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研究中期檢測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一 研究計劃的總體執行情況和各子課題研究進展情況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12＆ZD003）自2012年4月立項以來，在課題主持人王國平教授的領導下，聯合中南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中南林業科技大學、長沙理工大學、湖南涉外經濟學院等單位的有關專家，按照課題設計的12個子課題，分別組成了子課題研究小組。各子課題負責人領導的課題核心研究小組從2012年5月至2016年7月，進行廣泛深入的資料收集、文獻研究、實地調查，並召開多次座談會、研討會等，取得了很好的階段性研究成果，整個課題的研究工作積極而有序。

本課題於2012年6月20日在湖南大學舉行開題報告會。湖南省社會科學院院長朱有志教授、國家基礎教育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唐凱麟教授、湖南商學院柳思維教授、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教授、中南大學文學院院長歐陽友權教授﹔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富全研究員﹔湖南大學新聞傳播與影視藝術學院院長彭祝斌教授等知名專家學者參加了開題報告會。主持人王國平做了開題報告，就課題研究的重大意義與重大價值、研究內容、研究思路與方法以及子課題安排預案做了匯報。本課題開題后全國新聞媒體紛紛予以了報道。

2012年8月5日，課題組召開全體人員會議，聽取子課題負責人匯報上階段課題研究的進展情況，對確定研究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探討，確定了課題總體研究實施提綱。課題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在總結的基礎上，布置了2013年課題研究工作。嗣后，各研究小組按照各自的任務分別展開子課題研究工作，並定期向課題負責人進行通報。2012年11月2日，課題組又一次召開全體研究人員會議，各子課題研究小組匯報了課題研究的進展情況，討論了半年來與課題研究的國內外新情況、新問題，討論了課題研究的重點難點和突破點，調整和擬定了總課題提綱和調研內容，厘定了各子課題研究要目，課題負責人再次對今后的研究工作進行了布置，對進度進行了精細的協調。

2010年1月至今，項目負責人和子課題負責人十余次專題討論了文獻資料與新信息採集問題，多次聽取課題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分析，召開座談會、研討會9次，發表了系列成果和研究文論。

考慮到本項目是一個宏大的國家重大戰略，要實施原創性很強價值度很高的拓建，項目組成員需要較全面地研究和解析國內外的理論與實踐發展動態，既要思辨世界觀中的高端化模式，又要考慮中國觀的國情和基礎，為了鄭重和高品質完成所賦工作，研究組推遲了結項時間。

現在，本項目研究已完成既定任務的80％，進入分報告的論証與修改完善階段，發表了系列學術論文。與此相對應的有關政策建議論文成果《傳媒產業簇群高端化發展研究》2016年獲湖南省委省政府第十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項目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參與起草並修訂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文化強省的決定》重大文件，並將成果的有關建言寫進了這個重大文件中。課題研究最終成果的集中撰寫也基本完成，課題負責人與課題組有關專家正在進行統稿，預計明年上半年申請結題。

二 調研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1.近年主要調研情況

（1） 2014年7月，王國平教授帶領子課題負責人余新華、張世兵、袁鵬舉等，就湖湘文化的源與流問題進行了調研，課題組深入湖南、湖北8個市縣通過集中座談、訪談、參觀等多種形式，收集了頗有價值的史料。

（2） 2014年11月，課題組子課題負責人蔣燁、周家文、周容基、饒愛民及相關課題組成員，到廣東省湛江、惠州、東莞進行了為期15天的調研，圍繞粵文化主題，通過走訪民俗、問卷調查等形式獲得了第一手資料，同時還分別與村、鎮、縣文化專干和文化部門負責人等進行了三次座談，取得良好成效。

（3） 2015年3月，子課題負責人陳文俊教授帶領蘇秀梅、李宇婷、龔建平等到遼寧鞍山、本溪、大連調研傳統文化與文化新潮對接問題，通過座談、參觀、訪談等形式了解不同類別的發展模式、經驗、前景等，並就一些具體對接問題進行了交流探討，調研后撰寫了相關調研報告。

