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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作為中國智庫代表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投資美國對話會。 徐佔忱攝/光明圖片
編者按：因承擔“國際著名智庫機制比較研究”課題調研任務，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代表團一行6人，近期赴美國就美國全球知名智庫的內部管理機制和運營模式進行了實地考察。考察團先后走訪了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會等知名智庫，就美國智庫發揮作用的總體情況，特別是智庫內部管理體制和運行模式進行了充分交流。結合當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要求，代表團成員進行了深入思考，並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建議。
當今美國智庫管理與運營特點
有相對穩定的經費來源，形成了以社會捐助為主的多樣化融資機制，以大量經費支持研究工作
在美國，經費籌集是智庫一項重要的經常性工作，很多智庫都配有規模較大的相關工作團隊。多數智庫形成了社會捐贈、政府資助、市場化運作收益、國外捐助、個人捐助、PPP模式以及委托研究項目經費等多樣化的籌資渠道。
布魯金斯學會擁有3億美元資產、20個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機構，有400名工作人員和200名不駐會的客座研究人員，還有60-70名訪問學者。學會每年預算為9100萬至1億美元，其中80%來自捐助，10%來自理財收入，其他則來自培訓和出版收入。捐助資金的80%來自私人，5%來自基金，15%來自美國、阿聯酋、丹麥等國政府，預算資金中約7500萬美元用作項目研究經費。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每年預算金額的45%來自捐贈，研究經費佔總額的50%以上。
美國傳統基金會現有300余人，其中研究人員80人左右，年預算7500萬美元。其經費來源既有專門的基金支持，又有廣泛的社會捐款。傳統基金會代表保守黨政府，捐款者主要為共和黨人，個人捐款者多達60萬人，捐款額度從20美元到100萬美元不等。
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有專職研究人員300余人，還有建立了合作關系的網絡化專家250余人。該中心每年經費達4400萬美元，其中公司資助佔32%，基金會捐贈佔29%，政府捐贈佔19%，有相對固定的70-80家企業給予經費資助，勞斯萊斯汽車公司和蓋茨基金會是捐資最多的兩家企業。
皮尤研究中心以公眾觀點、態度和行為的調查著稱，有60余名研究人員和40名負責報告數字整理、圖表設計等的專門人員，年經費2800萬美元左右，主要來自社會捐助。
核心研究人員是國家頂級學者或學術帶頭人，在智庫中享有較高地位，有完備的支撐與保障體系
美國知名智庫研究人員大部分是頂級學者或學術帶頭人。布魯金斯學會對研究人員的要求極高，一般要達到3個標准：是所在領域的“學術領頭羊”、具有前瞻性視野和在公共領域有影響力。其錄用過程和學術標准與哈佛、耶魯大學等頂尖高校極為接近。學會現有高級研究員100名，研究人員助手100名，普通研究員20名。研究人員學術積累深厚，有的有政府工作經歷或是國外前政要，他們深植各個領域，具有前瞻性思維和廣闊視野，具有參與公共政策對話和影響政策層的能力。
美國智庫都會利用媒體和網絡平台提升自身影響力。布魯金斯學會不斷為政府提供咨詢，經常參加政府的聽証活動，頻繁在媒體上發聲，通過舉辦會議、出版圖書來傳播學會觀點。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秉持“我們的產品改變公共政策”的理念，在選擇課題時就設立目標，明確該項目要對政策產生哪些影響。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在提出與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張時，通常舉辦有政府人員參加的研討會，並通過網絡、大型會議等發出自己的聲音。
