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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1日至16日，北京香山飯店舉辦了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本次研修班由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和首都師范大學美學研究所聯合舉辦，九位著名哲學家、美學家與三十多位來自全國各高校和研究所的青年美學教師共聚一堂，漫談中華美學精神。期間，著名西方哲學史家、黑格爾專家、美學家張世英先生，美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葉朗先生，首都師范大學陳嘉映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教授、南京大學文學院周憲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彭鋒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劉成紀教授、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顧春芳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高建平研究員等專家學者先后開講，從不同視角為學員們講解了中國美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復旦大學講師陳佳、西南大學講師張雨、山東工藝美術學院講師孫明潔、湖南第一師范學院講師周奕希、淮北師范大學副教授王偉、山東大學講師朱曉芳、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孫曉霞、武漢大學副教授朱潔、西安音樂學院講師崔瑩、中央音樂學院講師程乾、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朱琳、四川音樂學院教授趙崇華、深圳大學講師鐘雅琴、華南理工大學講師曹艷玲、上海音樂學院講師孫月、嶺南師范學院副教授孫喜艷、東北大學副教授谷會敏、江蘇師范大學副教授王懷義、湖北理工學院副教授陸慶祥、西南政法大學講師肖朗、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李雷、同濟大學副教授李弢、東北大學講師湯常鳴、江西師范大學講師左劍鋒、貴州師范大學教授唐善林、西南大學教授寇鵬程、浙江理工大學教授李桂生、西南政法大學講師楊一博、揚州大學講師張強、江蘇第二師范學院助理研究員陶賦雯、同濟大學講師隋少杰、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潘黎勇、山東師范大學副教授楊光、西北政法大學講師李紅麗等三十多位學員參加了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的學習。本次研修班由首都師范大學王德勝教授、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首都師范大學孫士聰教授負責組織，王德勝、顧春芳交替主持，以專家學者主講課程及學員互相討論的形式進行。
弘揚中華美學傳統，提高人生精神境界
——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成功舉行
2016年7月11日上午，北京香山飯店舉行了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開班儀式。美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葉朗先生首先向與會學者說明了舉辦本次研修班的宗旨。他說道，舉辦這個研修班出於兩點考慮。第一，目前的學術生態對美學、藝術學的發展很有利，要抓住機遇把美學學科建設搞上去。他認為美學在中國正處於很好的形勢，因為中央也強調中國面臨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時機，在文化復興中，美學、哲學佔了重要位置。過去中央領導講話裡頭沒有“美學”這個詞，現在中央領導講話特別提到要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葉先生指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美學研究者高興的大形勢，也給從事美學和美育研究的學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生態環境。因此，我們應該抓住這麼好的環境，把美學、藝術學學科的建設搞上去。葉先生說，開辦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的第一個考慮就是對我們國家大的形勢的認識，“我們感受到這樣一個好形勢，就要抓住這個形勢”。
