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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進展情況
①研究計劃總體執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2014年１月以來，課題組按照原研究計劃穩步推進，但研究計劃總體執行不到位，論文發表遠遠超過計劃，專題研究報告完成任務的60%，學術專著完成近一半。五個子課題進展較好，其中有３個子課題完成總體計劃，另外２個進度過半，年底可以全部完成。發表與課題研究內容相關的13篇學術論文和1本專著。
②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調研數據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學術會議、學術交流、國際合作等）。課題實地調研數據交叉變量分析基本數據已經完成，個案訪談材料整理過半，課題組先后召開3次專題會議，課題組成員參加省內外學術會議20余次，發表與本課題研究相關成果8次。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成果發布會、《工作簡報》報送情況、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及採用情況等）。先后在國家級報紙、刊物上發表課題研究成果，成果宣傳推介不夠，僅僅是在部分學術會議上進行介紹。《工作簡報》報送1次，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投稿1次，由於質量差未被採用。
④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主要問題是課題組大多數成員分散各地，組織較難，加上骨干成員手頭項目多，精力不夠集中﹔總課題組組織協調能力亟待加強﹔課題組前期理論儲備不夠，各子課題研究進度及成果質量差距較大，調查數據分析和利用不夠，課題成果研究的創新不足。下一步，課題組將召開2次專家咨詢研討會，1次理論研討會，吸收相關理論知識﹔深度開發課題組調研數據，提高課題研究效率﹔及時吸收一批青年專家學者參加研究，加快課題研究進度。
⑤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由於經驗不足，原申報課題時成果形式太多，既有論文，又有研究報告（總報告、子報告）和學術專著，直接影響課題研究進度。
二、研究成果情況
1.劉奇：《當下城市文化中荒唐的“高大上”——論構建多層次城市文化生態的必要性》（《人民日報》2014年8月19日）。文章認為，一些快速崛起的城市呈現文化荒漠化、碎片化、快餐化、無規則化特點，這有礙城市的成熟發育，也會殃及城市發展的政治利益。必須培養城市市民的文化認同感、參與度和歸屬感，如果忽視了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一個城市的文化建設將是沒有價值的。一個良性的城市文化生態應是“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和“草根文化”三位一體的“草灌喬型”多元體系。當今中國的城市文化建設當務之急是要搭建五個平台，建好四支隊伍。
2.劉奇：《從“揮金如土”到“揮土如金”》（《中國發展觀察》2014年第7期）。當今中國，維布侖式的炫耀消費流布廣泛。一些在改革開放中受益，積聚了巨額財富的富豪們，常常是奢侈無度、揮金如土。一是炫吃喝。二是炫購物。三是炫婚嫁。四是炫飾配。五是炫財富。主要是消費觀念的變態、回報社會意識淡薄、稅收制度存在缺失、教育方式過於溺愛、精神世界的空白等原因。必須要確立文明、健康的享樂觀﹔建立完善的政府稅收體系﹔培養“富二代”謙卑自律的人生態度。
３.邢軍：《積極搭建農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平台》（《江淮論壇》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文章認為，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人口紅利。農民工已經出現階層分化和代際傳承，他們有與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居民不同的特殊文化需求，這些需求正逐步成為優勢需求。流入地政府是農民工公共文化服務的提供者和監管者，加速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覆蓋農民工，讓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的創造，需要城市原住民、農民工和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需要優化“草灌喬”共榮的城市文化生態，需要研究選擇直接資源整合、間接資源利用和潛在資源開發，以及培育農民工文化和推進以家庭為流動單元分流農民工對城市公共文化需求的“三加兩減”的新路徑。
４.邢軍：《試論農民工是城市文化生態的構建主體》（《文化安慶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路徑》：安徽文化論壇2014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文章認為，現代城市文化是一個類似自然生態環境的復雜系統，多樣共生是城市文化生態的顯著特征。農民工是現代城市文化創造主體之一，這一群體不僅僅市被動的城市公共文化接受者，而是城市文化新形態創造者。農民工文化主要屬於城市的大眾文化、草根文化，但是他為城市文化發展提供重要動力，為城市文化增添新的文化基因，是城市文化增加鮮活元素和內容。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建設面臨六大障礙，必須進一步營造農民工參與城市為文化創造的社會環境、搭建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建設的平台、拓展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建設的渠道、設計實施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建設工程、推動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建設立法。
５.邢軍：《中國城市公共文化領域的歷史形態及其演變》（《江海學刊》2015年第5期）。文章認為，城市公共文化領域在不同的時空有不同的表現形態，具有平等性、開放性和批判性特點。城市公共文化領域不僅影響城市文化生態，也影響城市居民道德水准和價值判斷。我國城市公共文化領域與西方公共文化領域發展路向不同。古代中國城市公共文化空間是“禮制化”和“生活化”並存的空間，結構上體現封建化樣態，不具有公共文化領域的特征﹔近代中國公共文化領域呈現出“政治”和“文化”交融共存的局面，始終面臨精英階層兩極化的內在消耗，公共文化領域的功能和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體現﹔當代中國公共文化領域由於互聯網技術和媒體融合發展，正從孤立空間向多元空間拓展，但仍存在著公共性被侵蝕和共識價值難以實現的困境，期待公共價值觀念的培育和公民文化能力的成長。文章從文化人類學視角討論了中國公共文化領域的流變和特征，分析了不同時期公共文化領域的功能與價值，認為中國城市還未真正建立起符合法治思維、功能相對完備、滿足公眾基本需求的公共文化領域。
