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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受到沿線各國的廣泛歡迎，國內各相關省區市也積極參與其中。“一帶一路”倡議的生命力源於國內外適宜的環境、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傳統之根，以及業已形成的以沿帶順路交通信息網絡為通道的資源、物流、信息及觀念交流與合作的動態平衡養分。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高度契合國內外發展訴求。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因文化、地理、風俗、政治等多種原因，歷代封建統治者長期面對經濟發達地區與邊疆地區發展滯后的問題，並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何解決好這一問題，關系到邊疆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將加快內陸西部諸省區市經濟發展的步伐，在未來，西部地區將轉變為我國開放的前沿陣地。從全球化角度來看，當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與身處全球化體系中的其他國家在資源、環境、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結成互聯互通的關系密不可分。“一帶一路”倡議就是中國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與沿線國家在“親誠惠容”外交前提下結成的共同發展戰略。從目前“一帶一路”戰略在國內外實施效果看，其成長潛力巨大。
歷史傳統是支撐“一帶一路”倡議的強大文化軟實力。這個傳統就是由綠洲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組成的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興起的海上絲綢之路。從公元初年到中古時期，以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為中心的西方，已經認識到歐洲和中國、印度在絲綢、香料等方面的貿易價值。此后，通過馬可·波羅、魯柏魯克、鄂多立克等人的游記、著述，西方世界進一步了解了絲綢之路和東方。波斯、阿拉伯世界在很多個世紀利用這條貿易之路進行著東西方之間絲綢、瓷器、香料、藥材、珠寶和金銀器等的商業貿易。中國通過綠洲絲綢之路進行的東西方聯系，也絕不僅僅始於被譽為“鑿空”的張騫通西域時期。在出土的戰國古墓中發現的玉石器物出自昆侖的事實，已經証實早在先秦時期就存在這樣一條溝通東西方文明的地理通道。
草原絲綢之路則往往選擇河流、淡水湖泊、泉水、古井存在的地方，且與長城伴行，自開通以來暢通無阻，是北方少數民族與西域各民族貿易合作的通道。中世紀以后，即便是歐洲基督教世界與阿拉伯伊斯蘭國家兩大文明之間相互角力，以及蒙古帝國的崛起與擴張，都不能忽視絲綢之路在連接西方、阿拉伯和中國文明所起的作用。如在蒙古帝國諸位大汗的倡導下，陸上絲綢之路再次運行。此路“北穿南俄，南貫伊朗，其中有一條從中亞細亞沿天山北麓直通蒙古和林，再從那裡通到大都（北京）。另一條從西伯利亞南部沿薩彥嶺北麓直通和林和大都。當然還有從中原經河西走廊直通中亞的傳統商道。”著名史學家巴托爾德評論道：“蒙古帝國把遠東和近東的文明國家置於一個民族、一個王朝的統治之下，這就不能不促進貿易和文化珍品的交流，中亞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得到了空前繼后的發展。”
明清以來，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逐漸超越陸上絲綢之路，在亞非歐的經濟、文化、政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在東非許多國家考古發現的中國瓷器殘片中可以得到証實。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中國古代社會立足於世界之林的表現，也是洲際、國家之間資源共享、商品交流的通道。可見，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是立足於歷史傳統的古代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這是“一帶一路”戰略成長的深厚歷史與文化根基。
沿線國家之間及其各國內部已經具備的鐵路、公路、航空、信息網絡並由此形成的資源、物流、信息、觀念的交流與合作，是“一帶一路”倡議保持強大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一帶一路”倡議的出爐與初步實施，源於倡議提出前的戰略預判和充分的國情調查研究。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絲綢之路橫跨亞歐大陸，綿延7000多公裡，途經多個國家，總人口近30億”，“經濟帶發展需要依托一定的交通運輸干線，並以其為發展軸，以軸上經濟發達的一個和幾個大城市作為核心，發揮經濟集聚和輻射功能，聯結帶動周圍不同等級規模城市的經濟發展，由此形成點狀密集、面狀輻射、線狀延伸的生產、貿易、流通一體化的帶狀經濟區域”。在范圍方面，國內部分涉及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西北五省區，以及重慶、四川、雲南、廣西等西南四省區市﹔國外部分涉及上海合作組織內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5個成員國，蒙古國、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等5個觀察員國，白俄羅斯、土耳其、斯裡蘭卡等3個對話伙伴國。這一倡議涉及的主要內容，包括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和民心相通。具體措施包括開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打破地區經濟發展瓶頸以實現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推進金融領域合作、成立能源俱樂部和建立糧食合作機制。在線路方面，“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有三條路線，即在空間走向上初步形成以歐亞大陸橋為主的北線、以石油天然氣管道為主的中線、以跨國公路為主的南線。”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同樣如此。
可見，“一帶一路”倡議國內部分已經具備了由公路、鐵路、航空、電子信息組成的交流網絡，這些實體與電子網絡將國內不同地區的資源、商品、信息及其觀念連成一體，形成互通有無、互相支持的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網絡，同時也造就了凝聚力更加強大的命運共同體。由此，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內部分便具備了“走出去”的實力和勇氣。在國外部分，中國政府通過“親誠惠容”的外交政策，深化了與中亞、阿拉伯國家友好關系，幫助非洲國家消除貧困與疾病問題，逐步樹立中國在諸多國際事務中的和平形象。因此，當我國提出並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時，得到沿帶順路大多數國家的認同和響應。目前合作建立交通線、開發資源、技術合作和文化交流已紛紛展開，這表明“一帶一路”倡議已形成的動態平衡與良性循環沿帶順路體系，是其持續與發展的強大生命力。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古絲綢之路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民族關系比較研究”負責人、蘭州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