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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暑假至9月，課題組進行了以下幾項活動，一是對課題組成員作了小范圍調整。二是課題組聯合山西高平市政府、北京晉商博物館、晉商文化科學研究院在高平市舉辦了一次暑假晉東南碑刻講習班，探討了碑刻所反映的民間信仰及其與商業商人興起的關系、碑刻中的契約文書及其所反映的晉東南社會生活、碑刻文獻與紙質契約文書的關系等問題。三是進行了第六次文書講習班，此次講習班主要是以兩篇課題組成員——王中良、郭兆斌主要利用契約文書材料所寫的關於晉商典當、晉商會計問題的兩篇論文，結合文書的實際材料進行討論。並總結了課題組半年以來的工作，及下一學年如何進一步改進工作等問題。三是子課題負責人之一孟偉教授在河北大學為本課題組在河北大學在成員及河北大學青年教師、研究生等做了關於明清晉商會館學術前沿的學術報告。這三個方面以下將附錄三個概述，向各位報告大致情況。
關於課題組有關子課題題的進展，在第一個子課題方面投入精力比較大，目前由劉建民先生領導的《晉商史料集成》子課題進展順利，所有史料的分類、定名、目錄工作已經基本完成，資料原件的掃描工作也已竣工。正在進行后期的目錄再核對。出版社也已聯系好。總體量大約是大16開80冊左右，每冊應在700頁以上。其他研究性的三個子課題組也多數撰寫出了數篇論文，已經發表了一篇。數據庫子課題工作量太大，但也頗有進展。
目前進展情況就是如此，特向國家社科基金辦報告如上。
特向各位課題組負責人及各位課題組成員專家報告如上。
並向各位專家表示感謝！
劉秋根執筆 2015年於太原。
下附﹔
七月份首屆高平市炎帝文化譜系高級研討班及學術研討會概述。
孟偉教授《明清晉同地館的考察與研究》報告概述。
課題組第六次文書講習班概述。
附錄一：
新 材 料：重 寫 平 陽 澤 潞 商 人 歷 史
———首屆高平炎帝文化譜系高級研習班述要
劉秋根 郭兆斌
高平地區保存著完整的古村落以及數量眾多的廟宇建筑、及碑刻，為學者們研究山西地區的社會史、經濟史、民俗和民間信仰，及晉東南商人及商業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村民修廟會帶有一定的目的性，不同的廟宇反映著當地不同的民俗、信仰，商人集資修廟后所立的題記及碑陰上的捐款名單，可以了解當地的村落組織、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情況。更為重要的是，多數捐款碑碑陰記載了捐款商人商號所在的具體地點，如本地各村鎮、河南、直隸、山東各城市、村鎮、甚至如蘇州等地，由此我樣可以縱向了解澤潞商人在異地經商的興衰過程。將高平地區的廟宇、碑刻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則可以發現當地的民間信仰較為豐富，既有關帝廟、龍王廟這樣山西乃至全國常見的廟，也有諸如湯王廟、火神廟、機神廟、濟瀆廟、骷髏廟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廟宇，形成了一個比較全面的信仰譜系。這是高平地區民間歷史遺存文化考察研究、更為重要的是因此對澤潞地區工商業發展史及澤潞商人研究不可多得的好條件，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田野研究的聖地。
為考察、研究此地全國獨一無二的以炎帝廟宇為主體的炎帝售價、其他民間信仰文化遺存、因此考察平陽澤潞商人、發掘民間信仰與商人活動、本地商業發展、社會變遷的關系。中共高平市政府、市委宣傳部、北京晉商博物館、河北大學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山西民間契約文書搜集整理與研究》課題組於2015年7月10日至20日在高平市聯合舉辦了首屆高平炎帝文化譜系高級研習班暨學術研討會。來自北京晉商博物館、河北大學、山西大學、南開大學、太原師范院、邯鄲學院、長治學院、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沈陽師范學院、高平市委宣傳部的等高等院校的專家教授、青年教師、博士研究生等參加了大會，會議以學術研討及現場考察兩種方式輪流進行。上午就民間信仰及商業商人活動等進行學術研討，下午則外出調查村落、廟宇和碑刻，並進行現場講習及交流。
