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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進展情況
① 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譯”是一個可以而且應當分列為若干重大課題（或同一課題的若干期）、並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特大工程。《全集》正文分早中晚三期共37卷，另加索引和補遺各1卷。中文實際字數1800萬以上。其翻譯是我國除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以外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工作量迄今最大的工程。至於杜威研究，由於涉及的范圍廣博、內容深刻，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這一工程遠非申報人個人和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甚至上海地區的專家所能單獨完成，必須團聚全國有關的學者進行較長時間的聯合攻關。我們對此早有認識並作了較長時期的准備。2002和2004年我們舉辦了兩屆大型的關於杜威和美國實用主義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提出了翻譯《杜威全集》和開展對杜威和美國的哲學及思想文化的研究的主張，得到國內外專家的一致支持。我們就此從國外獲得了翻譯《杜威全集》的版權並得以聘請國內對杜威和實用主義最有研究的專家組成編委會，由編委們親自參與或推薦可靠學者參與翻譯。
當我們2012年申報“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譯”課題時，我們對課題已經作了較多工作，早期5卷已經完成。但中晚期著作（共32卷）的翻譯的工作量仍極大。我們在申報書上把中晚期著作的翻譯各定為一個子課題。至於對杜威的研究隻能是初步啟動，未將其作為與翻譯並列的子課題。我們在2012年的投標書中提到：“本課題的預期目標就是高質量地完成《杜威全集》的翻譯出版工作”﹔“深入、全面地研究杜威應屬於這個課題完成以后另一個課題的任務。”
2014年中期檢查時我們提出了一個分四期的較長期規劃（第一期就是原“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的翻譯”課題，但追加了《全集》原沒有的“補遺”卷的翻譯及兩部研究書稿），向規劃辦申請連續滾動資助。由於第一期尚有約46萬元資金缺口，我們申請滾動的是126萬元（主要用於第二期）。后來規劃辦批給了40萬元，隻夠補缺。為了使研究工作更有成效地開展下去，需要重新申請滾動。
2014年中期檢查以來的主要工作是繼續《全集》中晚期著作15卷、17卷和“補遺”卷的翻譯，另外是完成幾部研究書稿。這些工作都已完成。我們原來的課題是《杜威全集》的翻譯，全集正文37卷（分早期著作5卷、中期著作15卷、晚期著作17卷），按早中晚三期設子課題。2012年申報時早期已經完成，故申報書上隻設了中期和晚期兩個子課題，分別由汪堂家和劉放桐負責。全集正文37卷的全部出版意味著子課題也都完成了。啟動性的研究因比較分散，未定指標，故未列為子課題。但它們也已完成。
②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
單純的翻譯對調查研究和學術交流的要求不是很迫切，但我們一開始就是把翻譯《杜威全集》和開展對杜威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因此在這方面還是給予了特別的重視。2014年以前的情況早已作過匯報。由於課題組成員孫寧曾在編輯《杜威全集》的美國杜威中心攻讀博士，當《補遺》剛編出，他就獲得了文本。回復旦后即著手翻譯，並將該書的內容在一些報刊上作了介紹（具體見《文匯報》理論版，2013年2月4日）。《補遺》實際上是杜威晚年一部重要著作的手稿，由於種種原因遺失了，21世紀初又被重新發現，因而沒有收入《杜威全集》。這部分著作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把握杜威晚年的思想脈絡，並澄清其文化哲學史觀的基本要義。這部手稿的中文版將於2016年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自2014年7月以來，我們以杜威中心為平台，主辦或協辦了一系列學術會議，其中影響最為重大的是2015年8月8日至10日在復旦大學舉行的中文版《杜威全集》發布會暨“杜威與實用主義”國際學術研討會。