016年7月31日 論文提交截止。

2016年8月31日 公布專家匿名評審通過的論文作者名單。

2016年9月10日前 發出會議邀請函。

應征本次會議並入選參加會議交流的專業論文，將由會議組委會秘書處出版正式論文集，會議期間贈送給論文作者和與會代表。

六、論文提交方式及聯絡信息

論文作者請於征文截止日期前，將應征論文的電子版本提交至本次會議組委會。具體聯絡信息如下：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南京師范大學民國新聞史研究所

聯系人： 鄢 放; 倪延年

辦公室電話: (025)83598525; （025）83598141

移動電話：13813968987; 13851512190

電子郵箱:ypp@tom.com ynn@njnu.edu.cn

七、論文寫作要求

1. 論文字數一般應控制在8000-10000字（包括圖文及注釋），其中摘要部分約為300字左右。

2. 凡應征的論文統一使用word文檔格式。

3. 所有應征論文作者應在文末提供“作者簡介”。

內容包括：姓名，性別，籍貫，工作單位，身份特征（如：講師，副教授，副教授、博士，教授，教授、博導，研究館員等），主要研究方向（如：歷史學，檔案學，新聞史學，新聞傳播理論等），通信地址（城市、街道、門牌號碼及郵政編碼）、可隨時聯系到達的移動電話、電子信箱。

八、論文格式

應征論文請嚴格按照如下規定的格式書寫。

（1）頁面要求：

頁面大小為A4，不分欄﹔行間距設為單倍行距，字符間距設為標准﹔頁邊距為上、下2.54厘米，左、右3.17厘米，頁眉1.5厘米，頁腳1.75厘米。

（2）整體格式：

論文標題（三宋，加粗，居中）

作者姓名（宋五，不加粗，居中）

作者單位 郵政編碼（宋五，不加粗，居中）

電子郵址：（Times New Roman, 五號，居中）

（3）摘 要：“摘要”二字為宋體，五號字，加粗，退兩格﹔內容為宋體，五號字，不加粗，字數200-300字。

（4）關鍵詞：格式同摘要 詞數不多於5個，關鍵詞之間空一格

（5）正 文：宋五，不加粗

（6）注 釋：注釋一律為尾注。內容包括：作者、書(篇) 名（英文用斜體）、出版單位、出版時間、版次、頁碼等。

南京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民國新聞史研究所

第三屆民國新聞史高層學術論壇組委會秘處

二 〇 一 六 年 二 月

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中的

“民國新聞史研究”文獻匯編（2014-2015）

嚴茂亮、閆潔搜集整理,劉繼忠審定

本次檢索查閱了2014-2015年度國內公開出版的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70種（不含各類集刊、內刊、論文集），共發現430篇民國新聞史研究方面的論文。本次檢索以CNIC中國期刊網為檢索數據庫，以新聞學期刊為主，其它學術期刊涉及到《蘭台世界》和各大高校的學報等。檢索仍可能挂一漏萬，特此說明。

一、期刊、作者方面的分布概況

刊登篇數在10篇及以上的期刊有11家，依次是《青年記者》（53）、《新聞春秋》（39）、《新聞世界》（33）、《編輯之友》（25）、《國際新聞界》（19）、《新聞傳播》（18）、《新聞與傳播研究》（18）、《新聞界》（13）、《現代傳播》（11）、《出版發行研究》（10）、《中國出版》（10）。刊登篇數在5-10篇的有8家，分別是《中國編輯》（9）、《軍事記者》（9）、《新聞大學》（9）、《新聞愛好者》（7）、《當代傳播》（7）、《新聞知識》（5）、《新聞記者》（5）、《東南傳播》（5）。有3家期刊刊登均在4篇以下（含4篇），它們分別是《新聞與寫作》（4）、《全球傳媒學刊》（2）、《出版科學》（1）。

其他學科或學報方面，刊登篇數在2篇及以上的有14家，依次是《江漢論壇》（4）、《蘭州學刊》（4）、《近代史研究》（4）、《文史博覽》（3）、《新聞戰線》（3）、《史林》（3）、《山東社會科學》（3）、《廣東社會科學》（3）、《江蘇社會科學》（3）《中國圖書評論》（2）、《安徽史學》（2）、《江西社會科學》（2）、《甘肅社會科學》（2）、《文史春秋》（2），另外，有《史學月刊》（1）、《江淮文史》（1）、《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浙江學刊》（1）《雲南社會科學》（1）、《學術界》（1）、《學海》（1）、《社會科學輯刊》（1）、《南京社會科學》（1）、《湖南社會科學》（1）、《湖北社會科學》（1）、《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1）、《東岳論叢》（1）、《中國科技期刊研究》（1）、《理論與現代化》（1）、《社會科學論壇》（1）、《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煙台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江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和《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共32種其他學科期刊、學報刊登有1篇關於民國新聞史研究的論文。

