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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一直是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的重要研究對象。記憶研究的崛起促使人們重新思考歷史與記憶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歷史與記憶都旨在探索“過去之謎”﹔另一方面，“在歷史與記憶之間有一個灰色地帶”。在這個灰色地帶，在歷史與記憶之間，出現了一個被稱為“記憶史”的研究領域。如果說傳統史學主要研究“發生了什麼”，記憶史研究則致力於探索“記憶是如何傳承的”。
借鑒西方記憶史研究的理論成果，我們可以將“記憶史”的概念引入文學研究，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范式：文學記憶史。文學、歷史與記憶三者之間有著天然的親緣關系，文學與歷史都有著記憶母親的共同基因，都是集體記憶的傳承方式。作為一種文學研究范式，廣義的文學記憶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記憶媒介的文學作品，包含虛構文學與見証文學﹔二是作為記憶建構的文學史，即狹義的文學記憶史。
通過文獻檢索可以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記憶史研究似乎已主要依賴於建構主義路徑。但如果從宏觀上看，記憶史研究其實至少有三條路徑：建構主義、道德主義、証據主義。這三條路徑源於三種不同的提問方式：集體記憶是如何建構和傳承的？什麼樣的記憶建構是合乎道德的？誰的記憶是合乎歷史真實的？
根據建構主義的基本觀點，集體記憶的社會建構有兩個維度。在共時維度上，記憶建構表現為群體差異。巴特萊特在非洲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祖魯人對戰斗的回憶是滔滔不絕、情緒激昂的，而斯瓦茲人對待同樣的話題卻顯得沉默寡言、無動於衷，因為斯瓦茲人在與祖魯人的戰斗中一直處於弱勢。巴特萊特的研究表明，同樣的歷史事件，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創傷記憶，對另一些人可能是美好記憶。在歷時維度上，記憶建構表現為代際差異。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總是傾向於回憶美好的東西，遺忘過去的創傷。以安妮·弗蘭克的文學記憶史為例，二戰剛結束時，安妮·弗蘭克的形象是悲觀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們開始強調安妮日記振奮的一面，弱化悲慘的一面。在1955年的舞台劇《安妮·弗蘭克日記》中，編劇甚至設計了“安妮在荷蘭的集中營裡很愉快”的台詞。根據哈布瓦赫的觀點，關於安妮·弗蘭克的文學記憶是人們立足現在對過去的一種重構。問題在於，這樣的重構是真實的嗎？這樣的編造是道德的嗎？
從學理上說，建構主義關注的不是歷史事件本身的性質，而是歷史事件如何被敘述、再現和建構。“事件是一回事，對事件的再現又是一回事。”由於建構主義不考慮創傷事件本身的真實存在，也不關心記憶建構的道德內涵，這種觀點不僅容易導致歷史虛無主義，而且可能產生負面的倫理后果。
所謂証據學，是指對事實進行証明的科學。長期以來，証據學在法學領域一枝獨秀。這就使得人們將証據學等同於狹義的証據法學，証據學成了法律工作者的專利，造成了研究視野的狹窄。在西方史學的記憶轉向之后，史學研究關注的重心已經不是歷史的真實性問題，而是歷史事實如何被敘述、想象和建構。盡管如此，証據仍然是史學的安身立命之所。無論轉向敘事史、心態史，還是記憶史，史學研究的內核不會改變，這就是“用証據說話”。在文學記憶史研究中，記憶的真實性問題主要體現為三種類型的証據形態：檔案、口述、地點。
自蘭克開啟西方史學的“檔案轉向”之后，檔案一直被歷史學家視為最可愛、最可信的文獻史料。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記憶史研究的崛起，人們逐漸拋棄了“隻要你在檔案中發現是如此，那無疑便是如此”的傳統史學觀念，轉而將檔案視為記憶建構的空間，探討檔案與權力之間的關系。
相對於白紙黑字的檔案文獻，口述史料具有“活人屬性”。口述歷史的証據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歷時維度上的“傳聞”和共時維度上的“羅生門”。根據証據學的基本規則，隻有活著的目擊者提供的口述証據才能稱為“口述史料”，否則隻能視為“口頭傳說”或“傳聞証據”。在共時維度上，多位見証人的記憶可能相互印証，也可能陷入“羅生門”，即証據學家所說的“証據對抗”，使歷史的真相變得更加扑朔迷離。
作為集體記憶的物質載體，地點不僅具有可見的、不易改變的自然地理特征，而且有著無形的、隱喻的文化象征意義。記憶是鮮活的蠑螈，而地點是記憶的化石。即使所有的見証人都已隨風逝去，所有的文獻史料都被焚毀，記憶也會在某個空間、地點留下証據和痕跡。
“記憶是斗爭的重要因素之一”，福柯寫道，“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就控制了人們行為的脈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正是因為“記憶”有著如此巨大的潛能，才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對象。“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奧威爾在《1984》中寫下的這句格言，深刻表達了“記憶管控”的重要作用。管控社會記憶是一種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我已經說出真相，我希望得到特赦。”這是約翰·布爾曼導演的電影《顱骨國度》中的一句台詞。這部以南非種族沖突為題材的電影，形象再現了記憶與和解之間的艱難博弈：隻有說出真相，才能實現和解。本雅明說，正是因為絕望，希望才給予我們。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記住過去，我們才能心手相牽，走向未來。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文學記憶史：理論與實踐”負責人、三峽大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