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善明：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修辭學轉向

修辭學的復興和繁榮為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展帶來了諸多變化，修辭學轉向也構成了“語言論轉向”的重要部分。但若單獨從修辭學轉向來看，修辭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審美沖動，在話語中進行著破舊立新的形式變革和形式創造，這既造成了文論自身的轉向，即重視從話語形式入手破除傳統形而上學觀念的影響，也成為修辭學本身的轉向：20世紀的修辭觀念超越了修辭手段、修辭技巧的層面，而從審美與認知的互動層面強調修辭在建構語言、知識、思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修辭學轉向直接得益於尼採和索緒爾。在早期的修辭學講義和筆記中，尼採就指出，一切語言都是修辭，人在語言中以擬人化的方式審美性地建構了世界的形象和秩序，但隨著審美的光芒逐漸暗淡，審美式表達就在觀念中固化下來而成為各式各樣的真理話語、宗教話語和道德話語。延續這一思路，在后期的著作中，尼採不斷揭露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大謊言，指出真理等話語都是以審美的方式形成的，是修辭之果。同時他又通過修辭學的“倒置”和“替代”展開聲勢浩大的解構工程，揭示人類思維觀念中的虛假意識。無論是建構還是解構，修辭學都是話語活力之源泉。索緒爾則通過對語言符號能指和所指作出劃分，打破了詞與物的本質符合論，代之以音響形象和概念之間的約定俗成論，從而將語言符號規定為“一種兩面的心理實體”，在這樣的實體中，客觀世界本身是不可能被直接表達的，“物”在人的心理層面轉化為概念及其形象。索緒爾的這一觀點和尼採如出一轍：所謂的客觀世界不過是人化的世界，是修辭或符號建構的世界。當然二者也有著重大區別，尼採批判性地看待用修辭編織真理話語的人類理性活動，而索緒爾則進入符號內部去闡明語言得以運作的結構。可以說，他們一反一正，共同阻斷了語言與真理追求的聯系，進而揭示了人類觀念中充滿著審美與認知、能指與所指、符號及其意義的修辭游戲，由此開啟了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修辭學轉向。

這一轉向的重要方面就是強調修辭的審美化過程和認知化過程的變奏在話語活動中的根本意義。修辭的審美化過程，是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們的感官，從形式上為新觀念開辟道路﹔認知化過程則表現為話語權力的爭奪，是以“新的”思想觀念取代“舊的”思想觀念。審美化過程與認知化過程既不完全對立，也不完全重合，二者存在著復雜的交叉和斗爭，修辭就在這一過程中進行著審美建構和解構的話語游戲。從巴特、福柯、德裡達到德曼，一種獨特的修辭文化景觀由此被勾畫出來。

第一，文本理論中的修辭觀。文本作為歷史流傳物，其中隱含著審美和認知的張力。以巴特為代表的文本理論對此作了深入的剖析。修辭的審美過程通過對語言的編織，使文本獲得美化和自然化的效果，從而使特定的聲音潛伏其中，並在獲得強論証的同時不被覺察。如此一來，修辭加快了觀念固化的過程，它在審美的光暈中試圖消弭存在差異的不同意見，從而在通向認知化的道路上大顯身手。另一方面，修辭以不可遏制的審美沖動在文本中進行著穿插、翻轉、替換等轉義游戲，在文本的破碎、斷裂處暴露出固化觀念的秘密。修辭建構與解構的雙向運作使文本始終處於審美與認知的對抗中，固化觀念不可能消失，但修辭的審美沖動使之透明，這是文本的審美價值得以實現的保障。

第二，話語理論中的修辭觀。話語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涉及修辭與認知、修辭與行動的復雜關系。修辭在話語中制造各種意識觀念的幻象，知識與權力合謀而織就巨大的理性之網，福柯通過將話語史還原為修辭的碎片，觀察這些碎片是如何被人們使用、如何相互發生關聯、如何以某種秩序被組合起來的，進而對真理等認知觀念的審美特性作了展示：人們以相似性為基礎建立起事物之間的聯系，從而形成對世界秩序的認知，而相似性本身是審美和虛構的結果，這就使得人在“詩性智慧”中征服的世界經由修辭的強論証而在話語中獲得了必然性。也表明在話語中各種認知觀念是通過修辭的審美過程而被賦予價值的，但是卻反過來將人置於其控制之下。話語經過修辭的偽裝才顯出合理性，人們驚奇地發現，話語活動往往追求的正是這種“合理性”，並不一定真的在意話語后面的行動及其成效。

第三，語言理論中的修辭觀。文本和話語都可以看作審美和認知斗爭的場所，在一般的語言中又是何種狀況呢？20世紀的人們忽然發現語言並不“純潔”，在語言中也是以修辭的方式認知世界，以修辭的方式構造觀念。尼採認為一切語言都是修辭，福柯則進一步認為一切語言都是強喻，能指與所指的鉚合是修辭與權力的合謀。這就要對語言的魔力進行還原。德裡達的解構理論則指出了修辭在破除語言中心主義和意識形態神話過程中的意義：延異是生命的本質，在場是虛幻的，語言中不存在統一性或固定不變的意義中心，語言中心主義在修辭面前被顛覆，語言中的終極本質意義被拆解為一種非邏輯的、非科學的審美性修辭表述，意識形態神話中一切真實的、確定的聯系在“隱喻”中被遮蔽乃至埋葬掉了。

第四，文學批評中的修辭觀。從俄國形式主義的“陌生化”理論，到英美新批評的詩歌分析，以及結構主義的敘事理論，都對修辭極為重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學性”問題被等同於修辭問題。德曼等人則將尼採對形而上學的質疑在文學領域進一步深化，強調修辭是文學意義得以不斷生成的根源，文學文本中由此發生的意義的不斷破壞和重建，使其擺脫了概念化的風險，而成為活生生的創造物，在每一次閱讀活動中都生機盎然。雖然如此，文學意義的生成仍有被固化的可能，隻有讓文學活動的審美之輪不停運轉，修辭建構與解構過程奔流不息，才能保持文學之樹常青。

總之，修辭作為一種解構性的力量加入到審美與認知的較量中，在對真理和權力的反叛中，修辭既是因又是果。作為因，它在直覺中創造變換無定的轉義復活枯萎了的幻象﹔作為果，它在快樂中展示自命為謊言的真理。修辭帶來全新的審美幻象，我們在虛構中體驗到審美的愉悅，但是審美滑向認知又吞噬這種快樂，同時修辭又以轉義的方式用審美的力量對固化觀念進行改造，這又使快樂得以延續。審美化過程與認知化過程的變奏，是20世紀西方文論修辭學轉向的重要內容。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審美視野中的轉義修辭研究”負責人、聊城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