除了深入挖掘高平地區的炎帝文化及其他民間信仰資源及學術價值外，最主要的通過高平地區的村落、廟宇和碑刻來研究民間宗教信仰、廟宇文化及其與村落市鎮經濟發展、商人興起、商人活動等社會經濟史有關問題。
（一）
在研討會上發言的主要有北京晉商博物館館長孟偉教授、楊波老師、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劉秋根教授、山西師范大學戲曲文化研究院的車文明教授、邯鄲學院的任乃宏教授。
孟偉教授在會上發言強調了舉辦這個高級研習班的原因及所要達到的目的，除了深入挖掘高平地區的炎帝文化及其他民間信仰資源及學術價值外，最主要的通過高平地區的村落、廟宇和碑刻研究民間宗教信仰、廟宇文化和村落發展等社會經濟史有關問題。在高平五百余個村子中有兩千多座廟宇、五千多通碑（不包括墓志銘），其中有些資料是研究者們所從未見到或使用的，通過此次研習班及學術研討會，能夠促使學術界從整體上看待高平地區的廟宇、碑刻，能夠系統化地利用高平的各種資料。
為了能更好地說明如何利用高平的這些資料，孟偉教授報告了關於高平寺庄村研究的論文，寺庄作為清代民國以來的本地商業中心，不但有大量的商人在河北河北等地經營，本地商業也相當繁榮，以致在本地建有關帝廟，作為商人會館，在早已作為糧站的關帝廟廟址后牆上，存有大量碑刻。主要利用這些碑刻，孟教授的論文對清代前期以來寺庄村商人在外地經營及本地商業發展的狀況作了全面論述。這是孟教授多次深入高平市寺庄村對廟宇碑刻，村庄布局進行實地調查、考察之后所寫就的，會上大家針對當地商人、商業和村落發展提出了一系列問題進行討論。通過討論，孟教授闡釋了要多角度、寬視野、系統性地看問題，從整體上把握整個村庄及地區情況，避免過分地以單一學科角度看待問題的局限性。透過碑刻看到它們背后的故事，從不同角度、不同視野去解讀資料。
山西師大車文明教授講座的題目是《晉東南的戲曲與民俗》，這是車文明教授基於在晉東南地區長期對廟宇、戲台、戲曲等進行長期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所做的一篇內容相當豐富厚重的學術報告，內容包括：悠久的戲曲歷史與文物、澤州古戲台、古老而豐富的戲曲劇種和濃厚的民俗傳統等四個方面，車老師通過對晉東南地區的戲台、戲曲的研究，逐漸擴展到與民俗商業、商人的研究。他指出：因為戲曲的傳播又往往伴隨著商業的發展和商路的開拓，所謂“戲路即商路”。因此，對戲曲及其流傳的研究，也可以作為商業、商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不僅是在山西地區，江南地區亦是如此。
邯鄲學院的任乃宏教授是《山海經》研究專家，他從《山海經》古地理、歷史研究的角度對高平及其周邊地區炎帝文化及其在上古時期傳播路線及其與高平地區的關系，作了有新意的報告。
劉秋根老師所做的報告是他所主持的國家重大招標項目“山西民間契約文書搜集整理與研究”中關於晉商契約文整理情況的一個報告，這些文獻主要由著名收藏家劉建民教授收藏，文書主要是商業契約文書，包括萬金賬、商業合同、信稿、賬冊、清單等。報告首先介紹了文書的基本情況，其次講了如何利用不同類別的商業契約文書研究商號的合伙制、商號之間的業務往來、商路、與商業相關的金融借貸及金融機構等問題。強調將這些紙質文獻與碑刻相結合，以便使二者相得益彰，如通過碑刻探討某地商人在何處經營，描繪他們的商業活動網絡，而通過契約文書則可以了解到商人如何經營，例如他們是如何採辦、運輸他們的商品，如何籌集資本、如何獲得流動資金等，有時二者結合還可為更好為契約文書歸戶服務。 充分發揮出各自價值，立體地展示晉商活動暨明清商業金融發展的場景、及其所有內幕。
