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冶金遺址調查與研究”順利開題

2016年3月28日，由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李映福教授主持的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冶金遺址調查與研究”開題報告會在四川大學順利舉行。四川大學副校長晏世經教授、四川省社科聯規劃辦黃兵主任、四川大學社科處處長姚樂野教授等領導出席了開題報告會，與會的專家學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雲翔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施勁鬆研究員、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鄒后曦研究員、成都博物院院長王毅研究員、成都博物院副院長江章華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博學院文化遺產系主任陳建立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教授、四川大學歷史學院趙德雲副教授等，課題組成員及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相關師共30余人參加了開題報告會。

項目首席專家李映福教授代表課題組作了開題報告，就選題意義、基本研究內容與方法、人員組成與分工、主要創新點與難點四個方面進行具體闡述。該項目涉及考古、歷史、金屬材料、地質礦產等多學科，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多學科研究。其研究內容包括冶金手工業遺存研究、冶金技術及其形成與發展研究、冶金手工業促進社會變革、西南地區古代文明與中華“多元一體”文明。該課題對中國西南及周邊區域考古學文化和冶金手工業促進西南地區早期文明形成與社會變遷的研究，對闡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具有典型意義，同時，冶金遺址調查與研究對西南地區冶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利用也具有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

課題組陳述報告后，白雲翔、施勁鬆、陳建立、鄒后曦、王毅、江章華、霍巍、趙德雲等專家，分別對課題內容、思路構想、研究方法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評議，專家們高度肯定了課題的學術價值。專家組一致認為，該課題選題意義重大，研究內容獨具特色，思路清晰，科研團隊能力突出，為項目的順利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與會專家對如何收集、解讀資料，優化專題設計、統籌協調子課題間的研究進度及專題設計等方面提出寶貴意見。

報告會上專家們就課題評議以及項目設計的細節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霍巍教授最后做總結發言並宣布開題報告暨研討會圓滿結束。

附錄一 首席專家李映福教授所作開題報告

一、選題意義及價值

西南地區的冶金考古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基礎資料的積累和系統性的整合研究仍然薄弱。本項選題涉及考古、歷史、金屬材料、地質礦產等學科，是一項跨多個學科、材料形式多樣、研究手段多樣的綜合性研究，選題的意義可以總結為以下四點：

第一、我國考古學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加強對周邊區域考古學文化的基礎研究，完整闡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西南地區是民族多樣、文化多樣的典型區域，本項目關於金屬生產與使用促進巴、蜀、滇、夜郎、昆明、靡莫、巂、句町等非中原區系早期文明形成的研究成果，有助於構建和豐富“多元一體”的文明體系。

第二、鐵器生產與使用推動戰國秦漢時期西南社會融入中原文化體系的實証研究，是闡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客觀存在的重要學術實踐，為維護多民族國家的團結、民族文化的保護提供重要的實証和歷史依據。

第三、西南地區創造了內涵豐富、類型多樣的冶金文化遺產，是留給人類的寶貴財富，但近年來，包括礦冶遺址在內的冶金文化遺產因基本建設和農村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而瀕臨消失。本項目開展的冶金遺址考古調查與發掘對西南地區冶金文化遺產的搶救與保護具有十分迫切的現實意義。

第四、作為中國文明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社會融入中原文化的歷史進程對周邊“四夷”產生了極大的示范效應，對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具有深遠影響，作為金屬器生產與使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多樣性向統一性發展的典型區域，本課題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視野，對認識我國古代周邊“四夷”的“漢化”和闡述我國歷史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典型意義。

二、課題設計

（一）主要研究問題和內容

本課題旨在通過冶金遺址田野考古調查和金屬制品科技分析所獲取的實証材料，闡述青銅、鐵以及有色金屬的生產與使用，促進西南地區早期文明形成與西南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主要問題和主要研究內容有以下三個方面：

1．冶金手工業遺存研究：在究明西南地區冶金遺址時空關系的基礎上,重點研究金屬冶煉與制作的遺跡及相關遺物，具體內容包括原材料、生產工具和生產設施、工藝技術和生產流程、金屬產品、金屬產品流通和應用、生產者、生產經營方式、冶金手工業的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等方面的研究。

