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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敦煌殘卷綴合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一帶一路”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資深教授
20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古代寫本文獻的重大發現，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震動了整個世界。這次發現的文獻數量之多、價值之高、影響之大，都是空前的。其中既有大批漢文文獻，也有不少粟特文、突厥文、梵文、於闐文、吐蕃文、回鶻文、希伯來文等少數民族和外語文獻，它們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遺存。
然而不幸的是，發現藏經洞的王道士對此缺乏認知，他翻檢洞內的藏品后不免有些失望。后來英國的、法國的、俄羅斯的、日本的探險家們紛至沓來，他們利用王道士的愚昧和無知，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盜寶慘劇。待到清政府的官員們得知消息，電令甘肅省將所剩藏品運至北京時，已是名副其實的劫余之物了。即便是這些劫余之物，由於當時在清學部供職的李盛鐸等人監守自盜，攫取菁華后又把部分寫本截為數段以充數，又人為導致一些寫本的割裂。於是，珍貴的敦煌文獻被分散、撕裂了，一個個原本完整或相對完整的寫卷，碎裂成了兩件、三件，乃至十多件，身首異處，四分五裂。國寶之殤，令人扼腕！正如敦煌學前輩姜亮夫先生所說：“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而所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於巴黎、或存倫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而此事至難，欲成不易。”這種“骨肉分離”的情況，不但不利於寫卷的整理與研究，也嚴重干擾了殘卷的正確定名和斷代。姜先生說：“卷子為數在幾萬卷，很多是原由一卷分裂成數卷的，離之則兩傷，合之則兩利，所以非合不可。”正因如此，敦煌殘卷的綴合成為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成敗利鈍之所關”的基礎工作之一。
例証之一，是晚唐詩人韋庄的《秦婦吟》。《秦婦吟》是反映黃巢農民起義的長篇敘事詩，全詩238句，1666字，是現存唐詩中的第一巨制。韋庄因此詩名聲大噪，人稱“《秦婦吟》秀才”。但不知何故，這首傳誦一時的名篇后來竟突然失傳了。幸運的是，敦煌文獻中發現了該詩的十多個抄本，隻可惜大多殘缺不全。筆者早年作《敦煌寫本〈秦婦吟〉匯校》，當時所見《秦婦吟》寫本僅九號，文中說“另據李盛鐸《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中有《秦婦吟》一卷，后已售與日本”，惜未見之。現在李盛鐸舊藏已隨著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所藏敦煌寫本《敦煌秘笈》的出版而全部公諸於世，其中第1冊羽57R正是拙文未見的李盛鐸舊藏《秦婦吟》殘卷。更讓人驚喜的是，此號可與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寫本S.692號直接綴合，銜接處原本分屬二號的“十二官街煙烘烔”句的“烔”字、“陰雲暈氣若重圍”句的“暈氣若”三字、“紫氣潛隨帝座移”句的“氣”字皆得復合為一，而成完璧。二號綴合后，全詩首尾題全具，成為該詩繼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P.3381號后又一個完整的卷子，具有很高的文字校勘價值。如詩中“有時馬上見良人”句“見”字P.3381號脫，而該卷有﹔又“問翁本是何鄉曲”句的“曲”字P.3381號誤作“典”，而該卷不誤，等等，佳勝之處，往往而遇。
例証之二，是《孟姜女變文》。孟姜女哭長城的傳說是我國古代影響最為廣泛的民間故事之一。敦煌文獻中的《孟姜女變文》也是演繹這一故事的通俗文學作品，可惜多為殘卷斷片。其中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P.5019號殘片，正面存殘文13行，筆者和黃征合著《敦煌變文校注》已據縮微膠卷收錄﹔背面為圖畫，《敦煌變文校注》擬題“孟姜女變相”（“變相”是有故事情節的組畫，“變文”是“變相”的文字說明）。但由於“原卷卷面甚暗”，《敦煌變文校注》的錄文支離破碎，幾乎難以卒讀。后來人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藏品中發現了兩個新的殘片：BD11731號、Дх.11018號，而且這兩個殘片與P.5019號可以完全綴合，綴合后如附圖所示，不但寫卷正面銜接處原本分裂的文字合二為一，背面原本撕裂的關口、山峰、河流也都得以接續為一（Дх.11018號變相山峰下河流的左側尖頂撕裂在BD11731號背）。此三號綴合后，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此卷正面部分應從左向右讀，其順序依次為Дх.11018號、BD11731號、P.5019號，為《孟姜女變文》32行，所寫依次為夫妻話別、丈夫服役、客死他鄉的場景﹔背面部分則為《孟姜女變相》，有殘缺的山峰、彎曲的河流、關口的城牆、負重的民工、描寫的正是筑長城的情景。原卷圖文結合，保存了變文類講唱文學作品的典型范式。
根據傳世文獻的零星記載和敦煌變文寫本的表述，以前我們隱約知道“變文”原本應該是“並圖”一起出現的，但由於具體文本的缺失，“變文”的含義、“變文”與“變相”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若明若暗，眾說紛紜。上揭三號殘片的成功綴合，不僅僅是恢復了一個初步可讀的變文文本，而且使我們得以走進古代變文作者中間，重構變文講唱的場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敦煌變文校注》僅憑P.5019號一個“卷面甚暗”的殘片，又誤按豎排從右向左的慣例來錄文，無怪乎文義之支離難通了。
諸如此類，敦煌文獻中被撕裂的殘卷達5000號左右。通過類聚綴合，人們在分裂的殘卷斷片之間架起了一座座橋梁，破碎的文句、撕裂的絲路文明被重新連結在一起。人世間的骨肉團聚讓人欣喜動容﹔當原本撕裂的敦煌碎片殘卷經過拼接最終在我們筆下“團圓”的時候，同樣讓人激動不已。李學勤先生在談到甲骨文殘片的綴合時，曾說：“甲骨文的綴合完全是創造性的，就好像是真理在你手中逐漸展現出來，真是其樂無窮。”我們對敦煌殘卷的綴合，也完全可作如是觀。