楊波老師的講座是利用學員們考察過的谷口村骷髏廟和濟瀆廟內碑刻的解讀，著重對兩座廟的修建、重修及在這些過程之中的出現的修建主體、資金來源及廟宇的興衰做了比較研究。通過比較，認為民間修廟和祭祀存在著“時祭”和“鬼哭”兩種情況，並由此得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在這一系列活動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社會並不是一個鐵板的整體，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之中，地方政府和村社的首領起到了調節的作用。這兩處是高平市具有地區特色的廟宇，其祭禮及其資金來源反映了當地基層社會動作特色，及基層社會與國家的互動。研究方法方面，他指出，獲取史料並不是田野調查的唯一目的，除獲取史料外，還應對一個區域形成一個整體的認識、了解當地的民俗，對於研究對象建立一個同情理解，不斷在調查中提高自己的認識，既要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但也不要丟棄最初的感性認識。
（二）
研討會召開之前，孟偉教授還將此前進行高平碑刻考察的中期報告發給會議各位代表，報告名曰《高平市歷史文化調查中期報告──以高平市廟宇和碑刻為重點》，由報告可見，受高平市政府、高平市委宣傳部委托，北京晉商博物館（晉商文化研究院）、聯合山西師大、南開大學等數所高校的研究生從2013年開始，即對高平市以廟宇、碑刻為主體的歷史文化遺存進行了大規模調研，涉及204個村庄，相當於高平市行政區劃村庄數量的40％，初步發現和拓印、整理現存廟宇碑刻2100余通（包括，題字、題名碑），拍攝古村落、古遺址、古民居等照片50000多張。由考察過的村庄來看，村庄中現存廟宇有10座以上的村庄為數甚多，甚至有多達24座廟宇的村庄，諸如康營、良戶、伯方、大周等等，現存數量都在10座以上。現存古廟宇的每村平均數在4－5座之間。在整個高平市某一相對位置較高的山坡、高地上有幾個村庄，或者幾十個村庄共同擁有和興建的廟宇，我們初步估計當在50－100座之間。廟宇所所祀神靈在200多個以上，可能隨著調查的深入，還會有所增加。
由其廟宇、碑刻的分布我們即能發現其本地產業及其在外地經營的某些歷史性的現象。首先，沿西羊頭山南北展開的“倉頡廟”一字排開有五座，則與永祿鄉明清時期的造紙業密切相關﹔其次，在過去高平至潞州（長治）的西官道沿線，關帝廟的數量格外突出，幾十座關帝廟一字排開，幾乎是村村都有關帝廟，甚至有的村庄竟然有三、四座關帝廟，有些關帝廟就是本地商人會館，如寺庄村的關帝廟就是如此，在本地建本地商人會館，這應是一種隻在山西才能見到的歷史現象。值得我們注意﹔第三，沿著澤州－高平－沁水的西向官道村庄，大量地出現“四大王廟”，這隻能表明，這一沿線的人們，即明清時期平陽商人（臨汾、襄汾、曲沃、翼城等）東出太行，大量越過黃河，活躍在運河、長江沿線，經商開店，長期生活，他們將異地的神靈也帶到了山西﹔第四，在高平現存廟宇中，業已發現不下二十座“蠶姑廟”，以及近百座廟宇中有“蠶姑殿”做陪祀的情況，抑或更多的“禁桑羊”碑，這不但是行業神崇拜的重要表現，更凸顯了業已湮沒的、明清時期興盛一時的“潞綢文化”的諸多歷史印跡。而在高平市的東北以及東南的太行山西麓，更多的是與冶煉相關的“老君廟”，可能表明了明清時期高平冶煉、制鐵業的情況。
在高平廟宇興建和修葺的碑刻，尤其是碑陰中，因對捐款情況的記載，出現了大量的商業字號，初步統計，至少有6000多家商業字號已經從高平市現存碑刻中浮現出來。而其中至少有60％的字號是在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年間，而這些字號又與遍布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北部）、蘇北、皖北的“山西會館”（包括山陝會館）的創建和重修相關聯。還要特別強調的是，隻要初步瀏覽這些字號的年代分布情況便可知，高平為代表的澤潞商人在清末民國晉中商人顯示出衰落之像時，這在高平商人似乎並不明顯，大量的商業字號仍然刻畫在碑刻之中，反映出商人們仍在全國廣大的區域中進行他們的經營。這對進一步揭示高平歷史上商人與商業問題，都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說明晚明前清時期的高平商人，即是商群體中的階段性勁旅，在康熙后期到道光年間的100多年中，他們仍是不容小覷和忽視的。即使到了清末民國，也不是那麼衰落。