其次，葉先生指出目前國內從事美學教育和研究的隊伍有點分散，大家溝通、交流不夠，這對美學學科的建設非常不利。他說，在座的各位學者可能都有感受，從事學術工作需要交流，光是自己一個人做研究往往很難打開眼界和思路，研究水平就很難得到提升。葉先生特別提到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的例子。他說費爾巴哈晚年思想落后了，恩格斯對此分析認為，費爾巴哈晚年思想和學術之所以會落后是因為他晚年住到了農村，“沒有才智相當的人跟他一起交流”。葉先生說，恩格斯告訴我們跟才智相當的人交流溝通對我們的學術研究非常重要。當年北京大學的很多學者隔一段時間就要在一起吃飯，因為吃飯時可以進行學術交流。葉先生反復強調：“學術交流非常重要！”因此，葉先生提議由北京大學美學和美育研究中心和首都師范大學美學研究所舉辦本次研修班，通過這樣一種機制來加強學界的溝通，凝聚大家的力量，推動美學學科的建設和發展。葉先生說，今年的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是第一次辦，以后還會繼續辦下去，為學界搭好一起交流、一起碰撞思想火花的平台！
有思想方有美
7月12日上午，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的開班儀式請來了張世英先生致辭。張先生是國內著名的西方哲學史家、也是黑格爾研究專家，也是美學家，對美學和藝術發表了非常多精辟的見解。本次講話，張先生首先高度肯定了舉辦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的現實意義。他指出，當前中國社會在物質滿足上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人們的精神追求也越來越迫切，而精神追求的最高層次就是審美。舉辦這個美學研修班非常符合實際的需要，非常有現實意義。
緊接著，張先生以“有思想方有美”為中心展開本次講話。他說，我們常常講“美不自美，因人而美”，美有低層次的美，也有高層次的美。低層次的美人皆有之，高層次的美不見得人人都有。他指出葉燮有一句話“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可見”，這句話表明美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必須要有人的神明才能見到，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要有思想才能看到美。隨后，張先生從西方藝術發展的過程說起，具體闡釋“有思想方有美”的觀點，也向學員們提出殷切期盼，希望大家努力提高精神境界，達到高層次的美。
從四個層面談中華美學精神
7月12日上午，美學家、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葉朗先生為研修班學員們講授第一講課程，題目是“從四個層面談中華美學精神”。葉先生首先談到“中華美學精神”是一個大題目，這個研究課題需要我們對中國美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藝術史、中國文化史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概括和提煉，在此基礎上，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內涵做出理論的闡釋。他說，這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研究過程中，我們要注意吸收“五四”以來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同的看法，對不同的看法我們可以展開討論，通過討論來逐步形成共識。