美國智庫採取總裁負責制，智庫人員包括行政領導人、研究專家、助理研究員、資料員、行政秘書以及服務人員等。各個智庫都將研究人員視為核心競爭力，普遍注重研究人員與非研究人員的合理配置，研究人員在智庫隊伍中具有較高地位，各智庫都有完備的研究保障支撐體系，以提高研究人員的工作效率和成果質量。我們走訪的這幾家智庫，大多設有理事會作為決策保障機構，組織機構傾向於扁平化管理，為研究提供充足寬鬆的空間。布魯金斯學會在總裁之下有學術研究和行政管理兩大機構，學術機構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經濟與發展、經濟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5個研究部門，行政管理則包括財務、運營、聯絡、發展和出版5個部門。學會為每位資深研究人員配備新畢業的年輕研究人員作為助手，助手們工作一段時間后可以“旋轉”到政府做公務員，之后也可以選擇再回到智庫做研究。
研究人員收入水平較高，工作自主性強，主要精力用於研究
美國全球知名智庫研究人員與非研究人員收入差距較大。卡內基、布魯金斯學會的行政人員年收入約是研究人員年收入的1/3到1/4，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收入差距更大。行政人員多由年輕人員擔任，其工資收入雖然不高，但有轉入政府部門和其他機構的可能性。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的年薪平均在15萬美元左右，經濟學領域的高一些，社會學、政治學教育背景的低一些。與高薪相比，吸引研究人員的重要因素不是薪水，而是智庫的名望。
美國智庫研究人員自主性強，研究任務飽滿，有的智庫研究人員可以自己設定研究題目。研究人員沒有繁雜的行政工作，也無須參加與研究不相關的會議，參加自己選擇的會議或討論時，遇到與自己研究無關的議題可隨時起身退出，也不需要填報各種表格，以保証充分的研究時間。
形成了獨特的人才“旋轉門”流動機制，成為美國政要的重要“儲備池”
美國政府每四年換屆一次，換屆時有4000多個聯邦政府工作人員需要更替，其中大約有60%以上來自智庫和高校。我們走訪的幾家智庫都表示，要堅持獨立性、公開性和非營利性原則，不為黨派“站台”。布魯金斯學會每年與研究人員簽約，要求其承諾不為某一個黨派“站台”，否則就要辭職。在參與競選過程中，不得佔用工作時間，不可以使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資源。雖然普通研究人員和研究助手的工資水平比高級研究人員低很多，但是他們有機會旋轉到政府工作，經過歷練后還可能回到布魯金斯學會，成為高級研究人員，所以這份工作仍有很大的吸引力。另外，如果民主黨執政，會從智庫中選用大量對國家重大戰略與政策有研究的研究人員，這時其余的和新進入的研究人員，多數是共和黨背景。當共和黨執政時，大部分有共和黨背景的研究人員進入政府，智庫則有較多具有民主黨傾向的研究人員。
內部管理與分配機制健全，管理人員中半數以上職位負責籌資和運行智庫，純粹的行政人員數量很少
從走訪的幾家智庫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人員和非研究人員各佔一半，其中非研究人員中半數以上負責籌資，還有一部分負責國際交流工作，隻有極少數人做純粹的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圍繞智庫研究提供強有力的服務與保障。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一年籌辦2600個左右的會議，搭建國際化交流平台，經費中很大一部分用於此項工作。布魯金斯學會注重收支平衡，使資金狀況能夠適應當前及長期研究項目的經費需求，並通過高效的資金管理運作，確保各個研究項目順利進行。在這幾家智庫中，經費支持者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不能干預研究題目和研究結論﹔管理方面，堅持經營與研究分開，日常運行遵循企業管理方式，由總裁負責運營﹔經費使用上，最大限度區分研究經費和行政費用，將經費主要用在研究項目上﹔在研究項目支出中，研究人員經費佔一半以上，按照預算制直接撥付研究人員，課題收入計入工資打入個人賬戶，不再進行繁雜的報銷。學者在外演講收入達到5000美元時，要向主管副總裁進行申報備案。
美國智庫建設的若干啟示
美國智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經濟全球化快速推進，決策環境和條件日趨復雜，政府決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現代智庫以其寬闊視野、高度專業化和對復雜問題的建構能力，成為政府決策質量和效能的重要支撐。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參與全球競爭、爭奪國際話語權的需要，也是中國社會實現順利轉型的內在需要。要推進我國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建設符合當代社會決策發展要求的智庫。