總而言之，作為全國廟宇密度最大，碑刻最多，且碑刻反映商人異經商及本地工商業最為詳盡的地區， 對於考察商人活動軌跡、明清以來本地商業、手工業、礦冶業等，其意義是不言自明的。而如果能將山西商人的研究置於他們所生所長的村庄，則無疑將極大地豐富對他們的認識，如探討他們與村庄民間信仰的關系，在一個滿村是廟、頭頂有幾個神靈籠罩的情境下，在濃烈的與廟宇相關的民間社會運行的環境中，他們從小養成的行為對他們的經商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所謂的晉商誠信經營理念難道不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的嗎？每一個村庄不正是一所商業倫理培訓學校嗎？甚至於在鄉村到處以合作的形式建立各種“會”、“社”，以祀神或進行各種公益的情境，合伙經營，合力賺錢，不就是從小養成的一種本能了嗎？將商業、商人研究與村庄研究相結合，與民間信仰研究相結合，應該是今后若干年晉商研究中可能的一個新路徑。本次研討會正是朝向這個側面的一個初步嘗試。
與徽商大體上屬於徽州府不一樣，山西商人遍布整個山西，可謂是遍地開花，但若從明中葉興起開始計算，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地域的山西商人興起，如在明代中葉興起、為當時社會民矚目的便主要是晉東南與晉南的平陽澤潞商人，影響最大的晉中商人即所謂平祁太商人是清代中期以后方大規模興起。 與徽商大體上屬於徽州府不一樣，山西商人遍布整個山西，可謂是遍地開花，但若從明中葉興起開始計算，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地域的山西商人興起，如在明代中葉興起、為當時社會民矚目的便主要是晉東南與晉南的平陽澤潞商人，影響最大的晉中商人即所謂平祁太商人是清代中期以后方大規模興起。 如果我們將“山西商人”或“晉商”這一概念稍加分析，將他們分為“平陽澤潞商人”、“祁太平商人”等，根據其不同的活動軌跡、他們不同的制度特征、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分加以微觀研究、或者相對於“晉商”來說，則是所謂“中觀研究”，則是不是可以更准確地把握晉商呢？使我們對晉商的認識更加豐富一點呢？
附錄二：
明清晉商會館的考察與研究
本次講座的主講人是北京晉商博物館館長、河北大學講座教授孟偉。講座圍繞山西會館、田野調查而展開。孟教授主要從理論和方法、文獻的調查與收集這一方面來講明清時期的山西會館研究。
會館是明清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產物，它不僅是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必然，也和明清時期的社會制度、人口的流動有很大的關系。明清時期的商人會館可以說是中國特有的一種經濟管理模式，是中國傳統社會裡民間性商人群體的組織機構。通過會館我們可以了解到當時的社會背景、社會文化的歷史變遷。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在很多地方都建有自己的會館。目前所知，山陝會館在全國有750多所。對會館的研究由來久已，早在二十世紀前期就有人研究會館。孟教授根據自己幾十年的研究經驗，簡單介紹了會館研究的情況。也講到目前學術界對會館的最前沿的學術研究。例如廈門大學王日根教授對會館的研究、南開大學許檀教授對會館的研究，以及目前社科院每年批准立項選題，並且對社科院審批的課題進行了分析解說
除了對會館進行講解之外，孟教授也重點強調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孟教授講到最近幾年國家社科基金批准的項目基本上都與民間文獻有關，比如西柏坡文獻、徽州文獻、清水縣文書、太行山文書、敦煌文書等。這些散落於民間的歷史文獻收集方法不同於傳統的記載帝王將相史書，要想把這些資料收集起來就必須依靠田野調查。孟教授講到“社會經濟史是一個視野向下的研究，它的資料不在博物館，不在檔案館，民間文獻它在民間，要想把散落的這些資料搜集起來就必須依靠田野調查。”