隨后，葉先生以“中華美學精神”為核心，從四個層面來講解本次課程，一共談了四個問題，這四個問題也都是中華美學的基礎理論問題：第一個層面，從美的本體層面來談。葉先生指出，中國美學中不存在一種實體化的、外在於人的“美”，也不存在一種實體化的、純粹主觀的“美”，“美”是人在審美活動中情景相融而生成的意象世界，所以“美”不能脫離人的直接的審美體驗，不能脫離人的心靈的創造活動。他說，中國美學的這個觀點引導藝術家在藝術創造中追求人格性情、生命情調的表現，同時也引導人們重視精神的價值，去追求心靈境界的提升。第二個層面，從社會生活的美的層面來談。葉先生指出，中國老百姓在普通的、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都著意去營造一種美的氛圍，創造一種快活、熱鬧、優雅、精致的生活世界。這也是中華美學精神的體現，是中華民族的強大生命力的體現。第三個層面，從自然美的層面來談。葉先生說，中國古代思想家認為，自然界是一個大生命世界，天地萬物包含有活潑潑的生機和生意，這種生機和生意是最值得觀賞的。人們在這種觀賞中，體驗到人與萬物一體之美，從而得到極大的精神愉悅。第四個層面，從人的精神境界來談。葉先生指出，在中國古代思想家看來，哲學和美學的目標在於引導人們重視精神生活，要有一種高遠的精神追求。審美活動對人生的意義最終歸結起來是提升人的人生境界，審美活動、藝術活動要引導人們去追求一種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有情趣的人生，去追求人生的神聖價值。葉先生分別就以上四個問題進行了具體講解，對中華美學精神作了一個精彩的闡釋。學員們紛紛表示，葉先生的講授對美學研究和中國文化研究很有啟發性。
無蔽的真理——海德格爾的美學思想
7月12日下午，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著名海德格爾專家陳嘉映為學員們講解了海德格爾的美學思想。陳嘉映認為，海德格爾對西方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的影響超過上世紀上半葉的任何一個哲學家。他的講座圍繞著海德格爾的文章《藝術作品的本源》來展開，他說多數美學研究者和藝術家對這篇文章都很熟悉，目前學界也有大量關於這篇文章的研究，他不想重復這些工作，因此他隻挑選了幾個重點來談，並由此梳理了海德格爾對美學和藝術的貢獻。陳嘉映指出，海德格爾把藝術作品當作真理的展現之所、衍生之所。不同於我們習慣性地講藝術和美的關系，海德格爾一上來就講藝術和真，這從根本上已經不同於我們日常的想法。陳嘉映認為，海德格爾的“真”的概念，跟我們說的真相、事實是不一樣的，他講“真”是在希臘文“aletheia”的意義上來使用的，這個詞的本意就是“去蔽”。在海德格爾看來，我們生活在日常的世界裡，不再對世界有一種新鮮的觀感，我們的世界已經是被遮蔽了的世界。而一個成功的藝術作品，會打破我們日復一日看世界的方式，讓我們用新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世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藝術作品就是真理的展現之所和衍生之所。
《二十四詩品》與中國美學
7月12日晚上和14日上午，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朱良志為學員們主講課程“《二十四詩品》與中國美學”。他首先對《二十四詩品》的作者之爭進行了回顧，指出關於它的作者問題，是近代以來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朱良志說《二十四詩品》是中國傳統文論、中國古典美學極為重要的一部作品。學界以往認為它的作者是晚唐詩人司空圖，並它納入整個唐代的文學、藝術和詩學發展的邏輯中來解讀。不過，在1994年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尚君、汪泳豪兩位教授就提出了《二十四詩品》不是唐代司空圖所作。當時在日本發現了《二十四詩品》的兩個朝鮮抄本，這些抄本反映出了《二十四詩品》是明代地方文人懷悅的《詩家一指》的一部分，由此陳尚君、汪泳豪通過大量材料論証了《二十四詩品》不是司空圖所作。1995年《北京大學學報》第四期發表了張健的文章，基本肯定了陳尚君和汪泳豪的推論，認為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基本上是不可靠的，但是不是懷悅所作是有疑問的。張健發現虞集的《虞侍書詩法》中包含了懷悅《詩家一指》的基本內容，而《虞侍書詩法》刊刻時間比《詩家一指》早了二十年，這就說明懷悅作《詩家一指》是不成立的。張健通過論証指出《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可能是虞集。朱良志說：“我通過自己的判斷和一些文獻的發現，進一步証明了張健提出的《二十四詩品》為虞集所作是可以得到確認的，即《二十四詩品》是元代詩人虞集所作的一部重要詩法著作。”
在談到《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這個問題時，朱良志例舉了三點理由：第一，《二十四詩品》是《詩家一指》的組成部分，而《詩家一指》是一本有嚴密體系的詩法著作，《二十四詩品》是這部詩法著作最核心的部分，由此可見《二十四詩品》不是司空圖所作﹔第二，《詩家一指》明確交代對西崑體和江西詩派進行了討論，而西崑體與江西詩派之爭是北宋和南宋時的問題，是司空圖之后的事情﹔第三，《二十四詩品》和司空圖的思想是沖突的，《詩家一指》中所討論的一些問題也不可能在唐代出現。朱良志指出，以上三點決定了《二十四詩品》不可能是司空圖所作。
