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峣：唐宋時期經濟增長的大國效應

唐朝繁榮的海運場景。資料圖片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道路研究”首席專家、湖南師范大學教授

【專家論壇】

唐宋時期（公元618∼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繁榮的時期，也是世界大國經濟發展的典范。這一時期中國人口眾多、土地遼闊，由此形成龐大的市場規模、產業規模和經濟規模。這些規模因素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影響，從而表現出明顯的大國效應。

初始條件：人口眾多和土地遼闊

從唐宋時期的初始狀況看，人口眾多和土地遼闊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全國共有9619254戶，52880488人，進入唐代極盛時期。宋代人口出現大幅度增長，有兩個特點：一是增長速度快。唐初正值戰亂之后，人口急劇減少，而且逃散嚴重。《新唐書》記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為恢復和發展經濟，唐前期的統治者採取措施加快人口再生產。從貞觀十三年到天寶十四載，人口數由13252894增至52919309，總增長率為299%，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2%左右。宋代社會安定，人口增長迅速。唐代開元、天寶之際，人口數量為6000萬左右﹔宋代自宋仁宗時起，戶口即超過1200萬﹔宋徽宗年間戶口超過2000萬，每戶以五口計算，人口超過一億。二是區域大遷移。從755年的安史之亂到宋朝建立，長期的戰亂引發大規模人口遷移。天寶元年，全國人口有60%生活在出產麥子和黍粟的黃河流域，其余40%則生活在南方﹔而到北宋太平興國五年，全國10000萬左右的人口僅38%生活在北方，已有62%生活在出產稻谷的長江流域，南方的人口比例在宋代以后持續增長，使人口重心永久地轉移到南方。唐宋時期的人口因素促進了經濟增長加速，推動了經濟增長的重心從北方轉移到南方。

唐朝擁有遼闊的疆域，唐太宗平四夷、安海內，征服和統治了廣闊的疆域﹔唐高宗時期，中國的領土面積達到1251.19萬平方公裡。宋代的疆域變化較大，由於遼金割據，北宋的領土面積為460萬平方公裡，與之對峙的遼國為448.54萬平方公裡﹔南宋的面積為220萬平方公裡，與之對峙的金國為530萬平方公裡。從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土地因素看，唐代前期實行均田制，規定“丁男中男上以一頃，老男篤疾廢疾以四十畝，寡妻親以三十畝，若為戶者則減丁之半。”（《唐六典·尚書戶部》）宋代勞動人口的增長，推動了墾田面積的擴大，促進了生產的擴大和經濟的繁榮。

經濟規模：市場規模和產業規模

唐宋時期人口眾多和土地遼闊的初始條件，從客觀上促進了市場規模和產業規模的擴張，從而形成唐宋時期龐大的經濟規模。

唐宋時期的人口規模、國土規模與大運河的開拓共同推動了市場繁榮。其一，唐宋的水路運輸發達，承接了隋代開鑿大運河帶來的便利，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得以連接貫通﹔唐代注重對大運河的整修疏浚，並進行運河交通的相關建設，形成便利的水路交通網絡。同時，對全國道路進行大規模整修，形成以長安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陸路交通。宋代極為重視水運，建立以汴京為中心的水路交通網，進一步疏浚開鑿廣濟河、金水河、蔡河、汴水、江南運河和長江。這個時期，出現了船戶、挑夫和舵工等職業勞動者，他們把產品運轉到全國各地，使各地互通有無。其二，唐代城市的數量增加，規模擴大。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唐玄宗開元時，全國設郡328個，縣1573個，形成了不同類型的城市﹔大中城市出現規模擴張的趨勢，唐高宗永徽五年建成的唐長安城，面積達84平方公裡，唐東都洛陽，周長約282公裡﹔唐后期的揚州，周長在17公裡以上﹔唐長安在籍在冊的相對固定人口為40∼50萬，而流動人口數量不低於固定人口。宋代城市集聚更多的人口，宋神宗熙寧年間開封府人口在100萬以上，南宋臨安人口也因“江商海賈”的匯集而在100萬以上，武漢、建康、揚州、成都、長沙等城市人口均在1萬至10萬戶以上。交通運輸的發達促進人員和產品的流動，城市的繁榮也促進人口和商品的集聚，隨后各類市場發達起來。唐代形成了以各級城市為樞紐的市場網絡體系，第一層級是在全國具有中心或樞紐功能的大都市，如長安、洛陽、揚州等﹔第二層級是覆蓋較大區域性市場的城市，如成都、廣州、幽州等﹔第三層級是可以輻射、吸納周邊市場的州縣治所。在唐代后期，城市沖破了坊市制度，在農村的草市大量增加，各類專業市場逐步形成。宋代的區域市場發達起來，形成了以汴京為中心的北方市場，以蘇杭為中心的東南市場，以成都、梓州和興元為中心的蜀川市場，以永興、太原和秦州為中心的西北市場。