2．冶金技術及其形成與發展研究：西南地區商周以來冶煉的金屬種類除銅、鐵以外，還有鉛、錫、汞、黃金等有色金屬，冶金技術具有豐富多彩、技術多樣性的特點，如生鐵冶煉與塊煉鐵冶煉並存、自然抽風與人力鼓風並存、澆鑄與鍛制並存等等。

西南地區豐富多彩的冶金技術多認為是中原冶金文化對周邊區域傳播的結果。本項研究擬分門別類地探討冶金技術在西南地區的興起、擴散及其發展。此項研究是開展冶金手工業與西南古代社會研究的基礎和重要途徑。

3．冶金手工業促進社會變革的“文化層面”研究： 金屬的生產和使用是促進古代社會形態變化的重要動力，早在 18 世紀，丹麥考古學家湯姆遜就根據工具的質地，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劃分為石器、銅器、鐵器三大時代，而我國早在東漢時期，袁康所著《越絕書》就將古代社會劃分為石、玉、銅、鐵四個時代。金屬的生產與使用是考察古代社會變革的最佳途徑。“文化層面”的研究是在 1、2 兩項基礎上展開的綜合研究，分以下兩個問題。

青銅生產與使用促進西南地區早期文明形成的問題：商周時期的西南地區，正是青銅、 朱砂（汞）、銅、錫等冶金手工業形成與西南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 銅器以及有色金屬的生產和使用與巴、蜀、滇、夜郎等早期文明的形成與發展是本課題以及西南考古的重大學術問題。

鐵器生產與使用促進戰國秦漢時期西南社會變遷的問題： 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都表明，巴、蜀地區早在商代就與中原文明有緊密的接觸，武王伐紂就有巴蜀之師。 但早期巴、蜀是一個獨立的文明體或國家，戰國秦漢時期，巴、蜀以及廣大的西南夷地區才正式納入秦漢政權的政治版圖。隨著秦漢政權在巴、蜀和西南夷地區的拓殖，西南地區在文化上也逐漸融入中原文化體系，特別是西南夷的“漢化”，不僅是發生在該地區的一場影響深遠的社會大變動，也對秦漢帝國的擴大與鞏固產生了重要影響，由此奠定了我國兩千多年以來的西南疆域的政治版圖。鐵器的生產與使用是推動巴、蜀及“西南夷”融入中原文化體系的根本動力，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是本項課題的重點之一，也是西南考古、戰國秦漢考古的重要內容之一。

4．西南地區古代文明與中華“多元一體” 文明：西南地區商周迄春秋戰國時期一直是獨立於中原以外的文明體或國家。商周時期，青銅的生產與使用促進了巴、蜀、滇、夜郎等早期文明形成與發展﹔戰國秦漢時期，西南地區的鐵器生產與廣泛使用推動西南社會融入中原文化系統，並最終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南地區文明形成與發展之路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途徑之一，是豐富和構建中華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比較研究中原地區周邊東、南、西、北諸“蠻夷”地區的社會發展，探討西南地區早期文明與社會發展的特點以及構建中華“多元一體”文明體系的歷史地位。

（二）總體研究框架和子課題構成

本項課題研究可分為系統調查、分類研究、綜合研究三個層面，即“一個基礎、兩個關鍵、三個層次、四大版塊、四大重點” 構成。這是根據西南地區冶金遺存的分布特點、冶金考古研究現狀、西南考古以及中國“多元一體”文明體系構建與完善等重大學術問題綜合加以考慮而設計的。