（4） 2015年8月，王國平教授受俄羅斯聯邦財經大學邀請，赴俄考察俄羅斯文化與俄文化產業情況，並與兩國有關官員、學者就俄羅斯傳統文化發展與經濟帶動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5） 2015年4月，王國平教授受美國密蘇裡大學邀請，赴美國考察文化傳播問題。就美國的現代文化傳播內容、特色、路徑及制度進行了探討和調研。會晤了9位有關高端專家，獲得了大量的一手新信息、新科技。

（6） 2015年6月，首席專家王國平教授帶領余新華、霍生平、龍茂興課題組成員到四川、寧夏就文化產業問題進行了調研，深入巴中、廣安、資陽、眉山、賀蘭山等多個縣市基層走訪交流，獲取了第一手研究資料。

（7） 2015年10月，子項目負責人陳文俊與項目組成員易傳和、杜軍、王芳紅等，到湘西自治州的鳳凰縣、花垣縣、瀘溪縣、古丈縣等地，就少數民族特色文化開發等問題進行調研。調研組通過實地考察、召開典型縣區相關部門負責人座談會等形式，收集了有價值的研究資料。

（8） 本項目子課題組負責人教授蔣燁、周家文、饒愛民於2015年3月初，用了近4個月時間，調查走訪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在河北、吉林、上海、江蘇等10個省市進行認真細致的調研，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對我國31個省市的文化產業發展水平進行了實証研究，提供了發展政策與建言的調研報告，並就其評價方法，如何建構其評價指標體系發表了論文。

（9） 至2015年10月止，王國平教授率項目組成員多次到北京向農業部、商務部、財政部研究所、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中國農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有關高校，咨詢和交流本項目研究的相關政策與信息。

通過啟動的調研活動，課題組收集了百萬字的原始數據資料與案例，並通過國內外理論文獻查閱，收集了大量與本課題相關的理論文獻資料和經濟社會統計數據，通過分類整理，建立了本課題研究的基礎數據庫、資料庫與案例庫。

2.近年主要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情況

（1） 2014年 3 月24日至29 日，用了5天時間，課題組召開全體人員會議，深入研究和厚植各子課題的進展、估評工作。

（2） 2014年6月5日，課題組再次召開全體人員會議，聽取子課題負責人匯報2013年半年來課題研究的問題，會上，討論了課題總體研究方案及需要研究的重大問題﹔並對確定研究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課題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做了總結，並布置了2014年課題研究工作。

（3） 2014年8月8日項目組組織在湖南省政府召開了《湖南文化強省座談會》。省政府有關領導、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政府副秘書長、省政府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南大學商學院院長、中南林業科技大學副校長等40余人參加了研討，會上16人作了發言，就湖南文化強省的背景、條件、路徑、方法、機制、范式進行多層面的析論。會議開得很熱烈、很成功。

（4） 2014年11月15日至17日，邀請國內外部分專家和相關部門領導行家，在湖南長沙舉行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研究》高峰論壇會。論壇會由本項目主持人主持，來自清華大學、浙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等全國高等院校和相關部門及美國加州大學等外國專家學者共52人參加了會議，論壇會議專家發言20人，本項目負責人與各子項目負責人也分別就各自的成果做了會議匯報與詢策，論壇展開了認真而激烈的討論。使本項目開闊了更大的研究視野，獲得了很多富於高品質價值的建言。

（5） 2014年11月29日，項目組召開全體研究人員會議，各子項目研究小組匯報了項目研究的進展情況，討論了半年來與項目研究的國內外新情況、新問題，討論了項目研究的重點難點和突破點，調整和擬定了總項目提綱和調研內容，厘定了各子項目研究要目，項目負責人再次對今后的研究工作進行了布置，對進度進行了精細的協調。

（6） 2015年3月6日，項目組召開各組子項目負責人進度督促會，各子項目研究小組組長匯報了項目研究的進展情況，會上，項目組首席專家與項目組常務督察分別在會上介紹了相關國內外研究新信息，再次討論修正了各子項目寫作綱目，調整了要撰寫的調研報告，並決定上報有關部門，項目負責人與子項目負責人一起討論了今后研究的重點、難點和對策。