６.邢軍：《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內在邏輯與路徑選擇》（《學術界》2015年第9期）。文章認為，文化轉型是舊的文化形態、模式被新的取代過程，具有世界性、民族性、時代性的內在邏輯。當代中國文化轉型的價值訴求是構建全新的現代性文化體系和時代性價值體系，應將人的理念轉變、文化生態構建、文化產業轉型和全新話語體系構建作為實踐路徑，促進傳統文化重生與再造，以適應全球化和新興城鎮化需要。
7.邢軍：《城鎮化背景下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構建的路徑選擇》（《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11期）。文章認為，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將從傳統的政治型、經濟型轉向文化型城鎮化，文化型城鎮化需要構建起良好的城市文化生態，必須引導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構建。農民工是“多樣共生”的城市文化生態構建主體，但在當前的城市結構中，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建設卻面臨城市管理者理念落后、制度設計缺陷及參與渠道不暢等障礙。政府作為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機構，應該通過實施積極的文化政策、完善農民工參與城市文化生態構建機制、搭建農民工參與平台等途徑，建立一個包括精英文化、大眾文化和農民工文化在內的“草灌喬”共生的城市文化生態。
8.江劉伍、沈梅：《農民工公共文化服務現狀及路徑探究》（《藝術百家》2015年第2期）。文章認為，農民工與城市間的內在文化沖突，是農民工實現城市融入的深層壁壘。目前保障農民工的文化享有權，為農民工階層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務的政策計劃日益提上日程。制約我國農民工公共文化服務的因素主要是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保障制度及資金短缺，管理機制與服務手段簡單，農民工文化需求表達機制與社會參與機制闕如等，針對此，文章提出諸如加快制度改革、多方聯合推動公共文化服務，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市場化和社會化等解決路徑。
9.丁光清、趙蓉《新生代農民工：作為群體的文化研究及其公共文化服務立體供給系統》（《藝術百家》2015年第2期）。文章認為，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取向、城市取向和家庭取向都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發展取向和個人取向的增強。本文將就針對新生代農民工個人的主體意識和上升願景、閑暇文化的時尚化與多元化、新老農民工層級流動的區別、社會結構特征區別，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認同等展開論述，並就新生代農民工文化供給機制的構建進行探討。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的制約因素研究。
10.沈 梅、趙 蓉：《農民工文化權利實現及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研究》（《經濟師》2015年第2期）。文章認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農民工群體的生存困境引起社會普遍關注,在工資清欠、子女教育等問題得到不斷重視的同時，農民工的文化權益也逐步引起社會和一些研究者的關注。在農民工文化方面的經費投入、服務設施、服務內容都有一定程度改善、提高，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的農民工文化工作起步時間不長，基礎還比較薄弱，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許多問題。目前，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文化生活依然單調乏味，相當數量的農民工很少參加文化活動，農民工文化權利的實現程度較低。
11.朱劍峰：《三農問題：政府行為合理化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5年4月第1版）全書約10萬字。本書對我國“三農”問題的成因與政府在解決“三農”問題中的角色定位與責任界定、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領導推動“三農”問題解決中的作為以及解決“三農”問題的路徑探索等進行論述。既對一定歷史階段下政府在“三農”問題上的具體行為進行考察，又在現實研究的基礎上，系統性、多角度地對“三農”問題中的政府行為作詳細研究。
12.宋玉軍：《農民工問題本質歸屬的審視與思考》（《農業現代化研究》2014年第1期）。文章認為農民工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定歷史階段所出現的一個特殊問題。在如何定位農民工問題上,依照農民工問題的所及邊界,從宏觀層面漸次將之歸結為五個方面：農民工問題既是“四農問題”,“轉移就業問題，,又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既是“城鄉資源重新配置問題”,又是“制度問題”。把握農民工問題的本質特點可以在更高層面上了解農民工現象形成的內在機理,為解決農民工問題政策的制定提供參照。
13.韋向陽等：《包容性發展視角下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問題與對策研究》（《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文章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面臨著政治、經濟、文化及法治不包容的困境，應該始終堅持科學發展原則，通過逐步破除體制性障礙、優化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構建法律保障機制與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消除文化障礙等措施，推進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及早順利實現。
14.李應振等：《高校農民工子女邊緣化角色建構分析與解構途徑》（《教育與教學研究》2015年第7期）。文章認為，“農民工”一詞本就隱喻著歧視，在這種語境中成長的子女，在共時的社會化過程中，受色彩文化的熏染，逐漸將這種“污名”內嵌入自身的潛意識，無聲地接受了社會設置對自己身份的建構，認同著這種“邊緣化”。其子女在進入高校后，因家庭背景、階層固化等因素，“邊緣人”角色得以建構。這既違背了教育者的初衷，也不利於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和社會善的實現。通過降解文化設置、解構教育觀念、轉換教育方式等途徑，解構邊緣，讓邊緣回歸中心，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