借鑒美國智庫實踐，深入研究智庫發展一般規律與特殊要求。由於國情不同，各國智庫都具有特殊性。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特”在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服務於民族復興大業和實現“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美國智庫發展有其自身政治制度的因素，不能照抄照搬。
但是應該看到，智庫具有一般社會組織不具有的規律性特征。作為思想品的生產主體，研究人員是智庫最核心的資產和財富，而對研究人員的管理、監督、激勵和評價，必須體現思想品生產的要求和特點。美國智庫之所以形成強大國際影響力，就在於尊重和適應了現代社會思想品生產的規律，其智庫運行管理的先進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美國智庫和中國智庫的發展路徑不同，各自具有優勢與特色。
美國智庫產生於三權分立、兩黨競選這一制度的大環境之下，很多智庫起始於基金會、財團等組織，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等。還有如蘭德公司起始於與軍方合作，具有很強的技術背景。美國的智庫人員流動較大，研究的國際化程度高，專業背景深厚。中國智庫大多還是現行體制下的行政事業單位，行政管理特點鮮明，國際影響不大，研究視野有限，專業性不強。
當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需要特別重視幾個關系。一是智庫與政府的關系。智庫服務於政府決策是其存在的前提，這是無可置疑的。但從智庫的特點與定位來說，不同性質的智庫對政府的服務內容和方式要有所區別。二是不同時段的研究目標之間的關系。中國智庫不僅要研究“短時段”問題，關注短期內的“新聞事件”，還要關注“中時段”和“長時段”問題。要對未來更長時期我國面臨的總體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經濟、人口、環境、社會等因素進行研究與預判。目前國內有些智庫過於看重短期輿論效應，要避免這種傾向。三是智庫工作中服務與研究之間的關系。智庫應以思想品和專門化知識服務於決策本身，而不是陷於日常性、一般業務性工作。如果服務與研究關系處理不好，不僅不利於智庫知識產品質量的提高，而且是不必要的浪費。四是研究的對策性、應用性與專業性之間的關系。智庫不同於純學術研究，要講求研究的對策性和應用性，但同時要注重夯實專業性基礎。缺乏專業性支撐，其科學性、應用性將大打折扣，也會失去與國際一流智庫在更高層面深入交流的基礎。
對中國智庫建設的幾點建議
應鼓勵智庫類型的多樣化設計與發展。為在國際舞台上更好地維護國家權益，體現我國的主張，應形成多元化、多樣化、多層次的智庫體系，更多地體現智庫的獨立性和鮮明特色。
為智庫發展提供制度保障與良好的社會環境。我國智庫主要脫胎於行政機構或事業單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濃厚，社會公信力和認可度不高，缺少對智庫資助的支持政策。應研究制定與智庫的社會籌資、捐贈等相配套的政策支持。
盡快解決當前約束智庫發展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目前我國智庫在研究人員出國、經費報銷、職稱評定、業績考核等方面，基本上還等同於現有體制下一般事業單位，沒有體現智庫作為思想品生產機構的特點，應抓緊出台政策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加快打通智庫人才“旋轉門”。智庫人才既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開闊的視野，又要有對國情的充分了解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要盡快建立相應機制，推動智庫人員到政府、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任職。進一步暢通渠道，吸納社會優秀人才。
建立智庫人才專門的培養渠道和機制。未來5至10年內，培養出一批高水平智庫人才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至關重要。要抓緊制定智庫人才發展規劃，明確發展目標，制定個性化的培養方案。可從現有智庫中選拔政治素質好、研究能力強的研究人員進行重點培養，安排他們到經濟綜合部門、駐外機構鍛煉或到國外智庫機構進行交流，並根據需要輔之以外語學習和專門的交流能力訓練，逐步形成人才梯隊。
（考察團團長：張大衛﹔考察團成員：陳文玲、王軍、徐佔忱、張煥波、劉向東﹔執筆人：徐佔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