考古學研究的對象是遺跡、遺物所組成的實物資料，而實物資料隻有通過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才能獲取，因此，田野考古調查與發掘是本項研究的基礎，即所謂的“一個基礎”﹔西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擁有銅、鐵、鋅、鉛、汞、黃金、銀等豐富的金屬種類，而銅、鐵的生產與使用是促進西南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 其中作為合金的青銅器生產往往又包含了錫、鉛以及汞、黃金、銀等有色金屬。所以銅、鐵金屬是本項課題的兩類重點研究對象，即所謂的“兩個關鍵”﹔按照不同區域、不同時代開展冶金遺址以及傳統冶煉工藝的調查，這是本項目第一層面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基礎。對田野調查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和採選標本的分析檢測，是本項目第二層面的工作。在第一、二層面的基礎上，分別開展青銅生產使用與西南早期文明、鐵器生產使用與戰國秦漢時期西南社會的綜合研究，是本項目第三層面的工作。由調查與發掘、分類研究、綜合研究的三級構成層層遞進的“三個層次”關系﹔西南地區地域遼闊，冶金遺址的考古調查工作需考慮分區進行。 根據冶金遺存的特點和與考古學文化的對應關系，擬以巴、蜀、滇、夜郎四個大的地域版塊為主開展調查工作，此即所謂的“四大版塊”。在“一個基礎，兩個關鍵，三個層次，四大版塊”的基本框架下，突出特色，凝煉重點，形成本項目的四個子課題，即“ 四大重點”。

1．西南地區先秦兩漢冶金遺址調查：擬在全面整理分析西南地區冶金文獻的基礎上，分不同地區，不同金屬種類選擇典型區域、典型遺址開展系統的調查與試掘、發掘。

2．西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的冶金技術：擬根據子課題一工作過程中出土的相關實物材料和西南地區墓葬、遺址出土的金屬器，從中選取不同冶煉技術與工藝的標本開展科技分析檢測，旨在厘清西南地區冶金技術形成與發展及其歷史背景。

3．西南地區青銅生產使用與西南地區的早期文明：旨在通過西南地區朱砂（汞）、銅、錫等冶金手工業的形成與社會發展的互動關系，闡釋西南地區巴、蜀、滇等早期文明的形成過程。

4．西南地區鐵器生產使用與戰國秦漢時期的西南社會：旨在從鐵器冶煉與應用促進西南社會解體及重組的現象，厘清西南社會融入秦漢帝國的歷史進程。

（三）總體思路、研究視角

以考古學為基礎，結合歷史、金屬材料、地礦等相關學科展開的多學科綜合研究。以雲、貴、川、渝、藏和桂北地區為空間范圍，涉及相鄰的東南亞、南亞地區，時間約當中原地區的夏商周至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以巴、蜀、滇、夜郎、句町、昆明、靡莫、巂等民族或早期國家為主要研究對象。

總體思路：通過冶金遺跡、遺物以及墓葬、遺址出土的金屬器，考察西南地區冶金技術及其與域外冶金文化的關系。以“技術、產業、文明、社會”要素及其互動，重點考察冶金手工業促進區域內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厘清西南地區早期文明的形成和西南社會融入秦漢帝國的歷史發展過程。

研究視角：從西南地區銅、鐵以及有色金屬的生產與使用促進社會發展的視角，考察西南地區早期文明的形成和融入中原文化體系的歷史進程。

（四）具體研究方法、研究手段

利用歷史文獻、考古發現、冶金科技分析等資料開展的冶金考古綜合研究，最終目的是復原金屬生產使用促進西南地區社會發展的歷史。

（1）冶金考古文獻和傳統冶煉工藝的收集與整理

全面梳理《史記》、《漢書》、《水經注》、《華陽國志》、《四川通志》等古代文獻以及西南地區的地方志、民族志中有關銅、鐵及有色金屬礦藏資源分布和冶煉技術的記載，同時收集整理有助於復原古代冶煉技術與工藝的土法冶煉資料。

（2）冶金遺址普查

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根據全國第二、三次文物普查以及考古發現的冶金遺址信息，全面掌握冶金遺址分布、時代和文化內涵，確認不同區域、不同文化、不時代的重點遺址。冶金遺址的普查、重點區域和重點遺址的確認，以及下一階段開展的重點區域、重點遺址調查發掘都需要西南地區各省區市文博考古機構的支持與協作。

（3）典型區域、典型遺址調查

調查工作“點”、“面”相結合，做解剖麻雀式的冶金手工業考古的個案研究。考察鐵器的生產設施、生產技術與工藝、生產管理制度、產品流通和應用、生產者與生產經營方式、產業布局和產業結構等問題，最終全面認識冶金手工業促進區域內社會發展。