談到《二十四詩品》為虞集所作，朱良志也提出了三點理由：第一，《虞侍書詩法》中有明確交代，其為明代所刻，距離虞集不遠。同時，在元末時已經流行一些材料証明《二十四詩品》為虞集所作﹔第二，虞集《虞侍書詩法》跋文有“集之《一指》”一句，而《詩家一指》中也有“集之《一指》”一句，這是第二條証據﹔第三，《詩家一指》與虞集生平思想相契合。隨后，朱良志分品為學員們講解了《二十四詩品》的具體內容。
審美現代性的反思
7月13日上午，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周憲為研修班學員帶來題為“審美現代性的反思”的講座。本次講座，周憲主要講了三個問題。首先，他討論了何為現代性，指出現代性一般包括社會現代性、文化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三個方面，所以美學跟現代性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現代性就是短暫、過渡和偶然。
在談到現代性與分化的問題時，周憲指出整個現代化體現為一系列深刻的變化，變化呈現為廣泛的結構分化，其中包括三個重要的分化：第一是藝術與非藝術的區分﹔第二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化﹔第三是藝術內部的分化。沒有這些分化就沒有現代的藝術和美學的概念。緊接著，周憲談到了現代性從分化到沖突的發展。他說現代性的分化導致了差異，差異導致了矛盾，所以現代社會和文化充滿了張力。他指出在韋伯看來，在現代性的沖突中，“藝術變成了一個越來越自覺把握到的有獨立價值的世界”，“藝術承擔了一種世俗救贖功能”，“它提供了一種從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脫出來的救贖”。現代主義藝術激烈地顛覆了古典傳統，張揚感性體驗來抵御理性宰制，以自由對抗強制，維持人的完整性與和諧存在，而這恰好表現了審美現代性的重要性。
最后，圍繞審美現代性周憲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現代性是終結了還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如何理解中國語境的審美現代性以及如何重建中國審美現代性，這些問題無不啟發學員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意象與“之間”——從藝術本體論看中國美學
7月13日晚上，北京大學教授、藝術學院副院長彭鋒為研修班學員們主講題為“意象與‘之間’——從藝術本體論看中國美學”的課程。彭鋒指出“之間”的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而他發現“之間”與意象有一定的關系，因此他今天准備從藝術本體論的角度來討論二者的關系。他首先分析了“藝術本體論”是個什麼樣的問題，指出關於藝術本體論的問題和藝術定義的問題是兩個表面看起來類似、實際上卻完全不同的問題。藝術本體論問的是藝術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而藝術的定義問的是什麼樣的東西是藝術。
彭鋒指出，西方對藝術本體問題的討論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上半期，英伽登提出了“文學作品是什麼樣的東西”的問題。經過分析，英伽登認為文學作品既不是精神對象，也不是物理對象，而是純意向性對象，是在我們的意識當中對作品的具體化。彭鋒認為，關於藝術本體論的問題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形而上學的二分法，發展改良的本體論范疇系統。他說，通過對藝術作品的思考，傳統的一分為二的框架在看待藝術時是不合適的。他以龐普為例，龐普從中國思想中道、象、器的區分指出象是詩歌形象思維的靈魂，這表明藝術的領域不在形而下也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中”。由此，彭鋒也把象看作藝術作品的本體，但他指出象不是一個東西，不能實體化。他說，“之間”也不是東西，不具備任何本體論的地位，是個活的狀態，而中國畫就處於這個“之間”的領域。
