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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百年‘龍學’探究”負責人、山東大學教授
【研究心得】
一本書的研究成為一門學問，“紅學”是最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龍》研究發展成“龍學”，也是一個不多見的例子。《文心雕龍》問世於公元六世紀初，至今已經1500余年。1500年的《文心雕龍》傳播和研究史，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一是前“龍學”時期（20世紀以前），二是20世紀以來的“龍學”史。漫長的前“龍學”時期的《文心雕龍》研究，主要是文本的校勘、典故的解說以及原文的征引，對詞語文意的訓釋尚且很少，更談不上系統的理論研究了。進入20世紀以后，劉師培、黃侃、劉咸炘、錢基博等國學大師開啟了近代《文心雕龍》研究之路﹔加之后輩學人前后相傳、薪火不斷，“龍學”研究終成一門學問。目前，《文心雕龍》已被翻譯為英文、日文、韓文、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等多種文字，各國均有一些“龍學”專家。據筆者最新統計，《文心雕龍》的專著、專書已達到700余部（種），文章、論文約有一萬余篇。
為什麼大家會對一本書饒有興致、如此用力？這不是誰號召的，而是自發的。在中國文化當中，《文心雕龍》具有一種獨特性，吸引了大批著名學者來研究它，從而產出了眾多成果，牟世金先生謂之“一入龍門深似海”。《文心雕龍》的獨特性可概括為五個方面。第一，它是中國文論的元典。“元典”是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提出的一個概念，所謂“元典”，就是首要之典、根本之典。《文心雕龍》是中國文論的元典，就是說中國文論后來很多著作、理論，特別是很多范疇，都是從它生發出來的。第二，它是中國古代文論和美學的樞紐。樞紐就是關鍵，《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文論和美學的一個關鍵環節，不僅創造性地融匯了六朝之前的理論成果，而且完成了中國文論和美學范疇、體系的基本話語建構，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國文論和美學的話語范式。第三，它是中國文學的鎖鑰。《文心雕龍》是中國文學的緊要之處，或者說，若要打開中國文學寶庫，必須用《文心雕龍》這把鑰匙。比如我們中國古代講“《文選》爛，秀才半”，但要讀懂、讀通《文選》，就離不開《文心雕龍》。《文選》的選文標准、《文選》的文體分類，和《文心雕龍》都密切相關﹔《文選》所選文章的寫作方法，更是《文心雕龍》研究的主要內容。第四，它是中國文章的寶典。我們今天所謂“文學”，是從西方引進的概念，事實上中國古代叫“文章”。中國古代的“文章”比我們今天的“文學”寬廣得多，包括眾多的實用文章和文體。要寫好這些文章，讀《文心雕龍》是一個捷徑。正如清代黃叔琳所說，《文心雕龍》是“藝苑之秘寶”。第五，它是中國文化的教科書。《文心雕龍》的“文”，不等於今天的“文學”，而是范圍寬廣得多，而且其地位也重要得多。重要到什麼程度呢？正如《文心雕龍·序志》篇所說：“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經濟、軍事、儀節、制度、法律，都離不開這個“文”。因此，《文心雕龍》雖是一本文論著作，但這個“文”不同於今天的“文學”，所謂“文論”也就不等於今天的“文學理論”，劉勰的論述實際上提供了一部中國傳統文化的教科書。比如，黃侃是語言文字學家，但他專門講《文心雕龍》﹔范文瀾是史學家，他也要講《文心雕龍》並為之作注﹔王元化是思想家，但他的《文心雕龍講疏》成為其著述中最有名的一部。所以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對《文心雕龍》產生興趣，希望去發掘它的重要價值——思想價值、理論價值、文化價值。
早在30年前，牟世金先生便指出：“《文心雕龍》研究何以會成為一門系統化的學科即所謂‘龍學’呢？除了發展民族文化的需要，主要是《文心雕龍》有其值得研究的價值。”又說：“中國古代的許多學者，對《文心雕龍》做過大量不可磨滅的工作，但除校注之外，大都是獵其艷辭，拾其香草而已。真正的研究，還只是近幾十年來的事。但這塊古璞一經琢磨，很快就光華四溢，並發展成一門舉世矚目的‘龍學’了。”台灣著名“龍學”家王更生先生更指出：“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年的努力，《文心雕龍》研究不但贏得了‘龍學’的雅號，而從事研究的學者們，更被學術界尊之為‘龍學家’。不僅如此，它更和當前所謂的‘甲骨學’‘敦煌學’‘紅學’同時榮登世界‘顯學’的殿堂。受到國際漢學家的重視。”
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我們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乃至國學熱的興起，“龍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新世紀“龍學”在十幾年的時間裡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總體成就令人鼓舞，很多方面甚至是空前的。尤其是大部頭的“龍學”著作不斷出現，充分展示出“龍學”的厚重及其強大生命力。《文心雕龍》一書隻有不到4萬字，《文心雕龍》研究被稱作“龍學”，可以說一直是有人表示懷疑的，雖然隨著百年“龍學”的不斷發展和進步，懷疑的聲音逐漸淡出，但不少《文心雕龍》研究者自己也在思考，所謂“龍學”到底是怎樣的？筆者以為，新世紀“龍學”的不少厚重之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這樣的問題了。如林其錟和陳鳳金先生的《增訂文心雕龍集校合編》、劉業超先生的《文心雕龍通論》、張燈先生的《文心雕龍譯注疏辨》、周勛初先生的《文心雕龍解析》等，許多都是近百萬言的“龍學”專著，其中《文心雕龍通論》一書則有170余萬言，成為大陸近百年“龍學”史上規模最大的專著。當然，字數不能說明一切，但毋庸置疑的是，面對4萬言的《文心雕龍》，我們說了這麼多的話，涉及如此眾多的問題，正是《文心雕龍》研究之所以成為“龍學”的根本﹔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說，其中還有很多問題要闡明，此乃“龍學”的生命力之所在。
面對百年“龍學”的積累，如何把這筆巨大的文化財富化為新時代學術的血肉，則是新一代研究者需要認真面對和思考的問題﹔尤其是如何走出強大的西方文藝學話語體系的影響，回歸和還原中國文論和文化的話語之本，構建本土化的中國文論、文學、文化話語體系，既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我們義不容辭的歷史重任。可以說，《文心雕龍》研究之所以發展成為一門“龍學”，榮登世界“顯學”的殿堂，乃是一種歷史的選擇，其必將為中華文化的復興增添力量，更會為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