（4）多學科交叉復原冶金技術

此項研究的關鍵是打破冶金科技分析與傳統田野考古學之間的隔離，在田野工作期間即建立起課題組成員之間的交叉協同機制，科技分析的學者深入現場取樣的同時，了解標本出土背景及時空關系，以保存証能全面提取反映冶金手工業產業鏈的各類實物標本。

三、隊伍構成與分工

首席專家：李映福

子課題專家：白雲翔、施勁鬆、陳建立、李映福

課題組建了包括西南考古、秦漢考古、冶金科技考古等方向的 4 名學者領銜，近 20 名子課題骨干成員參與，西南各省、區、市相關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力協作的研究團隊，並形成了結合自身研究特長的分工協作機制。

課題研究團隊，近年來在西南地區開展了一系列的冶金手工業考古工作，特別是利用海外研修和主持中日合作冶鐵考古項目的機會，全面掌握了冶金手工業遺址的調查與發掘、土法冶煉工藝調查、冶金實驗考古等必備的理論、技術與方法，為本項目的深入開展積累了經驗。

項目負責單位的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擁有國家級考古學實驗中心，其中的冶金考古實驗室擁有配套的成分分析、金相顯微鏡以及文物保護與修復等設備。此外，子課題負責人陳建立教授所在的北京大學文博學院、課題骨干成員楊小剛研究員所在的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楊盛副研究員所在的成都博物院均擁有設施設備完善的科技考古中心﹔《西南地區先秦兩漢時期的冶金技術》子課題組成員也具有操作相關設備和分析解讀數據的能力，可以充分滿足本課題研究的需要。

四川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本項目的直接參與單位﹔為順利開展本項目的調查和發掘工作，本項目依托所在單位分別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廣西自治區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區文物研究所簽訂了合作協議，且上述單位的負責人或科研人員也以課題組骨干成員的方式參與本項課題研究，為調查發掘的順利實施提供保障。

四、創新與難點

創新點：第一、整合“冶金手工業考古”與“冶金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手段，打破冶金技術史研究與考古學文化研究的隔離，建立“考古調查 →考古發掘 → 科技分析 →考古學文化研究 →金屬文物保護 → 冶金文化遺產利用”的冶金考古學模式，將冶金手工業考古、冶金科技考古、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相結合，極大地拓展了冶金考古研究的內涵。

第二、西南地區地域遼闊，通過冶金遺址調查發掘獲取的實物資料，揭示西南地區銅、鐵及有色金屬冶煉遺存的特點，探討西南地區冶金技術多樣性及其來源。

第三、以先進生產力促進社會變化為理論基礎，根據青銅生產與使用的考古發現，從物質文化的視野考察西南地區巴、蜀、滇、夜郎、昆明、靡莫、巂、句町等早期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進程，探討我國歷史上非中原區系早期文明的形成途徑和早期文明的形態。

第四、通過鐵器的冶煉與鐵器在西南地區推廣普及的考古發現，分析秦漢政權在西南地區的拓殖以及西南夷社會分化、瓦解、重組的歷史進程和融入漢文化圈的物質文化表現，進而闡述西南社會變遷在奠定我國基本疆域版圖和秦漢帝國擴大與鞏固過程中的歷史地位。

難點：冶金遺址的調查與發掘是支撐綜合研究的重要基礎，是本項課題的重點之一，亦是難點之一。西南地區冶金遺址數量多，空間分布廣。由於時間和經費有限，區域調查難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冶金技術與工藝研究亦是本項目的重點，也是四個子課題之一，西南地區出土先秦兩漢時期的銅器、鐵器數以萬計，但出土器物的時代、區域不平衡，加之受樣品質量等因素的制約，所選標本以及分析檢測工作的覆蓋面難免有一定局限，難以保証不同區域、不同冶煉技術類型的數據都能均衡﹔重點之三是金屬器生產與使用推動西南社會發展的研究，其難點在於對金屬器生產與使用推動社會發展的觀察方法不完善，容易出現“兩張皮”的現象。