彭鋒引用葉朗先生的觀點，指出既不存在實體化的、外在於人的美，也不存在實體化的、純粹主觀的美，因此他也主張“美在意象”。彭鋒認為，把“美在意象”放在20世紀后半期，尤其是80年代以來關於藝術作品本體論的討論中來理解，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中國式的理論貢獻。彭鋒指出，從藝術本體論的角度來理解意象，可以在中國傳統美學和西方美學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讓它們發生對話，通過對話澄清一些過去在理論上沒有說明白的地方。
美和藝術在中國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作用
7月14日上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北京市美學學會副會長劉成紀為研修班學員主講“美和藝術在中國早期國家形成中的作用”。劉成紀指出，他之所以講這個題目，是想重建對中國美學史的把握方式，或者對中國美學史形成一種新的認識，而這又必須建立在對西方現代美學反思的基礎上。他認為，美學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學理論建構的形態，美學理論的進步必然能夠帶來美學史研究的進步。
在談到現代西方美學的局限性時，劉成紀首先指出這裡所說的現代美學是指18世紀啟蒙運動以后的美學。通過回溯鮑姆嘉通、康德、黑格爾等主要的現代美學理論，可以發現現代以來，美學學科存在著一個自我獨立運動，但也是這一學科被自我貶低、被狹隘化的運動。美學放棄了對自然、社會、政治、人生等問題的宏大關切，成為一個僅涉及人的愉悅及藝術規律的專門之學。美學的這種審美自律或者審美獨立，使得美學既無法解釋現代藝術，更無法解釋現代世界。因此，他認為我們不能把近二百年左右的所謂“現代美學”作為理解中西方美學的全部。中國和西方有幾千年的文明史，美的歷史是和這幾千年的文明史相伴隨的。近二百余年來，我們對美的定位不過是人類文明史發展過程中的一朵小浪花，不能把近二百年發展起來的對美學的認識作為對美學進行判斷的法定標准。
劉成紀認為，在西方和中國的前現代時期，美和藝術雖然沒有獲得獨立，但正是因此，它的價值無限廣延。從柏拉圖《理想國》、《法律篇》等作品來看，柏拉圖把美和藝術看作關乎理想城邦建立的重要問題，彼時美學和政治、倫理是交合在一起的，劉成紀指出這在中國也是如此。美和藝術到底對中國的國家民族意味著什麼？他認為美的問題是傳統中國國家政治的核心問題，或者說在中國前現代時期，美學不僅僅是一種藝術哲學，更是一種國家哲學，審美和藝術精神構成了傳統中國的立國精神。因此，理解中國美學史必須在這個放大的架構下去理解，才能使得美學這個學科在對歷史的追溯中獲得新的活力，劉成紀指出這也是他十幾年來做美學史努力的一個目標。他將這一目標概括為三點：：第一，讓中國美學史研究重新歷史化，我們要重新讀史，和中國原典（包括各種美學資料）重新對話﹔第二，真正潛入歷史，通過美的方式來調動歷史，使中國歷史重新活躍起來﹔第三，也是最終目標，就是以美學視角重建國史論述。隨后，劉成紀對此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講解，為學員們講述了從美的視角到底可以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早期中國，以及早期中國對奠定中國風雅傳統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
中國電影與中國美學
7月14日晚上，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顧春芳在研修班主講“中國電影與中國美學”的課程。顧春芳首先指出，“中國電影和中國美學”很顯然是一個電影美學的命題，要做這樣的思考就會引出一系列的問題，諸如中國美學和中國電影究竟有沒有關系，中國美學對中國電影究竟有沒有價值，哪些中國電影自覺地體現出純粹的中國美學和中國藝術精神，可否用中國人對待藝術的心態來對待電影，可否用畫山水畫一樣的心態來對待電影、來拍電影，中國美學精神以什麼樣的方式滲透、並體現在具體的電影中，是否存在一種文人電影。她說，這些問題好像是她本人的，但實際上對這些問題的追問從上個世紀就開始了。在談到對中國電影和中國美學進行研究的意義時，顧春芳提到了兩點，第一點是對電影本身而言。她說，電影是西方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它最初植入中國的時候和中國傳統、中國美學本沒有直接的聯系，直到今天中國電影仍然扮演著一個學習者和模仿者的形象。今天中國電影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一直沿用的都是他者的話語。對於電影中中國美學精神的尋找和確認，其本質就是對電影美學主體性的尋找，這在今天的中國電影中變得格外重要。第二點是對個體生命感悟而言，她借用牟宗三《為學與為人》中的一段話“孔子之為一個真正的人，是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不斷的、永恆的過程裡顯現出來的”，指出這段話使她意識到我們要把做學問和解決個人的精神困境結合起來，在做學問的過程中來感悟生命的真理，同樣也要把對生命和真理的感悟融入到我們的學問當中去。