（7） 2015年5月1日，項目組召開研究團隊研究績效評估會，對一年來研究工作進行評估，各子項目負責人匯報了本組的研究進展和成效，項目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就一年來調研工作和已經取得的階段性成果進行總結與評估，找差距獎先進，提出了下階段調查的任務及研究工作的建議，並對組際間的融通交流機制做了布置。

（8） 2015年5月29日，項目組負責人王國平教授率項目組負責人共9人在浙江大學召開了學術專家問策會。德國的曼海姆大學與德國柏林大學兩位資深教授參加了會議，專門介紹了德國的文化力驅動科研情況﹔來自浙江大學、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浙江理工大學、浙江工商學院、浙江師范大學、浙江科技學院等14位專家，就現代文明發展、轉變文化觀念方式、建構新型文化生產體系問題作了發言，對本項目的研究進行了互動交流。

（9） 2015年6月17日，項目組召開進度敦促和理論派生問題討論會。項目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就項目研究的整體進度和當前面臨的問題聽取了各組的匯報。從項目組的匯報得知，各組已基本完成了本項目的調研、資料收集和子項目研究的相關工作，各項目組主要成員已發表相關論文10余篇。各子項目負責人就本組組取得的進度與成果進行了解說。會議專題討論了各組撰寫時間表，並討論了最終研究成果的提綱，同時討論了項目的理論背景和派生問題。

（10） 2016年1月8日項目組在湖南岳陽舉行《洞庭湖圈文化產業體系研討會》，會議邀請了岳陽市市委市政府領導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國防科大、湖南大學、湘潭大學、湖南科技大學、湖南理工學院、湘南學院專家學者共41人與會，與會者就湖湘文化、地域文化開發等問題作了發言與論証，精彩的發言與充分交流給項目組不少信息與啟示，為本項目濱水文化產業特色建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營養。

（11） 2016年5月9日，項目組召開全體研究人員研究方法創新獻策會，會議對已經形成的子項目研究報告進行了討論，提出了修改意見，重點對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創新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項目負責人進行了明確的任務分工，要求各研究人員在現有研究基礎上提升研究工具的新銳性，高質完成最終成果的撰寫。

2014年7月至今，項目負責人和子項目負責人10余次專題討論了文獻資料與新信息採集問題，多次召開座談研討會聽取項目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分析。與此同時，項目組成員有46余人次還參加了在上海、深圳北京、武漢、廣西、廣東、大連、黑龍江等地舉辦的多場次相關學術研討會，收集了全國最新科研信息。並提交會議論文31篇，開展了廣泛的學術交流。

三 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及採用情況等）

最終形成研究報告《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研究》，其中包括十二個子報告：報告一“文化科技與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研究”﹔報告二“生態文化體系構建的金融支持研究”﹔報告三“構筑標識性民族文化品質高地研究”﹔報告四“我國文化體制改革與突破向度研究”﹔報告五“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人才結聚組織研究”﹔報告六“城鄉資源統籌提振百姓文化偉力研究”﹔報告七“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核心價值觀研究”﹔報告八“文化沖突與構建文化話語權研究”﹔報告九“先進國別文化藝術的交流與融攝研究”﹔報告十“我國發展文化產業投融資與稅收扶持研究”﹔報告十一“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國際競爭力研究”﹔報告十二“創新社會主義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

研究成果報送國家發改委、國家財政部、國家文化部、國家新聞總署等國家部委及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出具有價值的、科學的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同時為相關的行業生產諸元的轉型提供理論和實際支持。

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表的成果包括《新華文摘》全文反饋的文論外，其余成果均在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期刊上發表，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文論在“全國中國夢與軟實力研討會”上宣講發布。項目負責人王國平教授參與起草並修訂了《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關於加快文化強省的決定》重大文件，並將成果的有關建言寫進了這個重大文件中。

四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一）主要問題與改進措施

1、資金缺口較大。《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研究》項目是宏大的國家重大戰略，要實施原創性很強價值度很高的拓建，題材重大、調查面很寬、分量厚重、研究周期長，明顯帶有系統性工程性質。措施：一是國家需增補60萬﹔二是設法多方籌措一部分。

2、時間需后延。做好國家重大戰略格局的建構，既要研究世界觀中的高端化模式，又要考慮中國觀的國情和基礎，為了鄭重和高品質完成所賦工作，后延一下結項時間，留下更多的時空有好處。