附錄二 開題報告會評議專家發言記錄

白雲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我認為這個課題選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已有的工作基礎與前期成果表明研究團隊具有較好的執行力，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延伸。為此，我有以下幾點意見：

一、在項目開展過程中應緊緊圍繞“技術、產業、文明、社會”這一核心思路，我們不是單純的技術研究、也不是單純的考古調查，圍繞核心思路工作才能整體推進項目進展，並且在理論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二、任何一個課題的研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類似的階段性研究應不斷總結研究成果，在已有基礎上提出新的觀點和看法，為進一步開展工作積累成果。

三、希望這個課題的研究能在全國范圍內起到示范作用，課題組成員應把握區域性研究的方法，推廣方法與思路，兼顧區域視角與全局視野研究文化變遷。對於現在所謂的“邊遠地區”，研究視角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視角是“站在西南看西南”，過去在中原中心論的影響下，研究者往往以中原地區為中心開展研究，但在研究區域文化的過程中，首先應做到“站在當地看當地”，觀察其社會發展、文化變遷﹔另一個視角是需要“站在中原看西南”的文化發展，西南地區青銅文化的發生、發展與西北地區具有很重要的聯系，這一地區發現的鐵器也受到中原地區的強烈影響，將兩個視角結合就會有新的研究視野。

四、課題的設計思路與研究方法較好，提出以點為基礎，通過梳理文獻資料、田野考古調查、傳統工藝技術調查、文化遺產保護等方法與手段展開研究，多手段多角度的研究設計可以體現出課題專家團隊的銳意創新意識。我希望項目能夠順利、扎實的向前推進。

施勁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先秦時期西南地區出現了比較發達的青銅文明，除了區域性獨具特色的文明以外，還形成了一些比較重要的區域中心，比如在成都平原和滇池地區，都出現了青銅文明的中心，有些區域甚至還形成了復雜社會或者早期的國家。除了這些比較發達的區域性中心以外，在其他地區例如峽江地區、川西高原、雲南西部、貴州西部地區也都出現了各具特色的青銅文化。這些青銅文化的發達程度不一樣，文化面貌也不盡相同。形成這種文化差異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有對外交流的因素、環境的因素等等。然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青銅器的生產和使用對這些社會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就子課題而言，我想或許要著重考慮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通過研究青銅器的生產和使用來更深入地了解西南地區各區域的文化和社會，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揭示在不同的文化、區域中青銅器的生產使用、功用和意義等問題。

青銅時代的研究比較復雜，遇到的問題可能比秦漢時期稍多。西南地區在先秦時期屬於中原以外的地區，有一定的獨立性。而且西南地區並不是一個整體，從時代、地域、文化面貌來看，各個區域文化各具特色。因此，青銅器在各個區域文化中的作用和意義可能也是不一樣的。例如在成都平原，早期的青銅器可能是由社會上層集體擁有的，主要服務於宗教、信仰等，具體來說就是用於一些祭祀活動﹔而晚期很可能就發生了變化，大量墓葬裡出土青銅器。和早期不同，成都平原晚期對青銅器的使用更接近於中原地區，其含義也可能更接近於中原文化。而滇池地區又和成都平原不同，根據目前發現的青銅器來看，多數為實用器，用於生產、戰爭、甚至用於表現當時社會生活的場景。再看其他地區，例如在川西高原、峽江地區，沒有形成一個區域性中心，但是它們的青銅器也很重要，因為這兩個地區是文化通道。川西高原更多的是與北方地區的交流，所以這一地區的青銅制品反映出西南地區和北方地區交流的一些特征﹔峽江地區的青銅器則更多反映了西南地區和長江下游甚至間接地和中原地區的交流。所以不同地區的青銅器，它的文化面貌、特點、使用方式、含義都可能不一樣。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認為課題在研究中需要做一些個案分析，分析不同的文化、區域、甚至時代。通過個案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各地區的青銅文化的面貌、特點、社會等，同時也更深入了解不同的文化、傳統中青銅器的作用。但在個案研究之后仍然需要綜合起來看整個西南的情況，甚至於放到更大的背景裡，放到整個古代中國的大視野下，從金屬器的生產使用這個角度展開研究，以此加深我們對古代文明中冶金業的理解。