《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編劉放桐教授、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燕爽教授、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童世駿教授、浦東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馮俊教授、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劉承功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教授、復旦大學杜威中心主任陳亞軍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編輯阮光頁教授、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會長江怡教授、美國杜威研究中心主任Larry Hickman教授、美國夏威夷大學Roger Ames教授、華師大哲學系主任郁振華教授等近50位中外專家出席了中文版《杜威全集》發布會。在為期兩天的“杜威與實用主義”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共有15位來自世界各地，30多位來自國內的專家學者圍繞杜威和實用主義研究進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討。這次會議不僅加強了中國實用主義研究與國際學界的聯系，也提供了一個讓國際學界了解中國實用主義研究狀況的窗口。與會者紛紛表示，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不僅會推動國內實用主義研究的新熱潮，也對世界范圍內的實用主義研究做出了積極貢獻。會后，參加會議的各國杜威中心主任（中國、美國、德國、法國）還就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進行了探討，並達成了初步的合作共識。除此之外，2015年12月我們還與北京師范大學合作舉辦了“實用主義研究國際工作坊”，共有10余位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工作坊並展開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學術討論。
我們還在一批具有影響的核心期刊上策劃、組織了一系列具有反響的專欄文章。比如陳亞軍教授組織了《學術月刊》2015第7期以及《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以“實用主義”為題的專門討論，與北師大合作的“實用主義研究國際工作坊”也以“實用主義研究專題”的形式在《社會科學戰線》2016年第3期發表。通過這些專欄文章，杜威及實用主義研究的前期成果得到了展示。
除了學術會議的舉辦和學術專欄的組織之外，我們還積極與國內外學者展開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2015年8-9月間，課題首席專家劉放桐教授訪問美國和加拿大，更為直接地了解美國學界當前對杜威的研究狀況。在此期間他曾和一些美國哲學家就杜威和美國哲學研究進行了較細致的會談。特別重要的是，他利用這個機會在幾個圖書館和書店仔細查閱了這方面的書籍的出版狀況，購買了一批對下階段開展杜威研究極有價值的最新著述。課題組主要成員（陳亞軍、孫寧）和北京師范大學的實用主義學者（江怡、王成兵）一起參加了於2015年9月8日至11日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屆歐洲實用主義大會，籌組了“實用主義研究在中國”的專題討論,並在會上專門就“杜威全集的翻譯以及杜威研究在中國”、“劉放桐的杜威研究”等話題，向與會各國學者做了專門的介紹，引發了國外學者的強烈興趣，同時也展示了我國的實用主義研究水平。
2014年以來，已有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四國杜威中心的主任相繼訪問復旦大學大學杜威中心，和我們具體探討了進一步的合作計劃。同時課題組成員也做出了積極回應，2014年以來，我們已對德國和法國的杜威中心進行了回訪，並在回訪的同時進行了有意識的資料搜集。我們計劃在下一步進一步擴大交流和合作的范圍，爭取以課題為軸心，借助復旦大學杜威中心平台，將全世界范圍內現有的13個杜威中心組織成一張密切合作的學術交流網。
在文獻資料的收集方面，我們也盡了很大的努力。我們一直在積極地進行資料庫的建設，盡可能全面地收集國內外杜威乃至實用主義的主要原典以及新近研究成果。目前我們還正在積極地和美國杜威中心洽談，爭取盡快將他們的整個資料庫購買過來。目前，這一行動已經達成合作意向。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及採用情況等）。
在《杜威全集》中文版早期、中期和晚期著作出版時，我們都舉行了有全國本學科著名專家和美歐日等國外專家及眾多媒體參加的發布會與相應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晚期著作發布會實際上也是整個《杜威全集》中文版正文37卷的發布會。我們邀請了更多的國內外著名學者參加，將其與杜威哲學思想學術討論會結合舉行。由於預計2015年8月前晚期著作可以出全，我們就定在當年8月8-9日與“杜威與實用主義”國際學術討論會一道舉行。后來意外發覺有兩卷譯稿有較多缺陷，決定重新校訂，8月以前不能印出，但早就安排的國際會議難於更改日期，會議還是如期舉行了,而且開得很是成功。國內外專家對於復旦大學杜威中心能團聚中國學者高質量地完成如此龐大的學術經典翻譯工程表示了極大的贊賞，美國杜威中心主任希克曼更是感慨。他們的中心組織全美研究杜威的專家花了30年編輯完成《杜威全集》﹔編輯完成后,現在卻因種種矛盾而面臨關閉，而中國學者不僅在較短時期內將其翻譯完成，而且有步驟地組織研究。歐洲各國的專家更把復旦大學杜威中心將成為全世界眾多同類中心的典范。國內的專家則是更多地贊賞復旦杜威中心的凝聚力以及《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對我國相關研究的促進作用。眾多媒體（包括上海文匯報、社會科學報、東方早報以及北京的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讀書報以及一些學術期刊）都對此作了報導。