通過田野調查收集到的民間文獻資料接下來就涉及到整理的問題。文獻的整理就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功底。目前的情況是搞田野調查的人很多，取得成就的人很少。這就涉及到理論與方法的問題。理論方法論不解決，即使有再多的資料也形同廢紙，這是現階段社會史發展到現在的一個瓶頸。整理材料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材料的整合問題，傳統的寫作方法形成了一種框架，這種寫作方式儼然成了一種八股文，缺少了哲學的理論指導。
孟教授最后以北京的會館，進行了舉例分析。對北京的會館進行了統計，看那些會館是山西的會館，對這些會館進行了整理分析，看當時山西商人對北京的影響。通過山西會館的戲台，分析當時山西商人的社會文化生活、對北京文化的影響以及在徽班進京之后對戲曲的影響。
（黃振華執筆，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中國古代史碩士二年級）
附錄三：
第六次山西晉商文書講習班
此次讀書班的主要內容就是討論文章。通過討論王中良和郭兆斌的文章達到互相促進的目的。王中良和郭兆斌提交的文章題目分別是《清代山西典當業的個案研究——以同、光時期大名府恆裕典為對象》《清前期民間會計研究——以三義當決算清單為例》
王中良的文章是研究的是典當行業，文章圍繞著《恆裕典往來信稿（抄本）》，結合其他史料，以河北大名縣恆裕典為個案，對清代山西典當業的經營、管理等問題做個案考察。目的是對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典當行業有一個更為清楚的認識，進而得出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典當行業的內部運作上更為具體客觀的認識。文章分為六個大板塊，首先，對恆裕典往來信稿做了介紹﹔其次，對恆裕典營業的歷史背景及基本信息做了梳理﹔再次，《信稿（抄本）》所見恆裕典的業務及經營狀況﹔第四、《信稿》所見恆裕典的資本情況﹔第五，對恆裕典幾個經營制度的實際考察﹔第六，從恆裕典看同、光之際典當業的發展。師兄通過對恆裕典往來信稿的研究，基本上全面的梳理出了恆裕典當時的經營情況和經營環境。師兄的文章採用的是歸納的方法，根據信稿的一部分材料得出整個行業的情況。文章既涉及到了微觀的層面也涉及到了宏觀的層面。但是文章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第四部分的關於資本的分類概念問題。師兄對什麼是自有資本，什麼是負債資本就沒有解釋清楚。
從恆裕典往來信稿記載的內容上，可以說信件已不再是單純的通信的功能，它還執行著會計的一些職能。信件上面清楚的記著貨物的數量、錢數以及利率。這種獨特的經營方式和票號的經營方式如出一轍，是山西商人經商的一大特色。
郭兆斌的文章也與典當業有關，不過文章的重點是會計。文章以三義當的會計賬簿進行分析，論述了會計在民間的發展。眾所周知，會計制度的發展先后經歷了單式和復式兩個階段。就我國而言，單式簿記結賬方法發展的成熟階段是四柱結賬法，即舊管、新收、開除和實在等四柱。
中式會計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元明之前，它一直處於世界的前列。然后，在這個時代以后就落后於西方了。回顧中國經濟發展的脈絡，就可以發現中式會計衰落的原因了。正如恩格斯說的“每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式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由法律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點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是由這個基礎決定的。”在封建社會，我國會計之所以發展緩慢，這是由封建經濟長期處於發展滯緩狀態決定的。
本次讀書班結束，大家經過討論決定以后仍按照這種方式進行討論。討論文章，或者討論文獻，每次的文章有每次報告人指定和安排。
（課題組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