陳建立（北京大學文博學院 教授）：

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的冶金考古研究需將冶金技術納入文明進程的研究中，思考如何從技術的角度來記錄文明和文明之間的關系。根據已有的工作經驗來看，從實驗室的角度去做工作是最基本的層次。成分的分析和工藝的研究所能揭示的信息是有限的，我們需要更進一步考慮這些技術背后所反映的技術、文化交流等信息。

通過這幾年的工作我們逐漸意識到，冶金考古需要盡量從田野第一現場開始，而不是像以前等待田野發掘之后才參與。從事冶金考古的人員需要從基礎開始共同參與田野調查發掘、取樣檢測、分析檢測結果等，同時還需要考慮如何設計調查方法、怎樣採集樣品、怎樣設計檢測方案等。

盡管現在檢測分析能夠提供很多數據作為參考，但如何結合考古的証據給出一個更加合理的解釋，還是需要檢測分析的人員和考古工作者一起好好的討論。目前，西南地區關於銅礦資源的研究比較缺乏，冶鐵遺址相對而言比較充分，我們的課題可以把銅礦資源的使用作為一個重點。

我們在做田野調查的時候需要引入鉛銅比值分析、微量元素分析等來探討器物的產地。該課題的設計中，將銅、鐵作是兩個重要的研究方向，但有新線索也可以擴展，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將鋅及其他有色金屬列入研究計劃中來。另外先秦兩漢的金銀技術也可以從技術角度再來做工作，整合材料將闡釋這一時期金屬的使用、發展進程，同時討論西南地區與中原地區、西北地區、東南亞等區域的關系。另外，在課題開展過程中要多加宣傳，加強對材料的利用。

霍巍（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教授）：

課題在實際開展中要圍繞中心、重點突破，陳建立教授談及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對青銅器成分、鐵器成分的分析，但是在解讀數據、不同區域所反映的社會文化的認知中，都還存在一些問題，因此考古調查中就需要足夠的問題意識。西南青銅時代發生的先后不同，青銅器來源、渠道也有不同，掌握技術、資源的人群也會隨之發生變動，例如成都平原和川西北高原就有所差異，研究川西北高原時就要考慮與草原青銅文化的關系，而峽江地區則需要與楚地、乃至中原文化鏈接起來。因此課題調查中如何選點，搭建重大課題重要框架就顯得尤為重要，同時還要兼顧前人已有研究進行對比。

實際上還應注意三個方面：冶金技術與西南地區的族群關系、西南與中原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西南與南亞、東南亞的技術交流，新的考古發現在不斷彌補研究的空白，希望項目組成員能夠保持對相關問題的持續關注。

在具體實施中，希望項目組能夠分階段實施，有所重點。調查階段田野資料需要全面匯集，分析階段需要對資料進行全面的實驗室檢測分析，預期成果的第三、第四可以合並為《西南地區冶金手工業與西南社會的演進》，這樣可以形成宏觀微觀相結合的全新研究視角，站在應有的學術高度，更能彰顯金屬對西南社會的影響。

同時，也希望課題組在研究過程中，注重團隊建設與合作，形成一支通力協作的科研團隊。

鄒后曦（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以往合作中開展過關於冶鋅、冶鐵的工作，加深了對項目的總體認識，課題開展具有十足的必要性。西南地區的考古學研究具有幾個重要而又獨特因素。首先，自然環境決定民族和文化的多樣性﹔其次，金屬資源直接影響生業，礦源的發現用於直接的生產生活、與外界的溝通，既是古代人類生存的基礎，也是解開西南地區古代社會生活的一把重要的鑰匙﹔最后，現階段開展調查具有合適的時機，因為在認識上有了高度，在理論上有了支撐，而且有新的技術融入研究，課題深入恰逢其時。

