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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江南地區民間宗教調查與研究”負責人、杭州師范大學副研究員
經坊，是書坊的一種，自唐代出現，興盛於明清時期，專門從事宗教文獻及其相關典籍的寫刻、印行、流通。在中國宗教文獻史上，經坊對佛道文獻、民間寶卷的收集、寫刻、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從雕版印刷史的角度考察，經坊產生於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前。唐代有明確史料記載和實物留存的，是吐蕃統治敦煌后期在該地區出現的抄經坊。雕版印刷技術普及后，經坊由抄經轉為刻經，在閩、浙、蜀和京畿地區廣泛出現。經坊最初主要業務是寫刻佛教文獻，明清時期開始刊行民間寶卷，這為考察民間宗教文獻傳播方式提供了重要視角。
從現有資料看，唐代的經坊一般是官辦機構，主要以抄經為主業，專業抄寫佛經。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對唐代佛經的傳播尚未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寫經和刻印佛經的情況並存，我們既能看到唐懿宗咸通九年刊本《金剛經》，甚至唐玄宗時期刻經，也能看到大量的敦煌佛經寫卷，還有那位著名的吳彩鸞寫經和抄寫韻書的種種記載。唐代以營利為目的的刻經坊較罕見，這種情況的轉變出現在宋代以后。
北宋從雕造《開寶藏》開始，佛教文獻的刊印非常活躍，民間出現很多經坊，以刻印佛、道教文獻為主。從北宋至南宋，經坊迅猛增長，特別是南宋都城臨安，有王八郎家經鋪、沈二郎經坊等，刻印的佛經主要有《金剛經》《法華經》等。
明代經坊最發達的地區是北京、南京、蘇州和杭州。杭州一地，除分布在市井裡巷的著名經坊如眾安橋楊家經坊外，最令人矚目的是瑪瑙經坊和昭慶寺經坊。明人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裡說：“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這為我們展示了明代杭州書肆遍布的盛況。除零星的佛經刊行，一般像楊家經坊這樣的普通經坊會接受寺院或朝廷的委托，進行佛經的刻印。明朝杭州一些著名佛教寺院，都辦有專門印經的經坊，僧人直接參與經營，瑪瑙經坊和昭慶寺經坊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兩個經坊刻印了大量佛教文獻。
清代教派紛呈，經坊成為重要的民間宗教寶卷的刻印流通機構。清初史家戴名世雲：“天下各種書版，皆刊刻於江寧、蘇州，次則杭州。”現在所知由瑪瑙經坊刊印的寶卷有《眾善寶卷》《明宗孝義達本寶卷》《天緣結經注解》《大聖彌勒化度寶卷》《彌勒佛說地藏十王寶卷》《護國佑民伏魔寶卷》等﹔由昭慶寺經坊刊印的佛經有《純陽祖師說三世因果寶卷》《結經分句略解》《如如老祖化度眾生指往西方寶卷》等。這是從現存寶卷中檢出的由寺院經坊刊行的部分民間宗教寶卷，其實際情況定然更加豐富。
清末民初時期，傳統出版業受到現代印刷技術的沖擊，但以瑪瑙經坊和昭慶寺經坊為代表的傳統經坊，依然採取版刻的方式刊印經籍，包括后來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杭州瑪瑙經坊影響所及，清代光緒年間在蘇州也出現了一座“蘇城瑪瑙經坊”，專營佛經、善書及私塾蒙訓課本，如清宣統元年刊印的《目連寶卷》，與杭州瑪瑙經坊經營內容一致。
由佛教寺院刊行民間宗教寶卷，是明清以降寶卷流通的一個重要渠道，但這其中的運作機制值得思考。為什麼佛教寺院經營的經坊會允許民間宗教寶卷的刊行？瑪瑙經坊和慧空經坊今日已難覓蹤跡，重建后的瑪瑙寺、昭慶寺面目全非。留存下來的文獻沒有相關記載，瑪瑙寺志則久已無存，要考察清楚其中的來龍去脈，頗為困難。民間宗教教派處理教門寶卷文獻的通常手段，是秘密傳播和偽造形制與內容。明萬歷四十六年，無為教徒試圖將教門經卷《五部六冊》混入佛教大藏經，結果案發被查禁。此外，寶卷經常以護道榜文的形式歌頌當世皇帝，甚至直接偽裝成佛教經典，一般民眾很難判別從寺院經坊流布出來的寶卷的性質，如果經坊以營利為目的，這種情況就更普遍了。
經坊刊印流通經籍的方式主要有雕印流通和代印寄售兩種。雕印流通由經坊出資佣工直接刊印，並負責經籍的銷售流通，兼具出版與銷售兩種功能角色，這是最為常見的方式。經坊代印寄售，則不負責經籍的雕版，隻負責印刷銷售，或者由對方直接雕印完成，寄放在經坊中代為銷售。代印的典型例子如1919年刻本釋墨庵撰《楞嚴經易知錄十卷》，牌記書“乙丑二月函，由寧波又新街三寶經房購得”，卷末刻“民國八年，歲在己未，仲冬之吉，七塔寺釋僧晙敬募，板存七塔寺”。清光緒十七年刻本《溫大天君收瘟降福寶懺》一卷，卷末刻“版存海寧長安鎮敬一壇，寄售杭城瑪瑙經坊”，則是寄售的典型例子。總之，明清至民國時期，民間宗教文獻的刊印與傳播，經坊與力甚巨，推動了各宗教教派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