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說話文學對中國古典文獻的引用和翻譯 

日語中的“說話”一詞，泛指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笑話等，在近代日本民俗學中專指口頭傳承故事。日本說話文學，主要指用文字記錄下來編輯成集的說話集。按內容，一般可分為佛教說話集和世俗說話集，前者所佔比重較大。例如，日本說話文學的嚆矢之作——平安初期的《日本靈異記》，以及平安末期的《今昔物語集》都是佛教說話集，其編撰成書的契機皆來自於中國古典文獻的巨大影響。

一

就日本說話文學作品所引中國古典文獻而言，世俗說話集往往取材於中國的《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正史、《蒙求》《列女傳》《白氏文集》《幽冥錄》《搜神記》等幼學蒙書、文學著作以及志怪書，而佛教說話集則主要來源於漢譯佛典和《經律異相》《諸經要集》《法苑珠林》等佛教類書、《觀世音應驗記》《冥報記》《三寶感應要略錄》《弘贊法華傳》《法華經傳記》《戒珠往生傳》等佛教靈驗記和往生故事集、《孝子傳》等孝養故事集。無論從影響關系還是題材來源看，中國古典佛教靈驗故事集在日本說話文學中都佔有重要位置。

對於中國出現的佛教靈驗故事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中有至為恰當的解釋，他將六朝至隋出現的、著錄於“子部及史部”的佛教靈驗故事集稱為“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今惟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証報應……而余則俱佚。”這些“釋氏輔教之書”，“大抵記經像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對於佛教在中國的普及與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型佛教文獻《法苑珠林》、志怪類書《太平廣記》等皆有為數不少的征引。但是隨著佛教在中國的衰退，這些靈驗故事集亦大都消亡。《冥報記》《金剛般若經集驗記》《三寶感應要略錄》等均為在中國久已佚失而獨存於日本的“釋氏輔教之書”，而且除了《冥報記》見錄於《舊唐書》《新唐書》之外，其他諸種皆不見有任何文獻著錄，珍貴程度可想而知。更可貴的是，這些作品皆有不同種類的古寫本現存於世，大都被指定為日本國寶或重要文化遺產。研究這些對於日本佛教及佛教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中國古代文獻遺珍是極有意義的。

二

此處所使用的“引用”與“翻譯”兩個術語，是指同一問題的兩個層面。要探討日本說話文學對中國故事集的翻譯問題，首先須弄清一個問題——說話集中收錄的中國故事來自於直接引用還是間接引用。無疑，作為說話文學中的翻譯研究，它所對等的是直接引用的出典文獻。說話集中的說話富有流動性，一則說話有時可能出現在不同說話集中，比如《冥報記》的故事同時見於《今昔物語集》和《宇治拾遺物語》等多部說話作品，那麼，它們之間或它們與《冥報記》不同寫本之間有何關系？對這些問題要認真考証與核實，盡可能對相關文獻資料進行竭澤而漁地收集和掌握，詳細梳理每個作品本身及其之間的傳承流變經緯，把握說話文學的傳承特征。

說話本屬於俚俗淺語式的簡短故事，常通過口頭傳播形式傳達某種信息，而說話文學主要的功用在於啟蒙。佛教在宣教過程中，使用卑淺通俗的故事化導俗眾，運用志怪或靈驗故事宣講因果佛理，吸引信徒。《今昔物語集》中收錄的《冥報記》《三寶感應要略錄》等作品，分別為宣傳佛教因果報應和三寶感應的佛教故事集，因此收錄到日本說話集中，這些漢文故事也要按照這樣的要求翻譯成通俗的日文，才能達到宣教的目的。

《今昔物語集》是以講故事的形式編撰的大型短篇故事集，每則故事都按如下模式展開：“很久以前，在某個時代某個地方有某人，圍繞此人發生了某事，通過此事得出了某教訓，故事就是這麼流傳下來的。”這種口頭講故事的形式，亦要求所使用的語言須是一種明白易懂的說明性文體，因此《冥報記》和《三寶感應要略錄》等中國佛教靈驗故事集，通過這種敘事模式被翻譯和收錄到《今昔物語集》時，譯文增加了大量較原文更具“指示性意義”或“說明性意義”的添加成分和會話句式，較之一般性訓讀文體更加細膩生動。透過這種模式，亦可約略窺到日語作為日本民族特有語言所表現出的“具體而微”的民族特性。

另外，對於說話集所引故事中的省略和添加這一問題，以往的研究往往將其當作翻譯中出現的現象加以看待和探討，其實它已超出了單純的“翻譯”概念，應更多從“說話集的編撰與引用”這一視角重新加以審視。因為“說話集”的制作是編撰者要通過對一些零散的“說話”加以編錄，以向人們傳達某種思想或意圖。為了更好地表達這種編撰思想和意圖，編撰者有時會有意識地改變或裁剪原本的故事，在其中添加或省略某些敘述。對這樣的添加與省略，要與單純翻譯策略方面的添加與省略區分開來，單獨加以研究。《今昔物語集》中對於《冥報記》和《三寶感應要略錄》等的引用故事中所賦予的大量“話末教訓語”現象，就是典型的代表。這種現象有時與說話集的敘事模式不無關聯。例如，《冥報記》繼承了六朝以來《觀世音應驗記》等佛教靈驗故事集的傳統記述方法，在每則故事的篇末，都詳細記錄了撰者唐臨輯錄這些故事的原委，其目的在於“發明神道之不誣”，從中亦可看出中國靈驗故事集的敘事方略與史書的關聯。

三

《今昔物語集》篇末對於《冥報記》末尾記事的刪除，《三國傳記》對於《三寶感應要略錄》原文敘事的添加性改變等現象，體現出中日短篇故事集文學在敘事模式和敘事策略上的迥異之處，為正確理解中日古典文學表現手法乃至中日文化的表現特征提供了極具特色的范式。

日本說話文學對於中國文獻的引用，除了直接引用與翻譯的問題之外，還包括非直接引用與故事傳承另一層面的問題。對於說話集中難以確認具體出典的中國題材故事，應結合具體作品努力探求故事的傳承經緯和流變特征，以此揭示故事傳承變異背后的文化背景及其差異。循著這一思路，筆者分別就故事集和同一主題的某一故事或某類故事兩個方面作了考証。

《冥報記》在9世紀初被《日本靈異記》仿效之前便在日本列島廣為傳播，從奈良、平安以至於中世，說話文學中源自《冥報記》的故事歷歷在目。《打聞集》和《宇治拾遺物語》中所收錄的《冥報記》故事雖不多，但通過將它們與《今昔物語集》中相同內容的故事進行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出《冥報記》的傳承存在一個“古話層”，即是說，早在12世紀之初《今昔物語集》編撰成書之前，《冥報記》的故事通過不斷傳承已深度融入日本文化的多重要素，而這些要素共存於這些不同說話集當中的同一故事之中。《今昔物語集》中有兩則《冥報記》關聯故事就是這樣的“古話層”故事，其中的一則更在“古話層”故事基礎上，又據《冥報記》前田家系統本作了新的加工，其接受過程的復雜性，可見一斑。

以故事主題為單元的研究，主要就《法華經》靈驗故事中的女性信仰故事、唐代玄奘法師西行故事和中國古典音樂故事等在日本說話文學中的傳承流變進行了系統考証與分析，探明了這些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歷史人物和傳統文化在日本古典說話文藝中的接受特點，對於理解中日不同民族的思維習慣和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日本說話文學對中國古典文獻的引用和翻譯研究”負責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