課題的深入補充能夠傳統考古學從單一方面的研究，前期基礎工作開展扎實，比如成都平原冶鐵遺址、重慶礦冶遺址的調查。就拿重慶來說，作為課題工作的重點之一，重慶手工業考古論壇有助於階段性的梳理，另外，成都、廣西、雲貴地區開展的基礎工作也是相當扎實的。項目涉及的合作單位中重慶會盡力協助，在區域工作開展的支持。

我認為通過這次會議應聽取規劃辦建議，在實際開展工作中工作量會相當大，項目開展時間、資金等方面應適時進行調整，最終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考古調查、冶金技術兩類，同時也應該整合多方面的研究成果。

王毅（成都博物院院長、研究員）：

我認為該課題目前已有較為扎實的前期基礎工作。西南地區冶金遺存的相關研究工作剛剛起步，此前尚未開展全方位的系統工作，這個課題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特別是在目前構建“一路一帶”思考體系下，文化的影響力超乎想象。冶金遺存的調查，足矣証明中華文化向周邊的影響和輻射作用。西南地區也獨特之處，在其自身文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吸收先進文化，隨著人群的遷徙，文化面貌呈現不斷變化發展的特點，比如器物造型、冶煉技術的變化和再造等，不斷延續遠古文明。4000年前長江上游地區就已經融入了中華文化的總體體系。東西通道到達甘青地區，作為中轉地區既有中原文化影響，又具有自己的特點。先秦兩漢時期，更是具有中華文化深刻的烙印，在整個西南地區范圍內體現出強大的中華文化影響力。近年來在東南亞國際考古合作開展中通過與越南學者的交流，我們發現研究者們均看重戰國兩漢期間中國對東南亞半島北部的影響。

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我們一定會有新的線索証明中國文化向南拓展對東南亞的漸次影響，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一路一帶”的延伸，已有線索表明巴蜀一帶的古老文明是向南延伸的。中華文化向周邊傳播是大趨勢，但西南地區又有很強的區域特色，金屬的引入對西南地區的影響是很巨大的。我認為課題組成員應當不斷開闊視野，擴展研究思路。

先秦兩漢時期冶金遺址的調查與研究中，金屬的引入對社會生產、發展具有強大的推動力，該課題具有強大的衍生力。此外，這個課題的優點還體現在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對材料進行分析，幫助獲取更多的信息，因此我對課題的開展充滿信心。

江章華（成都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

該項目選題很好，內容設計比較完善。項目內容設計包括社會、技術、文化等多個層面，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在實際開展中要注意資料的搜集和解讀，這類階段性研究中遇到的材料和問題未必能夠很快解決，需要長期地對這些問題保持關注。就資料來源而言，某些方面資料較多而某些方面資料可能相對較少，在獲取資料和解讀資料方面存在一定困難。資料解讀方面也有可能會出現一些誤差，比如產品的制作、流通，涉及文化屬性、生產流通的研究等。其次，資源利用、開發與自然環境山川地理等方面都有相互影響，都會存在有解讀困難的情況。

該課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學術意義，現階段理論基礎和實驗室技術都比較完備，也有一定的基礎工作成果，課題開展有好的基礎。我認為在實際開展中要積極進行多地區合作，課題的工作量比較大，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注意調整工作進度，同時應注重資料的搜集和解讀，長期關注相關研究動態。

趙德雲（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副教授）：

礦冶活動是理解古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之前我在涼山調查的時候，在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零星發現大量的漢代青銅器。為什麼這些偏遠的地區有這麼多青銅器，實際上就是因為附近有礦。這些地區出現如此眾多的漢代人群，與礦冶活動也是密切相關的。所以我認為從這個角度來認識西南地區古代文化，是可以有很多切入點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課題，當然實際操作起來也有很多難點，比如資料的解讀就可能存在很大的困難。以搜集資料為例，一條文獻是否於礦冶活動有關，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所以存在很多具體的問題，需要有統一的衡量標准。

我建議下一步要加強基礎資料的搜集和梳理，包括考古的資料、歷史文獻的資料以及科技檢測分析的數據，分別進行搜集和梳理，這是課題開展下去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將來能夠整合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基礎。另外還要進一步明確分工，不斷思考怎樣更好地把課題開展下去。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