2、關於研究心得

一是要有大戰略胸懷。肩負國家扛鼎之重托，要以國家大局和國際大視野氣象來把度項目的研究，坐實國情，謀求宏策。在原創性上下功夫，在適用性上求証說。

二是要有鐵肩膀文膽。要有為國家擔當的精神和勇氣，有膽識才能創新，文化創新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靈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前進，首先是文化創新先行。

3、意見建議

做好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科學嚴謹的組織管理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本項目負責人王國平教授任首席專家，總攬全局，出思想、出思路、謀大策﹔子項目負責人李正良教授為常務監察，項目組設專職協調秘書一名。各子項目負責人在項目組成員中組建一個與他組能開能合的子項目研究小組，形成一個既獨立攻關又能橋接融通的科研機制，每小組階段的研究工作方案，須報常務監察審核提出改進意見，再由其他各小組討論建言后，報首席專家統籌下達任務。嚴格單元時間表的執行，嚴肅經費的使用與管理﹔搞活高端文論激勵機制，搞活高策建言鼓動機制。以“四制一機”（工作組織制度、時序崗位制度、績效激勵制度、財務規范制度、統籌協同機制）保証了項目研究的有序高效開展。

二、研究成果情況

1、代表性成果簡介（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學術價值、社會影響）

（一）在《人民日報》理論版發表的《促進傳媒產業集群發展》，論証了傳媒產業集群，是關聯性傳媒企業和機構的集聚體。傳媒產業集群發展，是傳媒產業自身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發揮傳媒產業集群效應、實現規模經營的有效途徑。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加強文化產業基地規劃和建設，發展文化產業集群，提高文化產業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促進傳媒產業集群發展，對於提高傳媒產業的傳播能力和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明確了傳媒產業集群的發展方向。傳媒產業集群的發展方向主要有區域化傳媒產業集群、網絡化傳媒產業集群、整體文化產業集群。發展區域化傳媒產業集群，有利於形成完善的產業鏈，有利於形成良性的競爭合作關系，有利於形成規模經濟和區域競爭優勢。發展網絡化傳媒產業集群，可以通過收購、兼並、合資、許可証協議及供應商和約，整合不同集聚區域的優勢資源，實行網絡化擴張，並實現傳媒集團在規模膨脹后的網絡化再造，即集團內部結構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網絡化方向演變，由直線職能式結構向流程網絡結構轉變。強調發展整體文化產業集群，是因為傳媒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層涉及面較寬、產業關聯度較大，能夠帶動其他文化產業發展、創造多重價值，進而增強擴張能力和輻射能力，延伸產業價值鏈，達到與整個文化產業的“共振”。為此，在傳媒企業層面，應著力推動成員結構優化、集群品牌打造、知識共享與互動等﹔在產業集群層面，應著力促進內源性力量培育、影響力擴大、網絡輻射力提升等﹔在政府層面，應著力營造良好市場環境、人文環境、政策環境等。

（二）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的《傳媒產業簇群創新網絡發展模式研究》，論証了以模塊網絡和產業生態網絡構建傳媒產業簇群創新網絡發展模式是在新經濟環境和傳媒新業態環境下，對傳媒產業簇群創新網絡適應現代發展要求而進行的拓思。文章著重研究了傳媒產業簇群模塊網絡的模塊化與模塊網絡理論、傳媒產業簇群模塊化設計、傳媒產業簇群模塊網絡的結成問題﹔探索了傳媒產業簇群生態網絡的內涵、特征與結構，並依據其生態規律就構建傳媒產業簇群生態網絡提出了三個要務。

（三）發表的《日本文化產業出口貿易預測及其啟示》，闡述了日本的文化產業，認為漫畫產業、動畫產業、游戲產業，是我國文化產業要重點發展的新興產業。日本文化產業出口貿易在產品與市場方面，與我國存在較大的相似性，因而構成較強的出口貿易競爭關系。文章通過GM模型預測日本的文化產業在未來五年內的出口貿易額，為我國制定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產業外貿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四）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的《推進中國傳媒文化“走出去”研究》，論証了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是我國傳媒文化“走出去”的絕對優勢。如何擴大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讓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再展輝煌，中國傳媒文化“走出去”成為當代中國一項急迫的國家戰略。本文從分析中國傳媒的世界影響力入手，探究了中國傳媒文化“走出去”的掣阻與問題，就“走出去”的戰略，析論了文化宣傳、文化外交、文化貿易、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六個方面的要務。