在回顧中國電影的發展歷史時，顧春芳指出20世紀中國電影中一直有一個潛流，這就是中國電影中存在的關於中國美學的潛流。她舉例說到，在20世紀初費穆主張的“空氣說”，其實是要用畫山水畫的心態來創作電影，實際上是在探討能否在電影中實現文人畫中那種空靈的美感境界。蔡楚生提出的意境、鄭君裡倡導的詩意等等，都是向著中國電影詩學的自覺體認和皈依，不僅賦予中國電影獨特的品格，同樣使中國電影詩性表達過程中有了內在的傳承關系。在50、60年代，中國電影雖然出現了現實主義、社會主義的潮流，傳統美學作為一種精神源流依然影影綽綽地滲透在一些電影的風格當中。到了80年代，一批有關中國文化和電影理論的文集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念進行了理論上的拓荒，這也體現了中國電影美學對中國文化的一種思慕。顧春芳說，從這種簡單的歷史回顧可以看出，對中國電影和文化主體性的訴求一直存在著，這也呈現了中國電影靈魂和品格的自我塑造。
隨后，顧春芳對中國電影和中國美學進行了具體講解，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討論了研究藝術需要抓住中國美學的哪些根本特點﹔第二，談了侯孝賢的電影觀念、電影風格和中國美學精神的關系﹔第三，借侯孝賢最新的電影《刺客聶隱娘》來分析這部電影所包含的中國美學精神。
美學與當代生活
7月15日上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華美學學會會長、國際美學協會主席高建平為研修班學員主講“美學與當代生活”的課程。高建平首先談到，“美學與當代生活”這樣一個話題，在於思考如何把生活和美學聯系起來。他說，近年美學與藝術、美學與生態、美學與城市等各類美學問題的討論非常熱烈，也有很大的成就。這些年美學研究的活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研究領域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話題，發現了新的研究對象。不過，他認為我們有必要回到美學的一些基本問題上來，去重新思考那些似乎過時的問題，使它們產生新的意義。
高建平說，他今天主要講的是理性和感性的爭論。他認為我們日常的陳述對感性是非常不利的，日常的話語框架決定了理性是對的，感性是錯的。因此，他想回到理性與感性之爭這樣一個問題上來，分析這個問題是如何出現的，以及美學應該從什麼樣的立場來切入這個問題，這些就是他此次授課的重點。高建平指出，美學對感性的研究一直是在理性的統治之下，實際上這也是整個西方哲學史的傾向。對西方哲學史重新進行思考就會發現，以往認為對的東西存在不少的問題。他回顧了從鮑姆加登到康德、黑格爾和分析美學的現代美學理性主義傳統，討論了當代文化研究的非理論化傾向、實証研究的傾向，他認為這些傾向都構成了美學的消解。緊接著，他又梳理了當代生活中感性需求充盈的狀態及美學的缺失，由此總結了我們這個時代美學現狀，即我們這個時代不缺少美和外觀，而缺失對美的提高。高建平認為，美學的意義就在於感性的提升，回到感性，面對當代市場與技術的發展而發展感性，有助於突破原有的理性主義哲學框架，使我們重新認識美學，並通過美學的介入來重新定位藝術的作用。他強調，回到感性一定要接續中國美學資源並面向世界，這樣才能真正重塑審美，實現新感性和美學的轉型。
接續北大美學傳統，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7月15日下午，在北京大學燕南園56號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舉行了第一期“中國美學暑期高級研修班”結業儀式暨結業座談會。張世英、葉朗、朱良志、周憲、王德勝、顧春芳、彭鋒等專家學者與三十多位研修班學員共聚一堂，就研修班期間的學術思考、研究感悟展開熱烈討論，期間葉朗先生為學員們頒發了結業証書，並向學員們表示祝賀。
座談會上，與會專家學者對學員們表達了殷切期盼，指出北京大學作為現代中國美學的發源地，學員們參加此次美學研修班自覺地接受北京大學學術傳統的熏陶，實際上是成為了北京大學學脈的一部分，希望大家要接續北大美學傳統，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前輩學者們還指出，中國美學是境界之學，主張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希望學員們在做好學問的基礎上培養自己的內在精神世界，讓自己高尚起來！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