由於原來負責這方面工作的汪堂家教授逝世，未及時確定專人負責，我們向國家規劃辦報送《工作簡報》的工作放鬆了。但劉放桐仍按規劃辦的要求撰寫了“《杜威全集》的出版翻譯及其價值”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10-8）上。這篇短文后來被《新華文摘》2014年23期全文轉載。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杜威的著作被公認為是現代西方哲學中的經典，對它們的翻譯自然應更加慎重。杜威的著作公認晦澀，翻譯的難度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如何保証翻譯質量，是我們最為看重的。在這方面，我們耗費的精力和時間大大超出了原先的預想。為了保証譯稿較好地達到信達雅這個公認的翻譯標准，我們確定了嚴密的譯校程序。如果發覺質量問題，不管譯者是何名人，都要退回要求重譯，甚至更換譯者重譯。出版社也配備了兩位編輯對每一卷譯文再逐句詳加審校。
我們選擇的譯者大都是學界名人。他們早年也大都是從翻譯開始其學術道路的。但本世紀以來他們大都處於學界前沿，承擔了重要或重大課題，有的還擔任各種領導職務，很難潛心翻譯。他們有的是讓研究生或青年教師翻譯的，翻譯質量往往不是很理想，增加了我們審校的難度。
這樣一個龐大的翻譯工程，有如此眾多的專家學者參與，中間由於其他變故必定會有一些調整，如何保証后備力量，不因個別人的變故而拖了整個課題的后腿，也是我們操心較多的問題。
另外，經典的譯者一定要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我們就碰到過著名的美籍華裔教授翻譯不合格的問題，隻好推倒重譯。因此我們深深感到翻譯一定要與研究結合起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認為翻譯西方哲學經典，除了把它們介紹到中國，促進中國學界對它們的認識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它們的研究更深刻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優越性，促進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服務。近些年來國家社科基金設立了較多西方哲學經典的翻譯，估計會碰到同樣的問題。建議社科規劃辦向課題擔負者強調這方面的要求。
⑤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本課題原定2017年完成，單從翻譯《杜威全集》和啟動研究說，我們已提前完成。但如果我們這次申請滾動被批准，完成的時間必需延后。
二、研究成果情況
① 代表性成果簡介（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學術價值、社會影響等）﹔
“杜威研究和《杜威全集》翻譯”課題的主要內容為《杜威全集》的翻譯。2014年7月以來的主要工作是翻譯《全集》中的晚期著作17卷及“補遺”1卷。這些著作與2014年7月以前完成的早期和中期著作是一個整體。因此其主要觀點、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大體上也是一致的。
《杜威全集》涵蓋了杜威一生的全部著作和論文（包括短文、札記、書評、教學大綱等）近千篇。內容涉及哲學、政治、法律、文化、教育、歷史、道德、宗教等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各個方面。幾乎每一方面在美國各該領域都有很大代表性，從而也有很大影響。《杜威全集》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杜威所處時代美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主要傾向。研究杜威，實際上就是從哲學等思想文化的各個層面上研究美國，其理論和現實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杜威全集》各卷都是按照編年史的方式編輯的。同一卷內可能既有著作，又有論文，論及的內容往往涉及上述各個方面，因此很難將各卷的內容、觀點和學術價值、社會影響等在此一一列出。我們隻能從總體上去把握。劉放桐教授為《杜威全集》中文版寫了一個序，按杜威其人、杜威哲學的基本傾向、杜威哲學的積極影響、杜威哲學在當代中國的積極意義、關於《杜威全集》中文版的翻譯和出版等幾個方面對杜威哲學的基本內容、主要觀點、學術價值、社會影響等都作了介紹。考慮到每一卷的開頭都收錄了這個序。這裡就從略了。