唐宋時期的人口規模、土地規模以及市場需求的擴大，促進了生產的擴大和產業規模的擴張。唐代的農業生產規模龐大，水稻的種植面積和產量增加，據《通典》記載，當時全國有耕地620萬頃，以1唐畝合今0.786市畝和以每市畝產糧154斤計算，全國糧食總產量為750428萬斤﹔宋徽宗時墾田面積達到1000萬頃，耕作技術進步和水利條件改善，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隨著農業產業規模的擴大和剩余糧食的增加，工商業迅速發展。唐前期的兩河、山東地區絲織業發達，中唐以后，南方的絲織業突飛猛進，在江淮和西南地區佔有顯著地位﹔宋代的採掘業和冶煉業，從技術到規模都有極其顯著的發展。採掘冶煉地區擴大，在產地集中的北方地區形成了大規模的鐵產中心，如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河北東路邢、磁諸州鐵冶、河東路諸冶等，不僅技術先進，產品質量好，而且規模龐大。宋代的造船業相當發達，有官營和民營兩種類型，培養了一大批技術高超的船匠。當時的漕船載重量大，可載乘1.2萬石，海船可載600人左右。這樣的大船，需要眾多的工匠集體制造。唐宋時期產業規模的擴大，推動了經濟總量的擴張。據估算，從公元10世紀末期到14世紀初期，中國的人均GDP水平超過歐洲，人口為歐洲的兩倍，經濟總量超過了歐洲各國總和的兩倍。

大國效應：內需支撐和技術進步

唐宋時期的中國是人口眾多和土地遼闊的典型大國，在經濟發展中形成了龐大的市場規模和產業規模，進而產生推動經濟增長的大國效應，形成大國經濟發展的優勢，主要表現在內需支撐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繁榮。

第一，大國依靠國內市場支撐產業的發展，實現分工深化和規模經濟。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描繪了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大國型式，“中國幅員是那麼廣大，居民是那麼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並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唐宋時期的經濟發展，明顯地表現為以國內市場為主的大國發展型式，依靠廣大的國內市場支撐產業發展，促進農業、紡織業、冶煉業、造船業、建筑業的發展，當時這些產業分工精細，有眾多的工匠合作，從而促進了分工的深化。同時，這些產業具有相當龐大的規模，可以有效節約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繁榮。

第二，大國依靠人口眾多和技術需求促進技術的進步，創造新的工藝和發明。根據林毅夫教授的解釋，當時的技術發明和科學發現，主要依賴於工匠、農夫的經驗和思維敏捷的天才對自然的觀察，中國因人口眾多而擁有更多的能工巧匠、耕織能手和智慧過人的天才，因而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同時，根據需求引致創新的假說，大國具有更大的技術市場，因而能夠更好更有效地支持技術創新和發明，形成技術研發的優勢。基於這兩種原因，唐宋時期工農業技術取得重要進步。唐代發明先進的水車，江南的水利設施擁有灌溉、拒潮、排水等功能，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並發明稻田除草工具﹔造船技術相當發達，並推動航海技術進步﹔冶煉行業創造金屬切削工藝和磨制工藝，推廣木風箱和灌鋼法﹔唐代發明腳踏紡車，南宋發明水轉大紡車，建筑技術、制瓷技術、造紙技術和印刷技術均得到發展。這些技術和發明廣泛地應用於農業和手工業，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