在作者方面，413篇論文涉及388位作者，其中，劉憲閣（8）、陳力丹（5）、郭恩強（3）、徐新平（3）、鄧紹根（2）、倪延年（2）、艾紅紅（2）、鄭大華（2）、靖鳴（2）、孫健（2）、齊輝（2）、吳翔（2）、崔瀚文（2）、張雷（2）、蔣建國（2）撰寫在2篇及以上，有近91篇論文2人或3人合寫。

二、研究主題的分布概況

在研究主題方面，報人、報刊佔據了主導地位，有58篇論文以報人為研究主題，主要研究了27位報人，其中以毛澤東、張季鸞為主題的論文最多，前者共有7篇，后者共有6篇，其次是范長江（4）、邵飄萍（4）、魯迅（3）、鄒韜奮（3）等。

有228篇左右論文以不同類型的報刊為研究主題，《申報》、新記《大公報》、《新青年》、《良友》畫報及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報刊是研究的重點，此類文章佔據了報刊研究的絕大部分，但國民黨報刊、在華外人報刊、行業報刊、小報也有一些研究。其中，《申報》的研究數量最多，有32篇，《大公報》和《新青年》的研究數量其次，分別有14篇和9篇是以《大公報》和《新青年》為研究主題。另有對各類畫報研究的論文有10篇。研究角度上呈現多元化狀態，主要有報刊的媒介呈現、政治動員、報道特色、報刊與城市文化、報紙廣告、報刊業務等。

其它主題主要是新聞教育、新聞法制、媒介經營、報刊編輯、新聞團體、新聞自由、新聞廣播、新聞統制、職業素養、地方新聞史、研究綜述等。研究角度多側重於人物的新聞思想、報刊活動、職業生涯，作品特色等。

三、研究成果文獻的具體信息

2014-2015年度國內新聞學與傳播學期刊上（各類期刊上）刊載“民國新聞NB史研究”文獻的作者、篇目、發表刊物以及卷期信息如下。

項目組內情通報

關於同意韓叢耀教授邀請范文霈教授

參加“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專題研究的通報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民國新聞史”項目組核心成員、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子課題負責人、南京大學韓叢耀教授近日向秘書處提出申請，擬邀請揚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范文霈教授參加“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特約專題研究，並承擔部分書稿的撰寫工作。

一、鑒於韓叢耀教授領銜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編號14ZDB）多卷本“中國新聞傳播技術史” 的項目首席專家，同時還承擔多項研究項目，為保証“中華民國新聞史”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按照項目組的體計劃如期推進，秘書處同意韓叢耀教授關於邀請范文霈教授參加“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專題研究的申請。

二、為便於工作，邀請范文霈教授參加2016年8月20-25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的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參加會議的經費由秘書處承擔。並作為項目組核心成員參加以后的相關活動，經費由秘書處承擔。

三、根據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管理的有關規定和本項目投標書，特約研究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的負責人仍然是韓叢耀教授，全權負責該特約研究專題的有關工作。該分冊出版時的署名可為“韓叢耀 范文霈合著”。

秘書處熱情歡迎范文霈教授加盟本項目特約專題“民國時期的圖像新聞業”研究，相信並期待范教授加盟后不但在該特約專題的研究工作中做出新的貢獻，而且能為其他子課題的研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特此通報。

關於2016年第3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

提前印發的說明

根據項目組工作計劃和2015年11月第二次項目組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決議精神，項目組第三次工作會議暨編纂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將於2016年8月19-24日在湖南師范大學舉行。

根據本項目的研究進程，下一階段的研究重點將是撰寫項目最終成果5卷本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為了配合做好會議准備工作，本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上刊發了准備提交會議討論的《中華民國新聞史：緒論》（征求意見二稿），為了盡可能地讓項目組的各位專家有更充裕的時間對關乎全書整體的“緒論”進行思考，秘書處決定把原定於7月25日印發的2016年第3期《民國新聞史研究動態》提前到7月15日印發。2016年第4期“研究動態”仍按預定時間在2016年10月25日左右印發。

特此說明。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