我們的課題的基干是翻譯《杜威全集》，評價課題完成的質量高低主要也在於翻譯得如何。關於《杜威全集》的翻譯，從我們啟動的時候起就引起各界學者的熱烈關注，但這不是出於我們翻譯水平的高低，而是由於杜威的思想理論涉及哲學、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科學方法等各個方面，並在這些方面對中國產生過重大影響。由我們牽頭聚集全國從事杜威研究的專家共同把《杜威全集》翻譯成中文出版，可為各界學者從事有關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材料。《全集》中的早中晚期著作分別在2010、2012、2015年出版時都開了新聞發布會和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專家都對出版《杜威全集》中文版（作為除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外國內最大的翻譯工程）給予了高度評價。國內的專家雖然大都參與了翻譯、審校或被聘為編委會成員，但他們在學界很有代表性。他們的稱贊大體上能反映學界的態度。國外的專家（除眾多美國專家外，還包括了德、法、英、意、奧地利、瑞士、比利時、日本、韓國）特別肯定它作為《杜威全集》出版后世界的第一個譯本的意義以及它對溝通中美兩國哲學的意義。他們甚至建議由我們牽頭成立一個國際杜威和實用主義研究學會。另外，在早、中、晚期著作出版后，眾多媒體（如上海的文匯報、東方早報、社會科學報、北京的光明日報、中國社會科學報、中華讀書報以及一些刊物）都分別發表過消息、訪談。
對於國內外專家以及媒體的贊許，課題組成員都抱著較冷靜的態度。《杜威全集》翻譯工程巨大，我們能把國內這方面的專家團聚起來共同參與，只是說明我們有較大凝聚力，能得到大家支持﹔但我們的工作畢竟主要是主持翻譯（當然包括繁重的審校等工作），至於《杜威全集》本身所具有的重大意義則是出於杜威作為當代世界最具影響的哲學家、教育家等的威望，而不是我們工作的結果。
在杜威研究方面，我們這個課題雖然只是啟動，但由於我們一直在從事關於杜威的研究，因此研究成果超過了2012年申報和2014年中期檢查時提出的任務。關於課題負責人劉放桐在杜威研究上的主要觀點和社會影響，在2012年的申報書中作過較多介紹，在2014年的評估表中又曾以他的《實用主義的研究歷程》和《杜威哲學的現代意義》兩部書稿（屬於本課題啟動研究成果）為例簡單介紹過他在這方面的觀點。這兩本書稿較有代表性，它們集中反映了我們杜威研究的主要觀點,學術界對於這兩部著作已發內容的反響也表明了其學術價值和社會影響。
《實用主義的研究歷程》是劉放桐將其在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有關實用主義的部分論著選編而成的。它直接體現了劉放桐改革開放后對杜威等人的實用主義的認識和評價的發展過程，也從一個側面體現了我國哲學界在這一時期對實用主義研究的發展歷程。其中所收入的《重新評價實用主義》（1987）一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前提下，對流行了幾十年的簡單化的批判模式提出了系統的質疑，引起了同行專家的廣泛共鳴。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1988年舉行了全國實用主義討論會，就如何評價杜威等人的理論取得了與劉放桐一致的共識，成了中國實用主義研究的重要轉折點。從1990年代起，劉放桐致力於把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重新評價實用主義的觀點擴大到重新評價整個現代西方哲學。他在《西方哲學的近現代轉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道路（論綱）》（1996）一文中提出的新觀點為學界廣泛接受，推動了后來在我國興起的馬哲西哲比較研究。該文獲上海市一等獎、教育部二等獎。
從新世紀起，劉放桐把比較研究的觀點反過來運用於對實用主義，特別是杜威哲學的研究，並主持完成了《杜威哲學的現代意義》這部書稿。他在同名論文（2005）中把杜威哲學的現代意義概括為如下三點：杜威哲學的根本意義是對現實生活和實踐的強調﹔杜威的哲學的改造適應了西方哲學現代變革的潮流﹔杜威的哲學的改造與馬克思的哲學變革存在原則區別，但在超越近代哲學思維方式上有重要共同之處。這種提法改變了過去簡單否定的態度，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求實原則，因而也得到了同行專家的贊同，有的專家甚至將本文拿去作為他們的論著的序言。書稿是由課題組集體編寫的，發揮了他們各自的特長，不僅內容涵蓋了杜威哲學的各個方面，理論觀點也更為豐富。
2014年以來，劉放桐仍在沿著原有的方向繼續作了一些工作，主要是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作准備。我們在下面介紹下一步的研究計劃時將再談到。
除劉放桐教授的兩部書稿之外，課題組成員還發表了一些有關杜威及實用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涉及杜威以及實用主義哲學的不同方面。它們不僅在國內明顯領先，與國外優秀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遜色。這些就不一一介紹了。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