（五）在《光明日報》理論版發表的《文化強國夢的三點思考》，論証了我國強國夢的“兩個百年”目標，即建黨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國百年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二個目標都必須有文化軟實力的強力引擎，必須注重文化思想力的原定力、遠實力和吸附力的修為與深造。一 軟實力與原定力。做強文化軟實力要強固中華原生文明價值的原定力。有種觀點，認為中國是全球現代化的搭車者，此說忽視了中國制度文明、精神文化的本原價值。中國是最古老的文明國度，治國理政經驗源遠流長。比如生產方式提倡不涸澤而漁、消費方式提倡量入為出、生活方式提倡簡朴自然、思維方式倡導“致中和”，在資源無約束、拼技術和效率的達爾文式全球化競爭中，這些價值曾被視作導致中國落伍的根源，但在以可持續發展為要旨的新時代，這些價值觀恰恰是中國的比較優勢所在。我們要以自己的話語體系把自己的事情和國情向世人說清楚，並為全人類提供源於中國而屬於世界的器物、制度與精神文化。我們的主義，一頭連接著國情與民情，一頭連接著理想與夢想。我們的主義有其承續和承載的“道統”。這個“道統”就是中國道路的理論體系。也正是這種“道統”，我們才能獲得中國老百姓的擁 種經濟體制、一種發展方式。我們之所以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因為認識到作為個體的人是有自我利益追求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更是一種文化層面的戰略追求。其次，文化和科學精神進入到政治決策層面，將更好地體現政治決策的理性化和現代化。如果我們將文藝復興視為運用先進文化推動歐洲由衰及興的成功范例的話，那麼，它饋贈給我們的最佳禮物就是先進文化推動了現代政治文明的騰飛。三 軟實力與吸附力。美國僅有200多年建國史，但現在卻堪稱世界文化強國，是因為他們有著極強的對世界古代文化與文明的吸附力。比如“習奧會晤”的安納伯格庄園，本是一座從沙漠中建起的私人宅邸，但庄園中陳列著羅丹的雕塑和畢加索、梵高、莫奈、塞尚等50多位印象派藝術大師們名家的高精復作，還有中國古代陶瓷、唐代雕塑等珍稀藝術品的陳列。沒有比胸襟更開闊的海洋，沒有比眼界更寬廣的原野。實際上，任何世界歷史文化在本質上都屬於全人類，誰能率先和透徹地認識其意義與價值，並以敬畏之心以待之，誰就會成為世界博大文化的最大受益者。

（六）被《新華文摘》2016年13期轉載的《論歷史研究的碎片化及其學術回應的三種化解路徑》，指出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擴展深化了歷史研究的內容，出現了嶄新的研究領域、形成了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可以視作現代史學發展的主要趨勢。“新的研究對象大量增加，研究領域迅速擴大，這似乎表明歷史學的狀況尚佳。但是，由於歷史學家力圖把社會科學所有學科都收編到自己門下，這必然使他們放棄自己的綜合能力，從而削弱了其眼光的獨特性和價值。”其實，歷史研究出現的“碎片化”現象並不是西方史學所獨有，我國史學界也對這種趨勢進行過熱烈的討論。“碎片化”問題是史學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與之相對應，“綜合化”也是史學演變過程中的一貫要求。二者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証關系，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二中取一，二者都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從這個角度說，歷史學的“碎片化”問題關鍵不是如何消除“碎片化”，而是如何協調“碎片化”和“綜合化”。沒有“碎片化”，史學就沒有“綜合化”的基礎和機會﹔沒有史學的“綜合化”，“碎片化”也就會失去依托和深入的可能。因此，歷史學隻有在保持“碎片化”的同時保証自身綜合研究的特色，隻有在吸收分析成果的基礎上保持自己綜合敘述變化的風格，才能發揮歷史啟迪世人、影響公眾的作用。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